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

众声喧哗：新生活运动的目标和运作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发起新生活运动，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制定各项章程，制度。

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治干预和推动下，运动迅速向全国推广声势浩大，引起国内各界和国际的普遍关注。

揣摩这场运动的性质、目标，和可能达到的效果，“新生活”给并不平静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更添新的争论话题，掀起论证的涟漪。

结合30年代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将新生活运动置于众声喧哗的场景中考虑，回溯蒋介石高调推行新生活的初衷，目标及对“新生活”的使用策略，各界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新生活运动做出相应的回应，或关心其成效，具体实施方式，或将新生活运动看成是复古运动，法西斯运动，蒋介石的独裁伎俩，或是对日本的潜在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新生活”被赋予更为广泛深刻的内涵，超脱其所指代的具体内容，成为一种符号，蒋介石可以用“新生活”来攻击民众堕落的生活，党政军各界腐化的风气，党内的离心势力和共产党的活动，通过“国族”的宏大宣扬，将历史和现代相连，实现心目中“现代国家”的构建；党内反对派和共产党以“新生活”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另一依据，强调新生活对军事化纪律领袖的强调；而自由派学人更多的关注新生活运动现实基础的脆弱和实际成效。

这种层次不一的争论，使我们得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新生活运动复杂的发生发展背景，了解30年代有关“现代国家”建设的主题。

一、蒋介石对“新生活”的设定日本步步紧逼的侵华形式，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分离势力对资源和合法性的争夺，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成效甚微，其他国家冷眼旁观中国的政局变动……这是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的国内国际环境。

在这种背景下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无论是为了促进中国的独立发展还是为了巩固国民政府自身的统治，都必须抓住社会最普遍的情感心态，把握国家社会的发展需求，以获取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将新生活运动的基调定于国族建构的宏大目标中，以民族情感的激发来推动运动的发展，将新生活运动定性为一场复兴民族国家，建设“现代中国”必不可少的运动。

1、“现代国民”——“现代国家”梦想在蒋介石关于新运目标的论述中，充斥着强烈的“现代”梦想，秉承着“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①的思路，蒋介石将中国落后受侵凌的原因，归结为民众国民意识国家观念淡薄，民众生活方式的非现代化。

建设现代国家，需要现代国民，塑造现代国民，需要社会风气生活方式的改善，社会风气生活方式的改善需要将中国传统道德“礼义廉耻”贯穿于民众衣食住行之中，以求得民众由外而内的现代化，以现代化的国民建设现代化的国家。

蒋介石心中的现代国民需要具备道德智识，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国民意识，国家意识。

而这些归根结底需要秉承传统美德“礼义廉耻”，贯穿于衣食住行之中。

蒋介石反复表述对“礼义廉耻”中国传统道德的信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礼义廉耻”是中国的的立国精神，也是新生活运动的原则，不能做到“礼义廉耻”我们的民族就要“被人家视为劣等的野蛮的民族，看作比狗还不如”②“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故礼义廉耻者，乃发明德以成民事，为待人，处事，持躬，接物之中心规律，违反此规律者，无论其个人，国家与民族，未有不为之败亡者。

”③将传统道德“礼义廉耻”运用于现代国民，现代国家的建设中，需要重新定义“礼义廉耻”的时代内涵，“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④在现代国民——现代国家的构想中，新生活运动被看成是一场复兴民族，建设现代国家的运动。

“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就是要使我们全国同胞，都能恢复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礼义廉耻，而能首先实现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习惯之中，使我们的国民个个人随时随地都能明礼义知廉耻，不再做一件悖礼违义寡廉鲜耻的事情，而以礼义廉耻来树立我们自己和整个国家民族的人格，洗刷我们各个人和整个国家民族过去一切的耻辱。

”⑤在四周年纪念会上他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新生活运动是一个以道德复活的，来求民族复兴的运动，他的主要目的在革心……今天的时代，正是要求我们国民为国家尽忠对民①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一期。

②《教养卫》（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出席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训词），《蒋委员长言论类编：新生活运动言论集》，中央宣传部编，正中书局印行，1938年9月。

③《新生活运动纲要》，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5页。

④《新生活运动纲要》，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6页。

⑤《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二十五年元旦广播讲演），《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讲演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族祖先敬孝的时候，正是我们国民发挥爱国爱民博爱的精神，来实现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以抵抗强暴消灭侵略的时候”，他认为中华民族拥有如此深厚的道德基础，“决不是任何暴力所能灭亡的”，①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精神力量来战胜武力。

为了使新生活运动能够更好的和抗战建国相配合，蒋介石将礼义廉耻做了新的界定，分别上升为：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

“礼义廉耻”的立国精神只有贯彻于民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社会风气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善，塑造现代国民，于“菽米布帛”、“家常便饭”之中，挽救国家，复兴民族。

②新生活运动，是全体国民的生活革命，“以最简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涤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使趋向于适合时代与环境之生活。

”③他认为当前社会风气苟且萎靡，民众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分本末，导致是非混淆，取予不当，先后倒置，“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若长此不变，则虽欲苟延其鄙野的非人的生活亦不可得”。

④为了扫除这种病态风气必须推行新生活运动。

个人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的好坏被提高到国计民生的高度，这也是新生活运动欲将礼义廉耻灌输于衣食住行等等细致入微的小事中去的出发点，通过对不合理生活方式的改善，达到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即生活的合理化，并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基本原则。

⑤在此思路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制定96项具体规则来规范民众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阐明规矩清洁和三化运动的推行目的方式的监督手段，⑥蒋介石在多种场合也反复强调纽扣扣好，穿戴整齐……，希望通过事无巨细的劝导，合理化现代化民众的日常生活，为国民担负起沉重的民族国家责任而作准备。

2、形象对比：外国人——中国人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开始，在中国精英分子中间就存在一种普遍情结，即①《新生活运动四周年纪念训词》（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晚八时在汉口中央电台广播），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62页。

②《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讲演），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22页。

③《新生活运动纲要》，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1页。

④《新生活运动纲要》，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3-4页。

⑤关于“礼义廉耻”和“三化”关系的表述具体见《新生活运动纲要》，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12页。

⑥具体内容见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他们一方面不满于外国人对中国人形象的贬低，“华人和狗不得入内”是对他们的深深刺痛，但他们又不得不接受外国人眼中不注修身的中国人形象，以此为镜像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批判，进行“唤醒”国民的工作，论述新民和新国的关系。

蒋介石对“礼义廉耻”的强调，对民众“衣食住行”的关注显然承接了这一思路。

蒋介石对建设现代国家的认识，源于两种形象的对比——现代的外国人和非现代的中国人。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成功的经验足以为我们所借鉴，中国落后在于不具备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智识，蒋介石心中的形象对比一方面是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对比，一方面是理想的中国人形象和反省中的中国人形象。

在这中间，蒋介石表现出很复杂的矛盾情感，既要承认外国人的“现代”，又需要表明中国人也能够做到“现代”，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

蒋介石毫不避讳他对一般国民生活方式、精神智识的不满，甚至不惜用“丑怪化”①论述策略来表达他对一般民众生活习惯的厌恶和鄙视。

国民生活状况在蒋介石笔下被描述成一种“鬼生活”：污秽，浪漫，懒惰，颓唐……。

“现在一般中国人的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野蛮的不合理的生活。

你看吃饭的时候，不要说一切食物食具凌乱污秽，而且吃的时候，有的将身体靠着墙壁或门板上来吃，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有的坐在地下，有的站在门外。

吃完以后，菜汤饭屑，弄的狼籍满地，甚至使人家不敢进身。

试问这种吃饭，那里是人吃饭的样子，这不是野蛮生活吗？吃饭如此的凌乱污秽，这和牛马猪羊等动物吃东西又什么区别？你看人家的猪槽，猫碗，马厩，狗窝也没有如此污秽！假使我们人类的生活，如果和这种牛马猪狗禽兽一样，那还不是野蛮的生活吗？”②蒋介石进而刻画了一般国民穿衣、住房、行动等方面的“非人”、“走尸”、“活死人”③状态。

所以必须通过新生活运动来铲除一切“污秽、浪漫、懒惰、颓唐的鬼生活。

来过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实在、守时间、守秩序的文明生活”，过现代生活，做现代国民，才能够担负起救济国家的责任。

①“丑怪化”一次引用自黄金鳞：《丑怪的装扮：新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载《台湾社会研究》，第30期，1998年6月。

黄金鳞对这个概念的运用，转借自巴赫汀，但作了一定的修正和补充。

按照巴赫汀的说法，丑怪是一种相对于官方（国家或教会）文化而存在的原始情欲状态。

与官方文化所强调的严肃、完整、永恒、一致和循规蹈矩的生活状态相对，丑怪则可以解除这些规约，使身体和生活能在大吃大喝、大笑和大闹中获得纾解与再创造的过程。

黄金鳞希望以丑怪的概念来徵显国族建构工程中，俗民生活所遭遇到的污名化和符号化对待。

②《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演讲），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30页。

③见《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演讲），萧继宗主编：《新生与不注修身颓废暮气沉沉的中国人相对，外国人身上显示出了积极向上的奋斗气息。

蒋介石习惯拿德国和日本作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