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儿辩日-中国科学院

专题：诠释与过度诠释

从两小儿辩日谈起

郭汉英

一两小儿辩日及其他

中学教材往往采用“两小儿辩日”的故事。故事出自《列子·汤问》：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列子》成书时间意见不一，有人说是晋代的。然而，一般是故事在前，成书在后。即使是晋人编撰，也有约一千七百年了。

早在东汉初年，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提出过与辩日有关的问题。《论衡·卷十一·说日篇》里有这样的叙述：

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为近，日中为远。或以日中为近，日出入为远。

其以日出入为近，日中为远者，见日出入时大，日中时小也。察物近则大，远则小，故日出入为近，日中为远也。其以日出入为远，日中时为近者，见日中时温，日出入时寒也。夫火光近人则温，远人则寒，故以日中为近，日出入为远也。二论各有所见，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

如实论之，日中近而日出入远，何以验之？以植竿于屋下，夫屋高三丈，竿于屋栋之下，正而树之，上扣栋，下抵地，是以屋栋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则竿末旁跌，不得扣栋，是为去地过三丈也。日中时，日正在天上，犹竿之正树，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犹竿之旁跌，去地过三丈也。夫如是，日中为近，出入为远，可知明矣。试 作者简介：郭汉英，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复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于屋上，其行中屋之时，正在坐人之上，是为屋上之人，与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东危若西危上，其与屋下坐人，相去过三丈矣。

日中时犹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与入，犹人在东危与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温，日出入远故寒。然则日中时日小，其出入时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时光暗故大，犹昼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为效，又以星为验，昼日星不见者，光耀灭之也，夜无光耀，星乃见。夫日月，星之类也。平旦日入光销，故视大也。

这段叙述不仅表明一些“儒者”在思考、辩论这个问题；而且在思索如何解答。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涉及天文、光学、气象等各个方面的知识。正确解答是近代科学出现以后的事情。王充的解释，用到了投影，涉及到光学、视觉，甚至提及“日月，星之类也”。不过，他的解释并不正确。

近两千年前，古人就能提出这些深刻的问题并进行思考，这很不简单。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我国古代典籍里有许多闪光的思想。

早在春秋末年，曾子对“天圆地方”之说有过质疑。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单居离问：“天圆而地方，诚有之乎？”曾参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半球天穹如何覆盖方形大地？

众所周知，惯性运动和相对性原理的确立，是近代科学的诞生的标志之一。其实，我们古人对此的认识，比伽利略要早大约一千五百年。古籍《尚书纬·考灵曜》载：“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行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恒动而人不知，譬如闭舟而行不觉舟之运也。”《尚书纬·考灵曜》的著者不详，但成书至少在东汉时代。

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把墨子的“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墨经》）看成是惯性原理的先驱；对此有不少争议。其实，墨子认为：“力，刑之所以奋也。”（《墨经》上）按通常的解释，“刑”通“形”，指物体或身体；“奋”的原意是鸟张开翅膀从田野里飞起。如果将“奋”理解为运动的变化，那么墨子就是说，力是运动变化的原因。也有人认为，“刑”通“行”，指的是“运动”。若作此解，那么这个说法就更接近牛顿第一和第二定律了。墨子对杠杆原理的了解，他在光学和声学等方面知识，比西方也早得多。

二君子与小人

遗憾的是，我国古代这些科学启蒙的思想和问题尘封数千年，后人一直未作深究，没有发扬那些闪光的思想，并进一步成长为科学的理论。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的儒家传统的束缚，首当其冲。

孔子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

辱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如此敬畏“天命”、“大人”和“圣人”；而把“不知天命而不畏”，敢于怀疑、批判“大人”和“圣人”者视为“小人”。曾子显然对方圆之说感到困惑，但他畏“圣人”，答非所问：按孔圣人之意，方圆指天道与地道，而非天地的形状。

儒家也在讲“致知在格物”。所谓“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把“格物而后知至”放在首位。宋明理学家朱熹对这个传统的“致知在格物”还做过如此解释：“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然而，“即物而穷其理”实施了吗？“两小儿辩日”应该怎么解？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呢？难道不应该去“求其理”吗？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最后落在什么上？落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上面。

如果认真“穷其理”，把“中庸”为“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的解释用于机械运动，再联系“闭舟而行不觉舟之运”、联系“力，刑之所以奋也”，离匀速直线运动或惯性定律和相对性原理还远吗？

对“格物致知”的“格”有不同理解，有一种理解是把什么放到一个框框里面。但这些理解你也不用实施，究其原因呢，孔夫子说过了，你不能“狎大人，辱圣人之言”。如果像一些现代物理学人那样，不断追问到底什么是更基本的自然规律，就都成了“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小人”。

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心目中的“大人”、“圣人”，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他自认“五十而知天命”；认为“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对于孔圣人和他弟子，天命是不变的，天道当然也是不变的。在传统儒家看来，有了“大人”、“圣人”之言，“君子”“闻道”即可。

“格物致知”无非是体验“圣人”早就知道的“天命”，还需再去“求其理”吗？

三关于教育观

这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在教育上表现为师道尊严和学识传承。

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既然天是不变的，道也是不变的。圣人得道，师者传播就是了，学生学习过程中有什么“惑”，老师去解就是了。从不说要去怀疑，从不认为“道”还在发展，还要后人去认识。“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个“师”仅仅是“闻道有先后”的意思而已。

遗憾的是，这种教育观贻害今日。

关于“两小儿辩日”的教案，最后落到什么地方呢？落到两点：第一点，孔子何等谦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当然不错，但显然不够。第二点，你看这两小儿何等狂妄：这个问题把孔子问住了，就自以为得意。这近乎荒唐。如此两点，完全不提小儿辩日的深意和正确的答案，完全不鼓励两小儿对孔圣人的质疑。这反映了我们现在教育中的问题。

现在的小学生，课业负担极重，是不是还能这样观测自然？还能“辩日”，提出难倒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