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
略论19世纪上半期德国社会三大思潮-文档
略论１９世纪上半期德国社会三大思潮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风云激荡年代。
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冲击着欧洲思想文化界，进而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
这些思潮的涌现向人们表明，政治已不再仅仅是宫廷和政府的事，不再仅仅是特权等级和教会的事，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以及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也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和看法。
在这些思潮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这一时期遍及欧洲的最强劲的政治思想运动；与此同时，作为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相抗衡的一种思潮，保守主义在这一时期也有充分的表达。
在德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三大思潮呈现独特的发展趋势。
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恢复了封建割据状态。
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为首的封建保守势力对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要求进行打压。
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资产阶级在思想意识领域掀起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波涛。
德国封建保守势力则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权威，打出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大旗，形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
这三种思潮的较量对日后德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在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自由主义是一股最强大的思潮和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运动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同时，这一思潮和运动在德国发展的困难性和不断失败也向人们表明，作为德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核心问题的民主化进程为何一直处于进展缓慢状态。
自由主义盛行于19世纪的西欧，是正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其政治含义体现为自治、自主的原则，理性、自治、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它的主要内容。
这种思想首先来自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
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个体的自治、自由是生命观的核心，也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目标。
同时，自由主义也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产物。
根据自由主义思想，国家活动的内容和方法都应该受到限制，个人的自由在强大的国家优势面前应该得到保障。
论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1958年10月31日，以赛亚•伯林在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该文随后被印成单行本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伯林区分了两种自由的概念，即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
这种区分在学界产生了热烈的讨论，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的经典论题。
伯林在文章一开始便意味深长地指出，思想观念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他说：“令人惊讶，因为在近代历史上，也许从不曾有这么多人——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观念以及生命，被狂热的社会与政治学说所改变，有时甚至被猛烈翻搅。
”纵观二十世纪，这句话对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两次世界大战、意识形态冲突等事件，可谓真实的刻画。
经济学家凯恩斯亦有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正确也罢，错误也罢，其力量之大，常人往往认识不足。
事实上可以说统治这个世界的舍如此之思想几无他也。
实干家们，自信可在相当程度上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者，往往已沦为某一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
掌权的狂人们，自称可从虚空里听获神音天意者，其狂悖骄妄则常常是从几年前尚存学界的某个不入流学者的思想中提炼浓缩而成。
”【邹恒甫译自《通论》第四章】一、消极自由的概念作为政治哲学家的伯林最为著名的贡献就是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正是集中阐述了这一问题，《两种自由概念》遂名扬天下，当之无愧地被喻为当代政治哲学最具影响力的单篇论文。
不过，最早提出这两个概念的却不是伯林。
“消极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贯立场。
从霍布斯以降，密尔、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大卫.休谟、杰里米.边沁等英国古典政治思想家皆倡导“消极自由”的概念，即免除强权干涉或法律限制的自由（伯林称唯有霍布斯与边沁是最为纯粹的消极自由主义者）。
而“积极自由”的观念也古已有之，从卢梭、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到马克思等欧陆思想家皆属于这一思想传统，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则是T. H. 格林【T.H.Green，1836～1882】[1]。
伯林的自由论
对积极自由的批判：
在他看来，“积极自由”的观念常常同“自 我实现”、“自主性”、“个体自决”、 “自我作主”等观念连成一体；它设定“自 我”可以“一分为二”，即真的“自我”和 假的“自我”。如果我们的行动不符合卢梭 的“公意”，不符合黑格尔的理性，不符合 尼采的超人，不能认识历史必然性，不像萨 特那样自我实现，那么我们就不是自由的。 这就是存在于许多并非属于自由主义的思想 流派中的自由观。
相比之下，积极自由尽管推动了人的能力的 提高，刺激了人的欲望，但随着人的能力提 高和对社会资源支配力的强化，人自身的自 由度却越来越小，日益受外在力量约束，失 去了自我，失去了自主。 这就是20世纪的自由发展落入困境的原因 之所在。要寻求人的自由发展的出路，必须 在消极自由的理念和思路上进行探讨。
伯林之所以对于“积极自由”有这样的批判， 乃是因为，在他看来，很多持这种自由观的 人秉持一种价值一元论的理念，认定人类所 信仰的所有积极的价值，一定能够彼此相容， 甚至彼此蕴涵在对方之中，因此我们一定能 够找到一个最终的解决之道，并且把它一以 贯之。
价值多元论：
他强调:人类的目标不止一个；许多这样的目标， 无法用同一个标准加以衡量和比较，其中有些目标 还不断地发生冲突，那些企图用同一个标尺对所有 价值加以检视，并最终决定出何为最高价值的论调， 都否定了人类的自由选择；这种人也许声称他们捍 卫的是真正的“自由”，但是他们要么教育人们 “自由”，要么强迫人们“自由”。 价值多元论是伯林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伯林思考政 治学说的主旨。
这五篇文章的第一篇刊登在纽约《外交事务》专号 上；其他四篇源于讲座。它们讨论个人自由问题的 各个方面。 它们首先涉及这个观念在我们这个世界意识形态斗 争中的兴衰变迁；其次，涉及那些对历史学与社会 学的假定与方法进行检审的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 与作家在著作中赋予自由这个词的意义；再次，涉 及自由的两种主要概念在观念史上的重要性；第四， 讨论个人自由的理想在穆勒这位自由的最热心斗士 之一的思想中的作用；最后，讨论知识与自由的关 系。
柏林墙冷战时期的象征
柏林墙冷战时期的象征冷战时期，柏林墙成为了世界上两个敌对势力之间的一个具体象征。
它分隔开了东德和西德的柏林，并且象征着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裂。
本文将探讨柏林墙在冷战时期的象征意义，并对柏林墙的历史背景和后果进行分析。
一、柏林墙的建立和历史背景冷战时期，东德社会主义政权为了控制其公民流失和抑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决定在柏林兴建一道墙。
墙的建立始于1961年8月13日，目的是阻止东德公民前往西德。
柏林墙的建立使得柏林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分裂城市之一，也成为两个意识形态敌对的阵营之间的冲突的具体象征。
二、柏林墙的象征意义1. 政治分裂：柏林墙在冷战时期象征着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分裂和对立。
它将东德与西德彻底分隔开来，并象征着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地区的政治争锋。
2. 意识形态对峙：柏林墙的建立也是东德社会主义政权为了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
墙成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象征，西方世界将其视为人权和自由受到侵犯的标志。
3. 人道主义危机：柏林墙阻断了亲人、朋友和家庭的联系，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无数家庭被迫分离，亲人无法团聚，这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三、柏林墙的后果1. 经济影响：柏林墙导致了东德经济的停滞和衰退。
东德无法从西德获得经济援助和投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境也越发显现。
2. 社会矛盾：柏林墙的存在加剧了东德公民对政府的不满和抵抗。
人们为了逃离东德，不断寻找各种逃亡途径，这进一步加剧了东德政权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3. 国际压力：柏林墙也成为东德政权国际上的压力源。
西方国家对墙的存在进行强烈谴责，并采取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施压东德，要求撤除柏林墙。
结语：柏林墙是冷战时期的象征之一，它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人道主义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柏林墙的存在导致了东西德之间的分裂与对立，对东德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冷战结束，东德与西德最终实现和平统一，这一事件也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1939德国的民主化、民族主义和它的战争
第30卷 第4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30 No.4 2021年4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Apr. 2021文章编号:1008-8717（2021）04-0048-071918-1939德国的民主化、民族主义和它的战争赵 伟（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摘 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权主义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崩溃，民主化进程中的魏玛共和国打破了德国的威权主义传统，代之以广泛的民众参与，原先被俾斯麦的强权政治所控制的德国民族主义，在民主化的共和国中肆意发展着，伴随着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了德国严重的分裂与对立，从而使共和国陷入政治危机，在德国民族主义肆虐的背景下，人们为了解决这种危机转而选择了以纳粹党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企图通过专制主义来加强国家能力，最终使得德国走向了战争。
本文通过对德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和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论述，分析了德国的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并最终如何引导德国走向战争。
关键词:魏玛共和国；民主化；民族主义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1918-1939 Democratization,Nationalism and Its war in GermanyZHAO Wei（School of Law，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0）Abstract: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authoritarian German Second Empire collapsed. The Weimar Republic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broke the German authoritarian tradition and replaced it with extens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German nationalism, originally controlled by Bismarck’s power politics, developed in a democratic republic, accompanied by a spe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sis at the time, eventually led to serious division and opposition in Germany, which caused the Republic to fall into a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context of German nationalism,to resolving this crisis people chose the authoritarianism represented by the Nazi Party in an attempt to strengthen national capabilities through authoritarianism, which eventually led Germany to war.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of German nationalism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of the Weimar Republi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rman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m, and finally how to guide Germany to war.Key words:Weimar Republic; democratization; nationalism收稿日期:作者简介:2020-11-04赵 伟（1997-），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民族主义因素在近代德意志统一过程中的作用
民族主义因素在近代德意志统一过程中的作用作者：薛曌琦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31期摘要：民族主义因素在近代德意志统一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文化、经济、政治三个方面。
17到18世纪德意志地区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在文化上强化了德意志人民的认同感，为近代德意志的统一提供了思想基础。
民族主义因素在经济方面对近代德意志统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德意志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
普鲁士在德意志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渐壮大，渐渐成为德意志经济一体化的领导者。
由于受到拿破仑对外战争的刺激，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诉求逐渐从文化领域转向政治领域。
在政治民族主义的指导下，普鲁士统治阶级顺应历史潮流，任用“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三次王朝战争，最终完成了德意志统一。
关键词：德意志;民族主义;统一近代德意志的统一过程中，民族主义因素彰显出了独特的魅力，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对促进统一产生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为日后德意志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奠定了基础。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研究近代德意志统一的影响因素，对其统一过程中的民族主義因素进行历史的分析，有利于更全面的认识近代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的原因。
一、德意志统一的思想基础——文化民族主义近代德意志的国家统一运动首先在文化领域兴起，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率先觉醒，并且创造了具有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文化。
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对1871年德意志统一的影响，直接表现在：第一，在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下，德意志实现了文化领域的统一。
文化民族主义阻止了法国文化继续笼罩德意志，强化了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是德意志国家统一的思想根基。
当时的德意志由于自身仍处于分裂状态，各邦国国民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忠于自己的君王。
德意志境内各地以媚法为荣，盛行使用法语，连弗里德里希大帝也看不起自己的文化。
由此，一大批知识分子对德意志的历史进行了思考，他们积极从事德意志文化事业，为德意志创造了优秀的文化。
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发掘，德意志思想界逐渐活跃起来，冲击了盛行的法国文化，思想进一步获得解放，逐渐出现了寻求德意志统一的思想倾向。
简述德国柏林社会主义发展简史
简述德国柏林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简述德国柏林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德国柏林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柏林成为了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们的聚集地。
在这个城市里，社会主义的理念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
德国柏林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
他们在这里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这部宣言成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指导文献，并在柏林得到了广泛传播。
20世纪初，柏林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心。
社会民主党是德国最大的工人政党，致力于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
在柏林，社会民主党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争取工人权益和社会改革。
然而，柏林的社会主义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陷入了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
柏林成为了各种政治派别和激进团体的活动中心。
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纳粹党上台后，柏林的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严重打压和迫害。
许多社会主义者被监禁或流亡，社会主义思想在柏林的影响力大大减弱。
然而，柏林社会主义的精神并没有被完全摧毁。
在二战后的柏林，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复苏。
东德的社会主义实验成为了柏林的一个重要特点。
东柏林成为了社会主义的象征，吸引了许多社会主义者和支持者。
然而，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东德的统一，柏林的社会主义运动再次面临挑战。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得社会主义在柏林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尽管如此，柏林作为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和历史见证者，仍然保留着许多社会主义的遗迹和纪念物。
这些遗迹提醒着我们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
总的来说，德国柏林的社会主义发展经历了起伏和变迁。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到二战后的东柏林，社会主义在柏林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虽然现在的柏林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但社会主义的精神仍然存在，并对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柏林墙建成冷战分裂的象征与东西对立
柏林墙建成冷战分裂的象征与东西对立冷战是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抗，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东西方势力发展出水火不容的对立。
柏林墙的建立，正是冷战分裂的象征之一，突显了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对立。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柏林墙建成与冷战分裂的象征以及东西对立。
一、背景与建立原因冷战爆发后，东西方利益冲突不断加剧。
苏联东欧剧变，共产党势力逐渐得到加强，引发了西方面对共产主义传播的担忧。
柏林作为东西方矛盾最为集中的地方，成为了当时两个超级大国角力的焦点。
于是，在1961年，东德政府开始沿着柏林城市边界兴建一道墙来限制人员流动，并最终阻断了东柏林与西柏林之间的联系。
二、冷战分裂的象征柏林墙的建立标志着东西方分裂的加深，成为冷战时期分割世界的象征。
墙的存在明确地宣示了苏联和西方之间敌意的加剧，将德国划分为社会主义东德和资本主义西德，进一步加大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隔阂。
三、社会体制差异的体现柏林墙的存在凸显了社会体制的差异。
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通过计划经济控制社会资源。
西德则是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尊重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
柏林墙如同一堵厚墙，将两个对立的社会体制隔绝开来，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东西方社会制度的差异和对立。
四、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柏林墙的建立凸显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
东德推行的共产主义思想与西柏林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形成强烈的对比。
墙的存在既是对东德人民的限制，也是对西柏林及其支持者的挑衅，拉开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立。
五、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柏林墙的存在对家庭和人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墙的建立使得许多家庭被分离，亲人无法团聚。
许多人为逃离东德的压迫和追求自由而冒险越过墙。
墙从根本上割裂了人们之间的联系，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困扰。
六、柏林墙倒塌带来的改变冷战结束后，柏林墙的倒塌成为了历史性事件，也标志着东西方对立的结束。
墙的倒塌为德国的统一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也象征着共产主义体制的瓦解。
柏林墙的倒塌，使东西方之间的隔阂逐渐消失，增进了国际合作与互信。
精神的成长：柏林浪漫派影响下的施莱尔马赫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总第１３５期）／七月号现代哲学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ｏ ４２０１４／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 １３５／Ｊｕｌｙ精神的成长：柏林浪漫派影响下的施莱尔马赫闻 骏【摘要】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在柏林，当时聚集了一大批非常有才华的思想家，其中就有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
从某种意义上说，施莱尔马赫的思想最初就是在柏林浪漫派的精神土壤中孕育而生的。
正是在柏林浪漫派的深刻影响下，施莱尔马赫完成了早期的精神成长和精神蜕变的历程。
如果说与柏林浪漫派的相遇是初次的邂逅，那么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以下简称弗·施莱格尔）的亲密交往则是施莱尔马赫真正加入柏林浪漫派圈子的标志。
如果说《独白》一书是对自己早期曾浸淫其中的柏林浪漫派精神的深刻回忆与深入反思，那么《论宗教》的发表则标志着施莱尔马赫精神世界的一次重大蜕变。
【关键词】浪漫主义；施莱尔马赫；柏林浪漫派；弗·施莱格尔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２１－０５一、精神的邂逅：与柏林浪漫派的相遇１８世纪末，西欧社会涌现了一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如拜伦、渥兹华斯、柯勒律治、贝多芬、歌德、荷尔德林等人，由于他们在精神气质上与启蒙运动大相径庭，并且自身又具有某种相近之处，所以他们被划归入浪漫主义者这样一个广泛群体。
提及这种精神气质上的相近性，雅克·巴尔松在《柏辽兹与浪漫主义》第一卷中这样描述到：浪漫主义不是仅仅反对或推翻启蒙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而是力求扩大它的视野，并凭借返回一种更为宽广的传统———既是民族的、大众的、中古的和原始的传统，也是现代的、文明的和理性的传统，来弥补它的缺陷。
就其整体而言，浪漫主义既珍视理性，珍视希腊罗马的遗产，也珍视中世纪的遗产；既珍视宗教，也珍视科学；既珍视形式的严谨，也珍视内容的要求；既珍视现实，也珍视理想；既珍视个人，也珍视集体；既珍视秩序，也珍视自由；既珍视人，也珍视自然。
柏林危机知识点总结
柏林危机知识点总结一、历史背景二战结束后，欧洲陷入了一片瓦砾。
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战后经历了严重的破坏和分裂。
根据波茨坦协议，德国被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由苏联控制，西部由美国、英国和法国控制。
而德国的首都柏林也被分割成东、西两部分，成为了分界线上的一个协调点。
这种分割的局面使得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另一方面，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不断升级。
苏联的扩张主义和后来的“铁幕”政策使得东西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
冷战的阴霾笼罩在整个欧洲大陆之上，柏林也成为了东西方对抗的一个重要舞台。
二、事件起因柏林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其起因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分裂和柏林的分割。
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恶化，柏林成为了东西方关系的一个敏感点。
而导火索则是1958年苏联提出解决柏林问题的“穿梭外交”方案，这一方案被西方国家视为对柏林的挑衅。
三、危机过程柏林危机的升级可以追溯到1959年7月，那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发表了著名的“阴谋论”演讲，宣称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举动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尤其是美国。
柏林危机在此时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柏林危机不断升级。
1959年，赫鲁晓夫宣称将制定柏林问题的新政策；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德国并表示愿意保卫自由柏林；1961年，东德政府开始在柏林修建隔离墙等事件纷纷发生，使得柏林危机愈发紧张。
四、危机解决柏林危机最终得到解决，主要是得益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谈判。
1961年，美国和苏联在维也纳举行了为期两周的会谈，就柏林问题进行了磋商。
尽管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但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决定继续保持对话。
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美苏双方保持了一定的对话。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发表了著名的“我是柏林人”演讲，表明了美国继续保卫柏林的决心。
赫鲁晓夫也在演讲中表达了苏联对于柏林问题的立场。
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进行了妥协，并在柏林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柏林会议知识点总结
柏林会议知识点总结一、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形势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方面，拿破仑的军事侵略和政治改革给欧洲大陆带来了动荡和混乱，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拿破仑被推翻后，欧洲各国政治和军事势力出现了新的平衡，各国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也日益凸显。
因此，柏林会议在重新调整欧洲局势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柏林会议的召开和参与国家柏林会议于1814年9月26日至1815年6月9日在德国柏林召开。
会议的主要参与国家有普鲁士、俄罗斯、英国和奥地利。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会议，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等。
三、柏林会议的主要目标和成果柏林会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重新划定欧洲国界、重新分配领土和权力，恢复欧洲的和平与稳定。
在柏林会议上，各国代表就领土归属、政治体制、战争赔款、补偿和赔偿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和谈判。
最终，柏林会议达成的一些重要成果包括：1. 拉丁美洲独立问题：柏林会议承认了拉丁美洲一些殖民地地区的独立，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拉丁美洲国家的主权地位。
2. 欧洲主权国家问题：柏林会议确认了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主权地位，并重新划定了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界和领土归属问题。
3. 波兰问题：柏林会议决定恢复波兰王国，并将其领土分配给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三国。
4. 德国问题：柏林会议决定将德意志邦联作为德国的宪政组织机构，并将普鲁士王国提升为“德国皇帝国”。
5. 意大利问题：柏林会议决定成立意大利王国，并将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区交给了奥地利。
6. 比利时问题：柏林会议决定将原属于荷兰的比利时地区交由荷兰。
7. 钦察地区问题：柏林会议决定将钦察地区划归俄罗斯。
8. 瑞士问题：柏林会议决定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家，并划定了瑞士的疆界。
9. 外交事务：柏林会议建立了外交事务的调整机制，确立了一些国际条约和协议等。
以上这些成果和决定对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和平与稳定。
柏林墙冷战时期东西方分裂的象征
柏林墙冷战时期东西方分裂的象征柏林墙：冷战时期东西方分裂的象征柏林墙，作为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符号，是东西方分裂的象征。
它不仅划分了柏林这座城市，也分割了整个德国，甚至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建墙原因、墙体特点以及拆墙的意义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历史背景冷战是二战后的全球政治格局，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阵营处于紧张对峙状态。
德国在战后被分割为苏联占领区、美国占领区、英国占领区和法国占领区。
柏林作为德国首都，也被分割为东柏林和西柏林两部分。
然而，随着西方国家引入新货币并加强德国政府的管理，东德不满西德的经济繁荣和自由民主制度，大量东德人选择逃往西德。
二、建墙原因1961年8月13日，东德政府开始修建柏林墙，原本宣称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西方势力的侵犯。
然而，事实上，柏林墙的存在不仅是为了控制东德人民逃往西德，更是阻止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进入东德。
另外，墙的存在也是为了遏制西方国家在东德地区的活动和渗透。
三、墙体特点柏林墙的修建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堵墙，它充满着复杂的体系。
柏林墙总长度达到155公里，由混凝土墙、铁丝网、探雷器等组成的防护层保持严密的控制。
墙的高度达到3.6米，外侧加上土堆则高达4.8米。
并且在墙内安装了防护狗、地堡和暗雷等防御设施，以阻止人们逃离东德。
四、拆墙的意义柏林墙的存在给德国和世界带来了很多不安和冲突。
然而，在1989年，随着东欧剧变的爆发，东德政府宣布允许人民自由出国，这一消息引起了东德人民的欢呼。
柏林墙的拆除象征着冷战的结束和东西方关系的改善。
人们纷纷涌向墙体，用锤子、钳子等工具亲自拆除墙体，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分裂的反对。
拆墙的意义不仅仅是恢复柏林这座城市的一体化，更是冷战的终结和东西方关系的逐步融合。
柏林墙的拆除标志着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冰冷边界消失，使得整个世界迈向了更加和平与团结的未来。
五、结语柏林墙作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分裂的象征，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柏林大学与北大
洪堡柏林大学改革与蔡元培北京大学改革的对比研究摘要：德国的威廉·冯·洪堡的柏林大学改革使其成为现代大学之父。
他的大学改革理念对现代各国大学都有很大的影响。
曾经两度赴德留学的中国现代伟大教育大家蔡元培就深受洪堡大学改革思想的影响，并且体现在了后来的北京大学的改革实践中。
作为两个深深影响两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伟大教育家，其的教育思想都充满了民主、科学和人本精神。
他们都认为教育应该是纯粹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并且以此为出发点,力倡教育独立,主张学术至上.本文从两次大学改革的时代背景、改革指导思想理念以及改革实践对比分析的角度阐述了两次大学改革的的现实影响和意义。
一、洪堡柏林大学改革和蔡元培北京大学改革的时代背景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英国、法国都建立了较为稳固和强大的资产阶级政权，德国尚未摆脱政治上分裂和经济上落后的局面。
1807年，普鲁士战败。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社会精英与民众都期待着教育界尤其是大学能够为国家的自由强盛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作出贡献。
然而当时德国传统大学里弥漫着保守和陈腐的气息，知识已经凝固为封闭的体系，大学变成机械传授已知知识的场所，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
社会期待着一种能够进行学术研究的新型大学，希望通过学术教育上的繁荣和精神上的胜利，一方面洗刷军事上的国耻，另一方面发展德国的国力。
在随之产生的有关大学教育改革的观点和看法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以洪堡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它成为19世纪初期德国大学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
中国现代教育酝酿建立的时期，正是德国教育、特别是大学以其巨大的学术成就誉满世界之时，因此德国的教育制度也很自然的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习。
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的蔡元培，深受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在辛亥革命之后回国并担任教育总长。
之后因不满袁世凯而辞职回德继续学习，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也赴德学习过。
这三次德国学习经历中，第一次是留学时间最长，对其学术观念的影响也最大最深的。
柏林危机名词解释
柏林危机名词解释1.引言1.1 概述柏林危机是指发生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特别是1958年至1961年期间，针对德国首都柏林问题而爆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争端。
该危机源于二战结束后全球大国之间对欧洲事务的争夺和影响力的较量。
柏林危机的核心问题源于二战结束后，对德国的特殊地位和未来的争议。
根据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协定，二战结束后，德国被分为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个占领区，并设立了四个占领区的临时首都柏林。
然而，随着后来冷战的逐渐升温，这一地位引发了全球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对抗。
苏联视柏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试图全面控制德国。
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则希望德国能够恢复成为一个独立而统一的国家。
双方对于柏林的统治权和未来地位存在着严重分歧。
柏林危机的爆发主要集中在两个关键事件上。
首先是1958年苏联提出的所谓“柏林危机解决方案”，要求西方国家从柏林撤出并将其置于国际监管之下。
这一提议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拒绝，并引发了全球对于柏林的关注和忧虑。
随后的1961年，苏联出于对柏林问题的不满，封锁了前往柏林的陆路交通，即著名的柏林墙建设。
这一行动导致西方国家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并加剧了冷战的紧张局势。
柏林危机对全球局势和冷战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它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导致双方的相互威胁和军事竞赛加剧。
同时，柏林危机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柏林问题和德国未来的关注，成为冷战时期的一个焦点和引发国际紧张局势的导火索。
柏林危机的启示在于，这一事件揭示了全球大国之间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的复杂性。
它提醒我们在处理类似问题时要注重平衡和谈判，避免采取极端行动和激化矛盾。
同时，柏林危机也警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脆弱性，并对国际社会呼吁寻求和平、合作与共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本文将按照以下方式来介绍柏林危机的相关内容。
首先，在引言部分，我们将对柏林危机进行概述，并明确文章的目的。
接下来，正文部分将分为两个部分来讨论柏林危机的背景和起因。
柏林的自由观和多元主义价值观.doc
柏林的自由观和多元主义价值观196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自由四论》。
该书收录了伯林最著名的论述自由问题的四篇论文，即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两种自由概念和穆勒与人生的目的。
这四篇论文集中概括了柏林的自由思想，他提出的著名观点包括: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多元主义自由的观点。
伯林对自由概念的分析将人们对自由的思考引向深处，它不仅对传统的自由概念造成了冲击，其观点也引发了学术界的深入争论和探讨，对于西方政治理论特别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由四论》因此成为20世纪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一、柏林的自由观(一)重新审视自由概念伯林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中谈到了自由在20世纪的尴尬处境。
新的世纪，人们对于国家的看法发生着重大变革，特别是积极的国家观念在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潮流的强力推动下逐步深入人心，国家力量被作为追求自由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伯林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了重新审视自由概念的命题，为什么在追求和扩大自由的进程中，人们的自由反而逐步萎缩和消失;公共力量在维护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时，能否因保障个人自由而剥夺个人自由的一切空间;如何建构真正合乎自由理念的社会制度。
这些疑问也由当时其他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不约而同地提了出来，它是打上20世纪政治现实烙印的具有新的内涵的命题。
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伯林又对各种历史决定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言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存在一种起决定作用的机制在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进程，并使历史的发展沿着某种统一的模式向前演进，最终走向某种完美和谐的状态。
历史的演进必然都通过一条道路走向历史的终点，存在着一种最高级的完美的社会状态是历史发展的目的，历史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怎样演进到历史的最终目的这一过程，是已经由某种历史规律决定了的，历史的发展是在历史必然性下向前推进的。
德国的政治文化演变
德国的政治文化演变德国是欧洲的大国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工业强国，其政治和文化一直备受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的政治文化不断演变和发展，为了更好地了解德国的政治文化演变，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I. 前现代德国的政治文化在16世纪至18世纪期间，德国处于分裂状态，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传统。
同时，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对德国社会和政治造成了重大影响。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德国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性的特点。
II. 现代德国的政治文化19世纪，德国逐渐统一，共同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也开始形成。
1867年，北德意志邦联成立，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
这一时期德国的政治文化主要体现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上。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实力和影响力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这使得德国的自信心和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0世纪初，德国政治文化进一步演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使得德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20世纪20年代，德国开始追求新的政治文化，市民社会和民主主义得到了重新关注。
然而，纳粹主义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德国再次陷入战争中。
战后，德国人民反思历史，强调人权和自由，这对德国的政治文化施加了深远的影响。
III. 当代德国的政治文化二战后，德国继续寻求自身和欧洲的政治和文化发展。
1949年德国成立联邦共和国，1961年被柏林墙分隔成两部分，直到1989年柏林墙被拆除。
1990年两德统一，成立今日的德国联邦共和国。
此后，德国进一步加强了欧洲和国际合作，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在政治方面，德国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和联邦制，成为一个稳定和民主的国家。
总之，德国的政治文化具有多元化和复杂性的特点，德国的政治和文化演变与其历史，地理和国际环境密切相关。
随着社会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德国的政治文化也会进一步发展和演变。
浅析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浅析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魏顺霞
【期刊名称】《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2
【摘要】柏林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近代以来分析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重要思想依据。
柏林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以多元价值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兼容和契合，也能作为自由民族主义这种新生的改革理论的理论基础。
通过对柏林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明晰自由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找到一条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新路径。
【总页数】3页(P425-427)
【作者】魏顺霞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09
【相关文献】
1.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柏林,德国
2.伯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述评
3.浅析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4.解读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兼论柏林对马克思自由观的误读
5.马克斯·韦伯:民族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关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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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张君劢的民族主义思想
浅析张君劢的民族主义思想一、关于民族主义内涵的补充：民族主义可以按照内容、地理界限、在冷战中的表现等不同标准划分为不同类项。
国内论文中常见的是以内容为标准，把民族主义分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
其中，政治民族主义主要强调国家力量,主张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力和主权的权威性、神秘性,用国家的形式去实现民族的远大抱负。
经济民族主义强调把维护民族国家经济权益作为对外事务优先考虑的目标。
文化民族主义是指强调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因素,以保护和复兴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为特征。
二、张君劢的民族主义20世纪初，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不断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更是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聚集到民族问题上，根据中国的时局问题提出种种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主张。
张君劢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种。
张君劢（1887—1969年）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民族主义者，他思想的所有方面几乎都贯穿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关怀。
张君劢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内容：﹙一﹚主要内容一是改变传统“天下观”，确立国民近代民族意识。
张君劢在《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一文中对民族和民族意识的概念和关系做了一个界定，认为：“民族意识所谓的民族，概括言之，即居民之同宗教、同言语、同习惯、同血统，且当共患难者也”，“民族意识，乃人民能巍然雄立于宇宙之要素，亦曰民族自觉”，并指出：“民族之所以为民族，亦在于意识。
故民族意识，乃民族之第一基本也”。
也就是说，民族是一个以相同血统和语言文化为基础的群体，所谓民族意识就是这个群体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民族意识对于民族的存在至关重要。
张君劢进一步指出，民族意识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环境。
但自古以来，居住在我国周围的都是一些比较落后的“蛮夷”，他们的宗教政制远远不如我们，文化更是不能跟我们相提并论，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待他们又是以宽大为怀的态度，环境的缺失导致了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我国民众头脑中只有一种“天下”观念，没有民族观念。
百科知识精选东柏林
二战时期在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徒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就视柏林为世界之都。
然而随着二战的结束，柏林也由“世界之都”变为了一片废墟，紧接着柏林遭到了分裂。
公国时期柏林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
这里最初是易北河东北的一片沼泽地，有西斯拉夫人部落的两个聚落点，名字分别是柏林（Berlin）和科恩（C?lln）。
直到12世纪，日耳曼人驱逐定居在这里的斯拉夫人后，才在施普雷河畔建立两个村镇，并且沿用了其斯拉夫名字。
柏林在1237年建成，位于施普雷河东岸，是商人的聚居区，科恩位于施普雷河西岸，是渔村。
1307年，柏林和科恩合成为一市，名字定为柏林，在阿斯卡家族的统治下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
14世纪，柏林加入波罗的海和北欧的重要商业同盟——汉萨同盟。
但是此时的柏林只是神圣罗马帝国边疆的一个荒蛮城镇。
分裂与对峙二战结束时，德国由英国、法国、美国、前苏联分区占领。
冷战开始后，为了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抵抗，美国将西方三国的占领区合并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联邦德国），苏联的占领区则成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民主德国）。
随着冷战的持续，德国成为了双方对峙的前线，柏林自然也难逃厄运。
1961年8月12日，根据东德政府的规定，一堵柏林墙横在了东西柏林之间，成为了德国分裂的象征。
21年后，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德也随之合并。
作为德国分裂的产物，柏林墙开始被拆除。
冷战结束后，德国在原柏林墙的旧址上修建了两德统一纪念碑。
王国时期在普鲁士与汉撒同盟合并之后，德意志统一国家初步形成，最终成为了世界一线国家的德意志王国。
王国的实力强大起来，柏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柏林逐渐成为了世界现代化的大都市，并以其悠久的历史与众多的名胜古迹闻名于世。
简介东柏林(德语：Ost-Berlin)是对1949-1990年间柏林东部地区的称呼，源于盟军在1945年设立的柏林占领区。
二战结束后，其首都柏林被盟军划分为四块。
由盟军占领的英，法，美管辖区合并成立了西柏林，前苏联占领区则被称为东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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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作者：刘擎资料来源：《世纪中国》--------------------------------------------------------------------------------【作者致谢】本文初稿曾提交2005年10月13－1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思想史上的认同问题：国家、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作者感谢论文评论人冯耀明教授以及与会者的评论意见。
【提要】本文通过讨论以赛亚•伯林的民族主义论述，分析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与复杂性。
作者认爲，伯林的自由多元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具有和解包容的可能，但始终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因此他未能提出一套清晰的关于“自由民族主义”的规范性学说。
伯林思想的内在紧张标志着自由民族主义的实践困境，而仅仅在观念层面上做出分析疏理无法克服这种困境，必须借助具体语境下的社会学分析才有可能在实践中达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
文章在最后勾勒了当代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条件下民族主义兴起的形态特征，指出了发展自由民族主义论述的必要性与困难所在。
【关键字】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伯林我不想褒扬或攻击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造成了辉煌成就，也犯下了骇人罪行……尽管如此，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是今日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以赛亚•伯林（2004a：291）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强劲崛起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而与此形成激烈竞争的是晚近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
两者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已经成爲当前中国公共辩论中最爲醒目的话题之一（李世涛主编，2002）。
无论是知识分子的争论，还是互联网上的民间大衆讨论，无论是对具体事件的直觉反应，还是在理念层面上的立场言说，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呈现出严重的分歧，公衆意识在此出现了两极化的对垒。
在意识形态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在信念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自由主义主张的普适价值（人权、自由与民主）经常被视爲虚假的甚至僞善的；而在另一端，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着狭隘、偏激与灾难，是需要被克服与超越的蒙昧与危险的狂热情感。
在公共讨论中，人们经常会被置于一种强制性的审问与抉择：是放弃还是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而答案似乎是如此至关重要。
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检验“爱国”与“卖国”、“忠诚”与“背叛”、“英雄”与“败类”的试金石；而对于另一方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否能将自由主义的价值置于民族情感之上，意味着对“开放”还是“封闭”、“文明”还是“野蛮”、“和平”还是“暴力”的抉择。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成爲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这种能够使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彼此和解、甚至相互结盟的理念——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格外的吸引力，1它可能爲我们的社会认同提供新的想象空间，爲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政治文化选择。
因此，考察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探讨它与中国社会转型的相关性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对以赛亚•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讨论，分析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与复杂性，并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态特征中，讨论发展自由民族主义论述的必要性与困境。
一、伯林：令人困惑的思想源头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以赛亚•伯林的相关论述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对于“自由民族主义”这一特定的论题尤爲重要。
这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伯林是20世纪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但他作爲犹太人又怀有深厚的民族情感，认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并在实践中支援以色列建国的政治努力。
其次，自由民族主义的概念与思想是由泰米尔（Tamir，1993）首先提出、并较爲系统地论述的，这部题爲《自由民族主义》论著的蓝本是泰米尔在伯林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发表之后也受到伯林的盛赞。
而当代许多自由民族主义的阐述者都将伯林视爲重要的思想资源。
2就此而言，我们似乎有理由认爲，伯林的思想——因爲包含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调和一致的某种可能——是自由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
那麽，对于他的民族主义论述及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做出深入考察，对于把握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是极爲必要的。
然而，直到2005年牛津大学政治哲学家大卫•米勒的相关论文（Miller，2005）发表之前，几乎没有人对此重要问题做出过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米勒的分析表明，一旦我们进入伯林散落在不同篇章中相关的具体论述，就会发现，试图对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予以系统性的澄清和疏理并做出准确而自洽一致的阐释，是相当困难的。
首先遇到的麻烦是，伯林对“什麽是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从未给出前后一致的、清晰的定义。
其次，也许更爲重要的是，伯林一直试图区别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所谓“良性的”与“恶性的”民族主义，但认真追究起来却会发现，他从来没有对这种区别给出清晰的界线，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这种区别与自由主义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伯林的思想的确是自由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那麽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复杂的源头。
我们如何面对这种复杂性？一个方便的态度是，将伯林看作一个草率的思想者，只是根据他当时手上所处理的具体问题粗略随意地立论，而不具有更深刻和广泛的内涵。
但米勒认爲，这严重低估了伯林的思想价值，并拒绝了这种“方便”的做法。
他相信，伯林“含混暧昧”、有时甚至前后抵触的论述恰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爲这显示了“伯林在这一领域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内在紧张，而对此从未获得满意的解决”（Miller，2005：102）。
米勒的观察是非常具有洞见的。
我进一步认爲，伯林“从未获得满意的解决”的内在紧张恰恰触及了“自由民族主义”这一思想的核心难题。
如果我们意欲从这一思想中获得真实的啓示，就必须从检讨伯林的难题（而不是从接受泰米尔的“解决”）开始。
那麽，什麽是伯林的难题？从伯林的各种不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方面的困难，首先是民族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其次，是伯林自己主张的自由主义具有“反啓蒙主义”而又坚持最低限度的普适价值的品格。
我将根据米勒的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展开具体的分析。
首先，伯林理解的民族主义究竟是什麽？米勒列举出伯林曾给出的5段定义，发现无法对它们做出统一的概括解释。
3他转而考察伯林对民族主义最爲直接而系统的论述文本——《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伯林，2003a）。
在这篇文章中，伯林通过对德国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考察，指出了民族主义的几种重要特征：政治性的民族自决、将民族看作有机性的整体、民族利益超越一切道德限制，以及特殊主义的自我文化优越论。
但是，米勒在对这个文本的解读中，将伯林列举的四种特征转换爲民族主义的四个维度，认爲民族主义者可以在每个维度上持有不同的立场而仍然不失爲民族主义者。
第一，如果民族主义是对“民族归属”的根本需要，那麽归属要求可以区分爲“政治性的”和“文化性的”不同取向，这种区分特别表现在是否主张一个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权”（a righ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政治民族主义”要求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国家，而“文化民族主义”强调的是自身文化的自主发展权。
第二，如果“民族”常常被隐喻地比作一种“有机体”，那麽仍然会有“整体的”还是“多元的”的不同取向。
伯林关注和忧虑的是“整体性的民族主义”——将民族看作不可化约的统一整合的“有机共同体”，由此推出民族的价值高于一切，而其他群体（家庭，地方社群和教会等等）以及个人的价值都必须服从和让位于民族整体的价值。
这是伯林所警惕的民族主义“偏执的”（illiberal）反自由的一面。
但米勒指出，伯林所忽视的一面是，即使采用有机共同体的比喻，仍然可以对民族持有更多元的理解——民族共同体是由各种更小的共同体所构成的。
这种“多元性的民族主义”虽然会放弃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但未必会坚持将民族的整体利益作爲高于一切的价值，而是更倾向考虑整体与多元局部之间的平衡发展。
第三，如果将民族理解爲一个伦理共同体，那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成员都对自己所属的民族拥有特殊的责任。
在这个维度上仍然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取向：“道德上无限制的”民族主义认爲民族的价值高于一切，也没有任何高于民族价值的道德权威资源可以衍生出普适性的道德原则；而“道德上受限制的”民族主义在承认对民族责任的同时，认爲还存在着人（仅仅由于）作爲人的普遍责任，对民族所能够正当地主张的种种价值施加了一定的限制。
第四，如果民族主义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信奉“民族至上”（national supremacy）——民族拥有不容阻碍的使命，这种信念也视其是否与“民族优越论”（national superiority）结盟而形成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惟我独尊的“特殊主义”，认爲其他被征服的民族在文化上属于低下劣等的；另一种立场并不认同优越论的取向，而采取“重叠性”（reiterative）的态度——承认其他民族拥有与自己民族同等正当的要求和主张（Miller，2005：103－106）。
依据米勒对伯林一个重要文本的重构，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在这四个维度上都可能具有不同的取向，也因此构成了民族主义的不同形态：可以是“政治性的”或“文化性的”；“整体性的”或者是“多元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或“道德上受限制的”；以及“特殊主义的”或“重叠性的”。
在理论上，不同维度的各种取向可以组合成16种可能的民族主义类型（当然不是每一种组合都具有现实的可能）。
米勒指出，伯林在对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分析中，指出了一种特定形态（这四个维度上的特定立场的组合），而遮蔽了其他（不同立场组合而成的）形态的可能，这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民族主义必定是政治性的、整体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以及自我特殊主义的，因此也是与自由主义敌对抵触的。
但这既不是民族主义在实践中仅有的类型，也不是伯林所考虑的惟一的类型。
正如他晚年（1991年）的一篇访谈录的标题——《两种民族主义概念》——所显示的那样，伯林理解的民族主义可以有“进攻性的”与“非进攻性的”不同形态（嘉德尔斯，1999）。
在他对赫尔德的同情性的解读中显示了对“文化民族主义”的亲和与认同；在他论及泰戈尔时也明确地指出，“我不想褒扬或攻击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造成了辉煌成就，也犯下了骇人罪行”（伯林，2004a：291）。
的确，伯林一直试图在良性的与恶性的民族主义之间做出区别。
但是，他终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划分标准，他的“两种民族主义”远不及他更爲著名的“两种自由”的概念丰富与清晰，我们也不能在米勒的重构性阐释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伯林所支援的民族主义就是与德国浪漫主义取向相反那种——文化的、多元性的、道德上受限制的以及重叠性的——形态，因爲伯林的其他文本并不支援这一点（Miller，2005：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