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布局与分维差异_舒波

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

其经验之一是采用设立特区方式创造性地实施了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国家先后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

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开放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等中游沿江港口[1]。

进入21世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关键词。

2005~2008年末，国务院先后批准上海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成渝经济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深圳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形成了国家级改革试验田的空间布局。

理论界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区的空间总体布局特征和差异方面的研究不多，一些学者对部分改革试验区选择改革内容与进程的视角进行比较。

例如，杨建文、胡晓鹏从实践层面上剖析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特区的综合配套改革内容，以此为基础比较三区的差异性及差异根源[2]。

李政于2007年对沪津深、综合配套改革进行了比较，认为三者都处于不同区域，具体发展目标和侧重点不同[3]。

祝尔娟、臧学英利用2005年的统计数据对上海浦东、深圳和滨海新区三大增长极的功能作用发挥状况深入剖析，揭示了深圳和浦东已进入增长极发展的成熟阶段，其极化效应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已开始显现，而滨海新区正处于增长极形成的初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并据此提出了三区发展的思路[4]。

中共浦东新区党校课题组对浦东新区与重庆、成都综合配套改革进行了比较，比较主要着眼于改革目标和举措[5]。

可见，目前对现有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总体空间布局特征与差异方面尚没有完整的对比分析结果。

因此，本文力图厘清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布局特征，利用城市统计数据资料分析试验区发展到最新时点的多维空间差异，期望为业内学者进一步研究改革方向，为地方政府用宏观视角准确定位自身发展战略提供思路。

一、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空间布局为了分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空间布局特征，选择布局定位、增长极形态、城市群空间分布、战略主题四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一）试验区空间布局定位特征根据增长极理论，目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布局定位呈现“东西中分散布点、南北偏东分布、区域增长极选择优先”的特点。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特区深圳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成渝经济区位于西部；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位于中部。

同时，以长江为界，天津滨海新区位于北偏东方向，深圳特区位于南偏东方向。

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空间布点的选择中，区域增长极具绝对优先权。

国家于1990年4月18日启动浦东开发区，目前上海浦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开发区，是收稿日期：2009-12-21基金项目：2009年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200800070031）作者简介：舒波（1971—），女，博士研究生，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mail ：shubo@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布局与分维差异舒波，何海燕，康晓伟（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100081）摘要：通过布局定位、增长极形态、城市群空间分布、战略主题四个方面厘清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布局特征，利用因子分析方法确定了空间差异分析的维度和因子分值，并据此进行了极点城市分维聚类差异分析。

认为：牵引能力、投入效率和产业结构是评价不同极点城市发展差异的三个主要方面，并得出结论：第一，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两个试验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发展效率高、国际化程度高、服务业发达，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加快发展速度。

第二，天津滨海新区发展速度快、制造业发达、利用外资多，发展方向重点在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

第三，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中武汉是发展能力最强的城市，成为中部地区的主要增长极；成渝都市圈中成都的发展能力高于重庆。

武汉和成都要加强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重庆、长沙、株洲和湘潭要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

最后，提出了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增长极；城市群；空间布局；因子分析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370（2010）05-0031-05第12卷第5期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2No.52010年10月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Oct.2010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0.05.018上海城市发展的增长极，而上海又是大上海都市圈、长三角经济区的主要增长极。

环渤海地区是一个圆心在渤海且弧度较大的半圆形地带，是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经济圈。

天津滨海新区位于天津市区与海滨之间，包括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保税区、天津港、塘汉大三区和东丽、津南区的一部分，拥有153公里的海岸线，恰好位于渤海半圆形地带的中心位置，地处连接欧亚陆桥经济带和东北亚经济圈两大国际经济区域的结合部[6]。

因此，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天津滨海新区是环渤海经济圈增长极的首选位置。

深圳是珠三角的增长极，成渝经济区是中国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经济区，是带动西部发展的重要引擎。

长株潭城市群不但是中部崛起战略中实施城市群发展战略的重点地区，也是国家对我国生产力空间布局进行调整的重点开发区域[7]。

武汉城市圈是中部三大城市圈之一，汇集率湖北省六成以上的GDP 总量，50%的地方财政收入和绝大部分的进出口贸易，资源利用效率远高于全省[8]。

（二）试验区增长极空间形态特征根据增长极理论和点轴理论，试验区各增长极的空间形态呈现“东部强区鼎足、中西部群市合撑；沿海‘大3点’、沿江‘1+4+2点’分布”的特点。

从空间位置形态上看，东部的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特区深圳都是以直辖市的一个区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三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呈现强区鼎足的特征；西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由城市群构成。

其中，成渝经济区由双核（成都和重庆）及其他13个城市构成一个经济合作区，形成“椭圆城市群”[8]。

中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由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紧密相接形成倒葫芦状，区域空间增长结构呈现从双核主导到双圈联动[9]。

从空间架构形态上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首先以东南沿海的海岸线为轴，形成沿海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特区深圳“大3点”分布。

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虽增长极数量不多，但辐射能力和示范效应强。

此外，目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长江为轴已经形成沿江“1+4+2点”分布，其中“1点”指上海浦东，“4点”指武汉、长沙、株洲、湘潭，“2点”指成都和重庆。

由于“4+2”点中各城市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增长极数量较多。

（三）城市群空间分布特征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图1），虽然天津、上海、深圳、重庆、成都、武汉、长株湘等增长极相对地理位置较远，但其所依托的“隐圈”（图1中的虚线圈表示）和“显圈”（图1中的实线圈表示）却有地理位置上的临近性。

如图1所示，深圳、浦东、滨海新区所依托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三大增长极（深圳虽然2008年12月才正式被称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由于特区的使命与试验区相同，加之重要的地理位置，业内学者一直认为深圳属于试验区）。

2006年，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从配套改革增长极所在的经济区之间看，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在沿海地带几乎覆盖了全部海岸线所在的城市。

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区之间、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还有一些跨行政区划的经济合作区（例如，淮海经济区处于环渤海经济区与长三角经济区之间），这使得区域之间改革信息、产业转移、人才流动等交流与影响频繁。

但环渤海和珠三角地理位置较远，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较弱。

2007年成渝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称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不仅使长江上中下游经济带同时加入综合配套改革，而且将会同时增加东西部、南北部的经济改革成果扩散的速度。

可见，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城市群之间的密切联系，易于实现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示范、扩散的目标，对我国区域经济由不平衡向平衡转变具有正向影响。

（四）空间布局的梯度战略定位从战略定位主题的选择上看，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都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海要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主线，立足自主创新加快产业升级，提升服务能力，努力建设创新浦东、和谐浦东和国际化浦东，实现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区、自主创新示范引领区、现代服务业核心集聚区。

天津滨海新区要以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不断提高综合实力、创图12005~2007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结构的演变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新能力、服务能力，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空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生态城区。

深圳提出要优化经济结构、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将深圳建设成为国际高科技城市、国际物流枢纽城市、国际金融贸易会展中心、国际文化信息交流中心和旅游城市。

成渝经济区以统筹城乡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主题，力争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缩小本区域的城乡差距。

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以“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即两型社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主题。

二、试验区空间分维差异分析（一）评价维度与差异分值聚类事实上，在论述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布局特征的同时，可以发现试验区范围、地理位置、依托的经济区和轴线、改革主题都有所不同。

为了分析这些不同所引致的总体差异，本文选择各极点城市2008年截面数据构成的统计指标进行分维度考量，并选择极点城市进行分析（没有选择所有城市是出于数据可得性的需要，同时也不失研究重点）。

考虑极点城市空间分布的度量意义、可比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的指标如表1所示。

表1中的X i表示第i个指标（i=1，2，…，9）。

为分析差异方便，用T i 作为指标X i的秩次，表示各指标从大到小的顺序。

选择指标包括区位熵（X1）、人均GDP（X2）、人均财政收入（X3）、GDP增长速度（X4）、实际利用外资（X5）、单位固定资产等。

投入产出率（X6）、单位外资进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数额与进出口总额之比）（X7）、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X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X9）作为说明主要极点城市的空间布局差异情况。

其中，区位熵可以反映极点城市的集聚能力，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等指标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GDP增长速度可以反映速度能力，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单位固定资产投入产出率、外资投入对进出口额的贡献率可以反映投入产出效率，实际利用外资和单位外资进出口额可以反映对外贸易水平（数据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