【素材】《最后一次讲演》西南联大的传奇故事备课资料(部编)

《最后一次讲演》

西南联大的传奇故事

自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教育史掀开了惊心动魄的一页。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撤出的一千六百多名师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长沙，在拼凑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继续他们的学业；可仅仅三个月，眼看长沙不保，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又克服无数困难，带领学生辗转来到昆明。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他们咬紧牙关，养育人才，创造了伟大的奇迹。《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一书向人们展现了这段非凡的史实，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名人辈出功绩卓著

联大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名师辈出的大学，不仅有不同西学背景的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更是聚集了北方三校中国人文历史和自然科学的一大批著名教授和当代精英，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和频繁交流的学术群体，让大师级别的人物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不同领域内思想和学术上最具权威的交流与切磋，并焕发出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思想凝合力，尤其是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教授之间从无揶揄之意，皆虚心接受。

这些三校精英来自当时国内一流的教学研究领域，学术造诣很深，知识面很广，还有一批刚学成归国的青年教授，他们中的多数在国外师从一流大师，在科学前沿从事专职研究：如闻一多、张奚若、陈寅恪、罗庸、潘光旦、吴大猷、钱穆、罗常培、吴晗、华罗庚、冯友兰、陈序经、杨石先、黄钰生、周培源、陈省身、费孝通、钱钟书等。在他们带领指引下，培养出了蜚声国内外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以及党政领导干部：如邓稼先、彭珮云、王汉斌、汪曾祺、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在联大学习过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2人：杨振宁（物理系）、李政道（物理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１人：黄昆（物理系）；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人：屠守锷（航空系）、郭永怀（物理系研究生）、陈芳允（物理系）、王希季（机械系）、朱光亚（物理系）、邓稼先（物理系）。据统计，8年中曾在联大就读学子共8千多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各门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那个时代我国科技、文化、教育的最不可少的中坚力量。

联大名人辈出、弦歌不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扬并光大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传统，在山河破碎、国家遭难的紧要关头，广大师生始终有一种不甘沦亡的坚韧精

神。他们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宏愿，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深信胜利后国家重建，急需一大批人才，因而教师教书不忘国难，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大家都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形成了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优良学风。另外一点，联大学生的基础课统一由名教授亲自讲授，这就完成了知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互动传承，再辅以一定量的名师讲座和学生之间的辩论温习，言传身教，自然学术精专。那时的联大校园，无处不见学子们孜孜以求，刻苦攻读的身影，遇到名教授上课，教室内外挤满学生，好多人只能站着记笔记。

闻一多步行入滇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

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

初春阴雨绵绵，二百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桃林间飘忽。学生们不由问道："闻先生，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记》，是不是就是这里？"闻一多莞尔一笑："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不一定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不过，在陶渊明时代，这里已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在这二百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这年闻一多刚好四十岁。他的经历，在他那个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

"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湘西是土匪出没之地，团长黄师岳为此着实焦虑过一阵。他一个劲儿往前冲，然而学生究竟和当兵的不同，怎么也跟不上；跟在后头的那些教授们，则照样有人在踱方步，他们根本没把土匪当回事。其实，沈从文按张治中的布置，事先已经和湘西的各方势力打过招呼。土匪们听说是从敌后逃难来的穷学生，才没有为难他们。沈从文一直把队伍送到湘黔交界的晃县，这才回沅陵去了。过了湘西，队伍开始稀拉下来，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一般每天下午五点以后，他们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九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而每天最后一个到的总是曾昭抡。这位曾国藩的后人，后来成为和闻一多一样的民主战士，并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然而对旅行团的二百多名师生来说，赶路并不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全部内容，而是被当作一个教学任务。到达昆明以后，学生每人要写出千字以上的调查报告。在行军两个月期间，中文系学生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三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师生们沿途还收集了二百多首民歌民谣。这种跨学科的社会实习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就在这二百多名穿着草鞋走中国的学子当中，就有后来著名的量子化学专家唐敖庆和航天工业的巨匠屠守锷等人。

梁思成设计茅草房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师生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云南省会昆明。六天以后，汇集了三校师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联大校长。

到昆明后，没有校舍，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在战争中十之七八受损，要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至少要添置到原先规模的50％以上；还有教师的工资，学生的伙食补助等，全都未有着落。梅贻琦估计战争结束后学校即可很快复员，便将有限的财力，主要用于添置图书设备和实验器材，在校舍方面则省而又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