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递村落形态空间结构解析.kdh

宗法制度的社会组织形态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徽州传统村落布局的重要因素①，最直接的体现是：村落中形成的以祠堂为中心的空间节点（图1）。

然而，其分析主要解释了村落的局部布局特点，缺乏对整体空间形态特征的把握。

就村落的整体空间组织而言，其自下而上的建设过程所形成的不规则街巷网络是否具有某些可描述的结构特征？祠堂作为村落重要的局部空间节点，它们是否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如果有的话，它们的分布特点和村落的整体空间形态结构的关系又如何？
把村落的整体空间布局看作是宗族社会结构的直接反映而形成的宗祠为中心、支祠为次中心的多中心等级结构体系，一方面显得过于抽象和简单②（图2），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现实村落中祠堂等公共建筑的分布状态（图３）。

本文以西递为例，应用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理论和方法分析街巷空间的形态特征及祠堂等公共建筑的分布特点，通过寻找村落在功能布局方面的某些规律来确定是否有相应的控制性要素影响其整体空间形态的发展和演变。

1 西递的宗族、祠堂网络与村落建设
1.1 西递宗族
西递胡氏自五世祖胡士良始迁西递以来，至十三世胡仲宽（元至正年间），七代均为单传，人口和村落规模未有较大增长。

胡仲宽育有二子，长
西递村落形态空间结构解析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Xidi Village Form
王 浩 锋
叶 珉
中图分类号 TU-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9X（2008）04-0065-05
摘 要 该文应用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的理论和方法，从村落功能布局的角度分析了西递村落空间形态的结构特征。

分析显示，虽然西递内向布局的空间结构体现了宗族聚居社会的向心性和封闭性，但并未形成与宗族社会结构相对应的多中心、等级结构体系。

伴随着宗族的裂解和分房，村落除了形成以祠堂为中心的局部空间节点，还出现了祠堂和店铺等公共建筑向特定地段聚集的现象，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拥有较好的可达性和可读性的村落空间核心。

关键词 西递 祠堂 村落形态 空间结构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form in Xidi Village from the angle of village function layout with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Space Syntax. Although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inward layout indicated centrality and closed property of linage-based settlement society, it didn’t develop into a multi-centere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corresponding to the clan social structure. With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clan, the village not only formed partial spatial nodes taking ancestral hall as the core, but also appeared such a phenomenon that public architectures were assembling in some certain locations, which grew into a continuous village spatial core with accessibility and readability step by step.
Key Words Xidi Village, Ancestral hall, Village form, Spatial structure
第一作者单位第二作者
邮编电子信箱收稿日期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518060
wanghf.hf@
2007 10 18
Wang Haomfeng
Ye Min
王浩锋，香港大学建筑系博士研究生。

已发表的
文章有：城市扩展中的居住形态发展初探（《华中
建筑》2001年第6期）；基于市场需求的计算机生成
设计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住宅产业（第五届中国住
宅研讨会, 香港, 2005. ）。

子仕亨，次子仕全，各有三子。

到了后来，胡仕全
一派或迁或死，在村中已无后人。

其派祠堂“常春
堂”，原在村中敬爱堂后，俯临后边溪，清嘉庆戊
演年间遭火灾后于道光壬午年重建于大路街三房厅
（辉公祠）之右。

十四世胡仕亨一派除小儿子早死
无后，至明成化时期其长子廷俊娶三房生九子，发
九房，合称“九房头”。

次子廷杰的儿子天赐生四
子，发四房，合称“四家”③④。

“九房”之中，
四、七、八、九或外迁或早已失传，在清道光之后
的各种文字记载中已无任何踪影。

其他几个房份则
又分出来多个更小的房支，其中以长房和六房的分
支为多。

“四家”之中，以胡天赐次子胡荣祖一支
最为发达。

1.2 祠堂网络
在家谱所记载的34幢祠堂之中，可以查证具体
位置的有29幢之多⑤（图3）。

根据它们所对应的房
建筑历史
Architectural History
支等级和修建目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大宗祠
“大宗祠”通常是具有真实或拟制血缘关系的多个同姓村落宗族之间的联宗产物 ⑥。

一个宗族或支派只有多代出过官位显赫的成员才有资格修建“大宗祠”，并且还要得到同宗的其他村落或房派的认可⑦。

西递村口的明经祠就属于此。

对于一个宗族来说，“大宗祠”更多是具有纪念和象征的意义，它们大多位于村子入口处比较显眼的位置，类似的例子还有歙县许村和徽州区唐模的许氏宗祠。

（2）总祠
第二类是宗族大支派的祠堂或村落始迁祖先的祠堂。

它们一般被称为“总祠”。

这样的祠堂在西递有两个，分别是 “敬爱堂”和 “常春堂”。

因“常春堂”一支在村中已无后人，因此“敬爱堂”通常被认为是西递胡氏的总祠。

（3）大支祠
对于从总祠“敬爱堂”分出来的第一级分支祠堂，我们不防称之为“大支祠”。

西递的“九房”之中，目前可查的大支祠有长房厅仁让堂、二房厅元旋堂、三房厅悖典堂（辉公祠）、五房的上五房厅荣礼堂和下五房厅维新堂、以及六房厅存仁堂；“四家” 之中可查的有胡天赐次子胡荣祖的种德堂和三子胡振祖的敦化堂（司城第）。

乾隆年间胡振祖后裔经与“四家”中的其它三家商议，将敦化堂（司城第）易为“四家”之总祠。

因此，在西递的祠堂体系中又多了一个等级。

（4）小支祠
第四类是总祠的第二级及以下分支的祠堂，即大房支衍生出来的更小房支的祠堂，姑且称之为“小支祠”。

此类祠堂在西递以长房最多，具体有中和堂和凝秀堂，其中从中和堂一支又分出来咸元堂、时化公祠、至宝公祠和继述堂（下新厅）。

六房之下有锄经堂，四家之中有追慕堂和追远堂（鸿公厅）。

（5）家祠
规模最小、涉及祭祀面最小的一类祠堂是所谓
图1a 徽州村落的祠堂空间节点 图1b 黟县屏山村舒氏“里屋派”总祠“菩萨厅”及其广场图2 社会和空间呈结构对应关系的多中心、
多层次的村落等级结构模型。

（资料来源：余英，2002）
图3 西递的祠堂网络图
图4 西递村落的生长发展示意图
的“家祠”。

它们通常是一些不足以形成分房的宗族成员为方便自己家庭内部的祖先祭祀所建，其中许多由被祭祀者的故居转变而来。

西递的家祠包括有长房之下中和堂一支的绎思堂、三房之下的贻翼堂和霭如公祠、六房之下的佩芝轩；“四家” 之中有追慕堂之下的迪吉堂、笔啸轩和五魁家祠。

（6）专祠
此外，还有一类被称为“专祠”的 祠堂。

它们多是为了纪念某个宗族姓氏的有特殊德行（如贞节、孝义、学识）的成员所修建的祠堂。

从房派关系上来说，它们并不一定隶属于特定的房支。

西递的专祠有位于村口跑马楼边的七哲祠，及其旁边供奉族内节妇、贞女和孝子牌位的节孝祠。

1.3 村落建设
西递胡氏最早的定居地在今天村东、称为程家里绛上的一片坡地上，最初与程姓杂居，后来程姓陆续迁出。

明中期以后由于经商的盛行，西递进入了人口迅速增长、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繁荣时期。

村落的生长大致有两个发展方向，即早期以敬爱堂为中心、沿前边溪的发展方向和后期以追慕堂为中心、沿大路街的发展方向⑧（图4）。

大约在1573年~1620年间，西递重修了会源桥和古来桥，并在两桥之间沿前边溪造了一批住宅。

胡仕亨后裔在他故居的基址上建造了敬爱堂之后，村落的中心就逐渐从东边转移到两桥之间。

乾隆至道光的100多年间是西递在人口、经济、和村落建设的鼎盛时期，同时期的村落建设以前边溪和大路街之间修建的大片住宅和祠堂最具有代表性，并有少量的、满足当地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店铺和油坊、豆坊之类的小作坊等商业设施分布在直街和前边溪的中段。

至清末，整个村落大致形成了水口以园林和寺庙为主、水口至村口之间以牌坊群为主、村口以大宗祠——刺史牌坊——跑马楼为标志、村落以住宅和祠堂为主体的空间格局。

2 西递的空间结构分析
2.1 西递村落的街道、巷子和建筑
西递是典型的集聚型村落。

整个村落由一系列宽窄不一的街道和巷子组成，分布其间的天井式民居依照轴线的延伸和转折等组合方式比较灵活地形成不规则的街道网络。

在村子的中心地带，特别是有祠堂的街区，住宅和街道的组织相对比较规整，
图5 西递的街巷空间网络图图6 凸状空间（C o n v e x s p a c e）（a）和凹
状空间（C o n c a v e
space）（b）
图7 空间的一维线性（Axiality）和两维凸起程度（Convexity）
图8 聚落的凸状空间图（Convex map）
（上）和轴线图（Axial map）（下）
（资料来源: Hillier & Hanson,
1984）
图9 西递轴线空间结构图（其中粗线部分为村落
10%整体结合度核心（按数值大小自高至低
编号），虚线部分为整体结合度数值低于
总值50%部分的轴线。

）
图10 村落整体与空间核心部分的可理解度
（Intelligibility）
而其它地方则比较自由。

这些形状各异的不规则街
区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有机形态（图5）。

村中的主要街道通常和建筑的主要立面平行，
从村中经过的时候虽然略显蜿蜒但又基本保持连续
的线性伸展。

街道空间的这种特点很可能和当地修
建房屋的传统有关：后盖的房屋需向先建的大致
看齐，即建筑不得堵占道路的延伸走向（视线的延
伸），尤其是在主要道路方向上。

这使得街道在方
向识别上具有相当大的指示作用，一个人很容易沿
着主要的街道一直走下去而很少会被引到次要的巷
子里。

另一方面，由于自发性的建设和不规则宅基
地的制约，住宅和住宅之间很少呈现工整对齐的情
况，形成的外部空间总是在不断的凸凹变化之中，
使得线性的街道（Axiality）似乎是由无数个放大的
“凸形”空间（Convex space，由建筑或自然环境
的边界所限定的内角不大于180。

的多边形空间，如
图6所示）连续叠加而成。

在大多数情况下，建筑
和其围合的外部“凸形”空间相互渗透，有外门直
接开向它们。

行走在西递村中，我们在体验空间的每一个片
段和局部的同时，也不自觉地为街道所引导，试图
去获取对村落空间的整体认识。

正是村落空间多片
屏山 南屏 呈坎 宏村 唐模 西递 瞻淇 渔梁 平均值
210
159 213 188 137 194 209 88 0.763
0.767
0.675 0.768
0.729
0.81 0.777 0.837 0.7717
18
13 18
17
21
13
16村落名称轴线数量
整体结合度 最大深度表1 徽州主要村落的轴线参数值
图11 村落整体结合度与控制度的综合分布图
（粗线部分表示同时拥有最高整体结合度
和控制度的轴线，虚线部分表示同时拥有最低整体结合度和控制度的轴线）
图12 村落空间结构的“社会文化图示”（粗线部分为村落10%整体结合度核心）
段、多角度的不断涌现才使我们产生了连续的“视觉场效应”⑨。

或许，理解建筑和街道、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理解村落形态的关键所在。

2.2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空间句法（Space
Syntax）
本文的空间分析主要应用了空间句法的理论和方法。

空间句法是伦敦大学建筑学院Bill Hillier教授及其同事的研究成果 ⑩。

该理论和方法基于实体环境所特有的内在空间组织逻辑，通过分析组成元素之间的形态构成关系，进而试图揭示表面形式背后的深层空间结构特征。

在其方法背后是一套关于空间形态的理论，该理论假定城市（聚落）的空间组织都受到某种“形态法则”（Morphological laws）的影响，人类社会通过这些形态法则在实体环境中再现两类空间使用者——当地居民（空间的拥有
者）和来访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其行为也会受到空间形态的影响。

空间句法的主要目的是展示空间形态法则如何在各种实体环境中产生不同的空间界面来实现对上述两种社会关系的表述。

根据空间句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前面提到的街道空间特点：一维的线性和两维的凸起程度。

一维的线性描述一个空间和其相邻空间可能形成的轴线延伸程度；两维的凸起程度指的是空间的宽度大小和尺度（图7）。

“凸状”空间之间不受建筑物的视线和步行遮挡所能形成的最长延伸线称为“轴线”。

村落的街巷空间系统可以解析成多个由实体环境边界所限定的“凸状”空间；涵盖村落所有“凸状”空间的最长、且数量最少的轴线之间相互连接，形成轴线图（图8）。

轴线之间的关联通过数学模型由一系列参数加以量化。

为方便起见，这里主要介绍本文应用
的几个参数：“拓扑深度”（Depth）、“控制度”（Control）、“局部结合度”和“整体结合度”（Rn）。

“拓扑深度”表示一个轴线到其它某个轴线所必须经过的轴线数量（即改变方向的次数）。

“控制度”反应一个轴线被选为到达其相邻轴线路径的可能性，数值越大表示轴线对其相邻空间的控制越强。

“局部结合度”考察一个轴线到拓扑半径3或以上的距离之内的其它轴线的相对可达性（本文考察的“局部结合度”的拓扑半径为3，缩写为R 3）。

上述3个参数仅涉及轴线与其邻近空间的关系，因此描述的是局部属性。

“整体结合度”
考察一个轴线到系统中所有其它轴线的相对可达性（即拓扑半径为n，缩写为Rn），描述的是整体属性。

“整体结合度”数值最高的那部分轴线（通常占总数值的10%）构成轴线系统的“结合度核心”（integration core）或“空间核心”。

轴线模型的整体或局部区域的R 3数值和Rn数值之间的关联（线性回归系数r 2，该数值介于0~1之间）被定义为空间网络的“可理解度”（Intelligibility）。

因为“可理解度”可以从较小的拓扑范围预测轴线在较大的拓扑范围内的可达性，因此它表示了从局部空间无意识地感知整体空间的程度。

2.3 用空间句法分析西递空间形态结构
西递轴线图（Axial Map）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缺乏长的轴线（直的街道），也没有轴线直接联系村落的中心和边缘部分，尤其是村落的入口方向（图9）。

较长的道路轴线在结束的时候一般很少直接“撞击”到建筑的立面，多是呈斜的角度从建筑面前“擦”过。

主要道路轴线和建筑之间的这种关系除了使街道具有较强的方向引导作用，还会由于行进中视线和建筑之间夹角的变化而产生连续的透视变化。

整个村落一共由194根轴线组成。

对比我们所调查的其它徽州村落，西递是属于比较大的例子（表1）。

它的平均“整体结合度”（Rn）为0.81。

仔细对照
表1可以发现，尽管这几个村落的规模大小（轴线数量的多少）差别比较明显，但它们的平均“结合
度”（Integration）偏离整组案例的平均值均非常小，显示它们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空间特征11。

由轴线系统所覆盖的“凸形”空间中，建筑和它们的关系是直接的、渗透的，由此所形成的街道——建筑界面是连续且不断变化的。

从主要街道进入住宅并不需要经由次一级的巷子或者死胡同，服务性的辅助入口通常开在和主要街道垂直、相对“安静”的巷子里。

建筑和街道之间的空间界面并未形成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树状等级序列。

即使是在一些祠堂前面的主要广场，我们也很少看到向其开门的是某类特别或单一功能的建筑，更多的是祠堂、店铺和住宅共同构成外部的“凸形”空间而不是为某个建筑所独享。

比较例外的是“大宗祠”，在它前面拥有全村最大的广场，然而该广场周围是牌坊、跑马楼和祠堂等礼仪性建筑，体现出强烈的排它性和象征性。

１４
考察空间整体结构时，轴线系统的“整体结合度”（Rn）数值的分布状况极为有用。

占其总值10%的轴线空间所组成的部分称为“空间核心”（Spatial Core），其形状和所处位置是空间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

西递的“空间核心”一共有14根轴线，其形状类似一个不完整的网格。

其形式也相对比较紧凑，大致处于村子的几何中心，从中心开始向周围部分延伸。

如果从村子的入口处来看，西递空间核心的“深度”（Depth）比较大，要经过6个以上的轴线转折才能到达该处。

位于村落周边的轴线空间Rn数值一般都比较低，而且似乎和距离空间核心的“深度”（Depth）呈反比趋势。

由此使得村落的周边部分处于相对“隔离”（Segregated）的状态（图9）。

空间结构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通常用空间的“可理解度”（Intelligibility）来表示。

西递整体的“可理解度”为0.433，从绝对数值来看仅为中等。

但是，当选取空间核心以及与其直接相连的轴线来分析时，我们发现R3和Rn之间的相关性有了较大的提高，回归系数从中等上升到了较高的程度（0.603）（图10）。

很明显，村落空间核心部分的可读性明显高于村落的整体和其它部分。

村落“控制度”（Control）的分布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占“控制度”总值10%的最高控制轴线几乎都是和主要街道方向平行；而那些 “控制度”（10%）最低的轴线则和主要街道垂直。

虽然“控制度”低的轴线并不意味着“整体综合度”（Rn）也低，但我们把这两张图叠加到一起就会发现：“整体综合度”最低、且“控制度”最弱的轴线几乎都和村落的主要道路垂直；而“整体综合度”和“控制度”均为最高的轴线全部是水平方向的，这样的轴线一共有4根。

它们形成两组，分别位于大路街和前边溪街的中段（图11）。

由于这4根轴线的最高“整体综合度”伴随着最高“控制度”，并且位于村落的主要生长方向上（图4），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村落的整体空间结构由它们所控制。

为了考察村落空间所表达的社会文化意义，我们把轴线的“整体结合度”分布和村落空间的主要功能（如主要街道、广场、祠堂、牌坊、水井、商店等）分布叠加起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图12）。

位于村落周边、空间核心之外的基本上都是为住宅所占据、“整体结合度”很低的区域。

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祠堂处在10%的空间核心所涵盖的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大部分的祠堂，在拥有最高建筑等级的同时，也因为它们所处的位置毗邻最高“结合度”的街道，因而在全局上占据了村落中的有利地位。

即使是离主要街道较远、位置也相对偏僻的六房厅，虽然处在“结合度”较低的地方，也试图通过在大路街口修建门楼来拉近它和空间核心的距离。

比较特殊的是“大宗祠”，虽然它相对于村口的“深度”很浅，但就整个村落来说，可达性却很低。

较浅的对外位置和较低的可达性表明其象征意义大过其作为具体空间被使用的功能作用。

考虑到绝大多数祠堂在空间上的高度可达性
以及和居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高度公共性，与其
说它们所处的有利位置是村落自然演变的偶然性产
物，不如说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除此之外，村落的空间核心和主要街道的重合
程度比较高。

村子的店铺等商业设施几乎全部集中
在它们之间的重合地段。

商业设施的内向性分布似
乎也说明它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村中的居民。

村子
中和居民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的水井大多分布在“结
合度”比较高的空间：或位于村落空间核心经过的
区域，或距离核心仅有1~2个“拓扑深度”。

它们
的可达性虽然比祠堂和店铺等公共建筑低，但比住
宅又高一些。

而书院等文教建筑则处于“结合度”
和可达性比较低的“安静”地段。

西递的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内向型布
局特征。

形状紧凑、位置较深的村落空间核心体现
了宗族聚居的封闭性，使得外人难以接近，同时也
制约了对外联系，把日常活动牢牢地限制在村落内
部，村口宗祠的强烈象征意义也加强了空间的领域
感和隔离感。

然而在村落的中心部分呈现的是具有
开放特点的空间组织方式，并未出现明显的、按照
房派划分的独立空间领域和等级结构。

相反的，祠
堂、店铺等公共性质最高的建筑和主要外部空间由
“结合度”最高的轴线连接成一个整体。

它们是村
落可达性最高的部分，同时也拥有较好的空间可读
性。

位于附近的居住团块处于可达性相对较低的
“安静”区域，填补在村落的空间核心之间，通过
数条垂直方向的、“整体结合度”较高的街巷和空
间核心紧密相连，使得内部的居住团块能够非常方
便地接近村落的主要公共空间。

这样的空间组织方
式与其说是限制外来者进入内部的居住领域，不如
说是为了让居民更方便接近核心部分的公共空间。

同时，多种功能的融合和较好的空间可读性使得居
民和外来者之间的接触变得自然且容易。

结 语
本文从村落的功能布局入手，分析了西递在空
间形态结构方面的某些规律性特征。

分析表明，在
看似不规则的形态背后存在着相应的控制性要素，
影响着西递整体空间结构的发展和演变。

一方面，
不同功能的建筑，根据它们与居民生活的密切相关
程度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空间地位。

例如，祠堂、
店铺等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建筑倾向于
占据可达性较高的便利位置；书院则位于可达性较
低、也相对安静的地方；而大宗祠则处于位置显著
但相对可达性却较低的村口，连同广场及周边的其
它礼制建筑形成了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入口空间。

另一方面，祠堂作为宗族社会最重要的公共建
筑，有着向村落中可达性较高的空间聚集的分布趋
势。

伴随着宗族的裂解和分房，祠堂在形成局部空
间节点的同时，也总是试图从全局的角度占据村落
中的某些有利位置，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连续的、
拥有较好的可达性和可读性的村落空间核心。

虽然
西递内向布局的整体空间结构强调了宗族聚居社会
的向心性特点，一个连续的、聚集了主要祠堂和店
铺等商业设施的空间核心的形成，似乎表明村落的
内部空间结构并不是由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所形成
的多中心等级结构体系。

■
注 释
（1），（2） 关于宗族村落的社会和空间结构之
间的对应关系的论述见于诸多的论文和专
著。

具体请参见：董卫：《宗法制度对徽州
传统村落结构及形态的影响》，东南大学硕
士论文，1986；沈克宁：“富阳县龙门村聚
落结构形态与社会组织”，《建筑学报》
1992 （2），53~58页；余英：《中国东南
系建筑区系类型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02；张十庆：《明清徽州传统村落初
探》，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4。

（3） 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合肥：安徽大
学出版社, 2004。

566-599页。

（4），（5） 胡星明：《西递村祠堂寺庙庵堂书院
一览》（手抄本）。

（6）钱杭，《中国宗法制度新探》，186~194页，
中华书局1994。

另见冯尔康，《中国古代的
祠堂与宗族》，91~102，商务印书馆国际有
限公司1998。

（7） 同[4]。

据胡星明抄录的文字记载：“乾隆戊
申，二十四世胡贯三公学梓，谋于乡之父老
合严岭、巧桑之众。

倡曰：‘胡氏屡代簪
缨，实为大夫之家，应立宗祠以祀祖先。

’
众皆响应，破土动工，四载而成。

”
（8） 单德启，《中国传统民居图说》，清华大学
出版社1998。

另见吴小勤等编著，《世界文
化遗产—皖南古村落规划保护方案保护方法
研究》，16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9） 王澍，“皖南村镇巷道的内结构解析”，
《建筑师》1989（28），62~66。

（10） Hillier, B. & Hanson, J.: 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Hillier, B.: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Urban Object”, Ekistiks （334/335）, 1989，
pp. 5-21；Hillier, B.: Space is the Machine:
a configurational theory of archite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中文关于空间句法的介绍及其在研究中的
应用请见：张愚，王建国：“再论空间句
法”，《建筑师》第109期，33-44页。

朱剑
飞：“天朝沙场—清故宫及北京的政治空间
构成纲要”，《建筑师》第74期，101-112页。

《世界建筑》2005年第11期空间句法专集。

（11） YE Arlen Min & Wang HaoFeng （2003）.
“The ‘Unplanned’ Vernacular Settlements:
A study of village morphology in Huizhou
Prefecture, China”, ISU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Planned City? Volume I, pp.
126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