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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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年四川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1.5个百分点,达52.29%,新增城市人口144.9万人,仅成都市市政基础设施2,169亿元,建成区面积837.27平方公里,在全国城市城区面积排名第8位等都显示着四川省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阶段。然而拥挤的交通、环境的污染、人口的膨胀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从国际经验和成都现实来看,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的成都正步入“城市病”的暴发期。学术界把由于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以及大城市的某些区位,所引发的对城市经济、环境、公共秩序及居民生活的不利影响称为“大城市病”。现有研究中对于“城市病”的原因多基于体制、公共产品供给、城市发展空间等视角,如刘成玉(2012)强调公共产品向大城市聚集的这种格局是形成和加剧我国“大城市病”问题的根源之一,并在此视角下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朱铁臻提出未来城市发展的模式应该是生态经济城市,董国良创造的“节地畅通”城市也是解决“城市病”的方案。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城市综合体来缓解“城市病”。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梳理发现,学界已经关注到了城市空间布局对“城市病”的影响,但关注的还不够,大多数只是笼统的提出城市综合体发展模式范式等等。基于此,以一个特定地区为案例来研究“城市病”就很有必要。成都作为一个典型的“单中心同心圆”扩展模式的城市,去研究如何通过空间的合理布局来缓解“城市病”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成都市空间布局演化
从建国初期到现在,成都市城区布局从直径4km左右到400km的同心圆扩展形态。纵观成都市空间开发历程,成都市空间扩张的形态是由孤立的单中心沿“环形十放射”状的交通轴线呈圈层状蔓延再向多中心组团式结构演变,空间机制是由孤立的点极化向点轴化发展,并初步呈现出了点、线、面相互联系的三层网络结构。由于成都市的城市空间增长形态和机制的变化对其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成都市产业空间布局模式逐步由均质模式向以市中心等经济高度集聚地区为“极点”的增长
极模式转变。同时,随着城郊交通联系的不断加强和城市副中心及郊区组团的发展在空间上进一步形成了点轴布局模式和网络布局模式。显然,从成都现在的发展来看,这种空间布局是合理的。然而,这种整体上呈现的“单中心圈层式”的空间扩展形态使之出现了居住区、商业区、文教区等清一色的分区规划。最大的弊端是忽视了城市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成都市的产业和居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鸿沟,处在外城层和辅城层的高新区和高新西区作为产业集聚地,则产业发达,居住和娱乐氛围欠缺,由此也出现很多人住在城中,工作在近郊的现象,从而导致了一直以来的上班时间交通拥堵严重的状况,无独有偶,光华大道区域的城市发展,呈现出来的都是“住宅”集中化,目前暂缺少娱乐和产业的规划,这也会成为未来区域城市发展的掣肘。与此同时,以天府广场、盐市口为中心,半径1km范围的内核区人口活动高度密集、零售商业、商务楼宇和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集中,让中心城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随着一些矛盾的凸显,
“城市病”成为成都市城市建设中不可忽视的突出问题。
二、成都市空间布局演化导致和加剧“城市病”
(一)“同心圆摊大饼”的空间扩张引导人口集中于主城区。“单中心”发展模式,使得商业、办公等城市就业过于密集在旧城区,从而导致的人口过度集中。截至2018年,成都市常住人口为1,604.5万人,成都市主城区人口达1,020万人,比2000年增加672.95万人,占全市人口的比重为63.59个百分点,远郊的第三生活圈(金堂县、大邑县、蒲江县、新津县、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常住人口为445.59万人,比2000年的447.62万人减少了2.03万人;成都市人口的居住已向中心城区聚集。全市人口密度为1,109人/平方公里,主城区人口密度在各圈层中最大,为11,388人/平方公里。其中,武侯区人口密度居全市之首,为14,451人/平方公里,大邑县人口密度最低为391人/平方公里。
(二)人口集中导致“城市病”
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文/李虹
(三亚学院海南·三亚)
[提要]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城市化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其中心蔓延的“外溢”模式曾是城市空间模式的主流;但随着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其弊病也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来,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土地资源后备不足等“城市病”都是这种空间扩展模式的直接产物。为此,本文从空间布局规划制定、构建城市综合体、土地集约化发展等方面对成都市空间布局进行建议,提出缓解城市病的治理方案,以实现成都市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城市病”;城市空间布局;成都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3月14日
经济/产业《合作经济与科技》No.6s2019 40--
1、交通拥堵开始抬头。成都城市交通的构架是“井+环”的
路网结构,单一的城市中心让整个城市的经济、文化、餐饮和娱
乐中心造成的所有压力都集中在中心城区,加上1/3的岗位分
布在一环以内,CBD岗位密度接近6万人/平方公里,这样的高
密度发展,造成高峰期向中心交通集中,潮汐现象严重,径向通
道难以承受。成都市区每年新增流动人口达到40万人,截至2018年底,全市机动车总量为494.2万辆,汽车保有量为530万辆,6年来平均增量均保持在48万辆左右,中心城区居民机
动化交通出行总量大约为765万人次/日。但与此同时,中心城
区所有道路只有2,600公里,道路交通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客
观反映在路面行车密度增大,中心城区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趋
于饱和。
2、住房密集、环境差,房价高企。首先住房密集、环境差。随
着人口的剧增,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大厦使得主城区的住宅显得
十分密集。密集的住宅就使得小区的绿地相对较少,许多小区
的人均绿化面积不足0.5平方米。大批人口的入住,随之带来
的就是生活污染。2018年城市生活垃圾达535万吨。由于生活
垃圾和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严重滞后,流经城区的主要河流如府
河、南河及沙河等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其次是房价高企。总理
房价是最近相当火的一个词语,即是指与居民收入相适应的合
理房价,按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应该在4~6之间,也就是说
一个人工作6年,可以买一套房子,这样可以大约估算出一个
城市的“总理房价”。根据相关数据得出成都市2011年的“总理
房价”为3,190元/平方米,2018年主城区成交均价为15,169
元/平方米,郊区成交均价为9,294元/平米,城市房价泡沫。因
此,从目前主城区的房价来看,可以看出房价还是相对较高。
3、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土地后备资源急剧减少。成都市
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随之不断增大,致使
土地利用结构比较混乱,配置不合理,加之未利用地被开发利
用程度的迅速增大,从而导致成都市后备土地资源急剧减少,
土地生态环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破坏。根据成都市统计年鉴
(2000-2010年)数据分析可知,这10年间成都市建设用地面
积呈快速增加趋势,农用地尤其耕地面积呈不断减少趋势,成
都全市建设用地面积从2000年的1,418平方公里增加到2,129平方公里,增加了50.14%;耕地面积从424,585公顷减少到356,540公顷,比2000年减少了16.03%;耕地的逐渐减少与建设用地需求的不断增加的矛盾日趋严峻及尖锐。
三、基于城市空间布局优化视角“城市病”缓解方略
(一)改革和完善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制定机制。一是城市规
划政策。首先,要有制度基础和组织保证,注重中央、地方、
“第
三部门”的综合开发能力的同时,建立由各方利益代表组成的
“城市规划委员会”来对城市规划各阶段进行咨询与监督。其
次,应该要有明确的区域划分标准,按照标准以“问题”为导向
性,针对特定城区采取特殊政策,而不是一刀切,防止城市各区
趋同化发展;二是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强化对城市化质量和可
持续性指标的考核,如交通畅行程度、房价收入比、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就业及养老保障程度等;三是强化公众参与。
构建完善的公众参与平台,为了保证公众参与的力度,政府将
公众参与的程度作为投资的重要依据,并制定了相应的法规。
强调在规划的不同阶段应该确定公众参与的不同方式,在前期
的社区价值评价、目标确定、方案优选、规划修批和反馈中起主
要角色作用,而在实施阶段起促进或支持作用。
(二)构筑城市综合体,打造多中心城市。城市综合体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步产生的。与单一功能的住宅、商业开发形式不同在于,城市综合体是由平面转为立体,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功能,而不仅仅是个“生产车间”。作为力图打造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范本的成都而言,城市综合体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具备综合体开发的条件,然而成都现阶段己建或在规划中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从成熟的开发模式选择上,成都市的城市综合体应当偏向于让市政、商业、住宅以及第三产业集群等主体合作开发的“合作链”的投资运营模式与“住宅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但仅照搬复制这两种模式是远远不够的。成都综合体开发更需要引入“全程开发模式”,从开发前的选项与资金保障、开发中的设计定位与开发后的运营管理三个阶段完成整个开发。
(三)大力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系统的发展。大力建设公共设施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理念和世界城市发展的共同战略,几乎所有的国际大城市都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其城市发展战略的基本。在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多中心、卫星城发展战略的实施,还是城市综合体的开发建设,都需要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来支撑。因此,成都市在城市综合体全面开发建设之前,应该将该区内的所有交通、市政和公共设施建设完成,包括高速公路、广场、停车场、公园等,使之成为完全的“熟地”,以此来吸引大量开发商和大量的企业进入。进而促进城市空间布局的合理化。
(四)优化土地利用模式,实现土地集约化开发。城市化进程与土地资源利用是紧密相连的,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将对土地利用的扰动愈发剧烈,土地的节约和集约利用就成为了城市规划的热点。城市化加速阶段的成都市对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为了维育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成都市在建立城市土地集约化规模利用如加大技术投资和技术成果转化、优化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提高农地比较收益等激励机制的同时,更需要在城市集约化规模利用模式构建中,通过对不同城市化进程、不同城市规模、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职能定位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分析,构建了高集约度、高扩展型;高集约度、低扩展型;低集约度、高扩展型;低集约度、低扩展型四种模式,同时采用对应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对成都市不同经济区应适用的模式进行应用分析,采用差别化的利用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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