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语言不能表达,就请化作歌声”

“如果语言不能表达，就请化作歌声”（一）怙丧恃失伯扶孤，乳母夫盲岁岁劬；最忆严君身后好，一乡清誉一箱书。

这是葛崇岳先生七言古风体自传诗《苦乐歌》中的一节，全诗共一百一十二行。

痛失父母，本来是人世间一件最可悲伤的事，但诗作者却为自己庆幸，因为他嗣后得到了家族中慈爱的伯父以及虽然身世贫贱但同样心地仁慈的乳母的悉心扶养和照料，并没有因为父母早殁而导致慈亲般关爱的稍减，并且他还格外感谢父亲身后为他留下的一箱书籍以及流播在乡邻们日常记忆中的一份好口碑，因为它们为他日后的一心向学、怀有不同凡俗的抱负并走向注重精神向度和有尊严的人生，作了最初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引导和提示。

像这样一些细小的地方，是很能传达出诗作者宅心的温润和宽厚的。

诗中还写到他的少年时代：远道层关灯焰红，笃山幽雅秀明中；驱倭烽火燃难到，娴静少年且用功。

作者出生地和家乡安徽庐江，北濒巢湖，毗邻桐城。

近世中国，桐城即因文风昌盛而被当时的读书人视为天下文脉由以维系之所在。

清代中兴大臣曾国藩曾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叹，自称私淑桐城，并序述其流派，称为“文章正轨”。

作者的中学时代正是在桐城度过的。

七言古风体自传诗里写到的“娴静少年且用功”的动人景象，便可看作桐城百年流风所披的一个小小缩影。

由于远离东西南北的所有交通要道，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以致在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的岁月，作者的家乡居然躲过了日寇铁蹄蹂躏的厄运；此一艰苦卓绝的世道中殊出意外的陶渊明世外桃源式的传奇，使得这位生性明慧的少年人得以勤奋读书的环境终未中断。

这样的一段传奇，也得到了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的印证。

余英时先生的故乡是潜山，与庐江仅一县之隔。

余氏在回忆文中所清晰记述的他的少年经历，对于我们较为切身和感性地去了解少年葛崇岳当时所居处的文化环境的特定性质和它的一些具体细节，无疑是会有帮助的，故不妨引述如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随伯父一家从安庆移居祖籍——潜山县的官庄乡，一直到九年以后（1946年夏天），我才重回城市。

这九年的乡居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我虽然因此而失去了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机会，但却能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身体认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

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幸运，因为这种直接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知识，绝不是任何书本上可以获得的。

……我的故乡——潜山官庄——是一个十足的穷乡僻壤，当时和现代文化是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

我相信我当时所见到的官庄乡，和一两百年以前的情况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过更衰落、更贫困而已。

在精神面貌上，官庄几乎相当完整地保持了中国的传统；这里没有新式学校，偶尔有一两处私塾，教的也还是《三字经》、《古文观止》、《四书》之类的东西。

通俗化的儒、释、道仍然支配着乡人的信仰和行为。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独秀这位五四健将是怀宁人，怀宁和潜山是紧邻，但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因为有人说他写下了“父母有好色之心，无得子之意”这两句大逆不道的话（这当然是借用了王充的说法），又曾公开提倡“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

可见城市知识分子歌颂了几十年的五四新文化根本没有涉足我们的乡间。

心存高远的少年余英时当然不愿终老此乡（这个在他看来思想文化异常闭塞简陋的乡村），先是北上考入燕京大学，不久南下港九，拜投在新亚书院研究所钱穆先生门下，其后远赴哈佛研究院，师从杨联陞，继而辗转执教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北美名校，终至修成正果，成为当今国际中国学研究界备受瞩目的学术翘楚之一。

葛崇岳游学的经历和范围虽不足与余氏相提并论，但他同样也随后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前往华东军政大学，投身到一种完全不同于他自小所浸染、被沾溉的桐城文风的时代文化的氛围之中，并且在这样全新的文化氛围中，开始了一种陈寅恪先生所谓“预流”的新时代的学习生涯：飞扬神采口悬河，天下纵观感慨多；频嘱诸生攻外语，毕生翻译莫蹉跎。

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一职曾由陈毅元帅兼任，葛崇岳攻读俄语于此，预科结业时，又适逢陈毅倡办军区政治部外语学院而旋即被调入，每每忆及这位谈笑风生的儒帅，油然而生的崇敬与感激之情，在葛崇岳，直至今日依然有增无减。

上世纪五十年代，葛崇岳在任职雷达专科学校俄文教员和苏联顾问通译期间，即已有俄苏文学译作在京、沪等地的名刊名社，如《译文》（今《世界文学》前身）与作家出版社刊出。

但差不多从六十年代中期至整个七十年代，却不再有关于苏俄文学的译作问世。

这里边既有两国间兄弟阋墙风波骤起的阴影笼罩，又有国内时政激荡颠簸的原因。

直到八十年代初起，沉寂多年的葛崇岳，仿佛久抑的火山突然间再度喷发似的，一下子向我们贡献出了二、三百万字的著译。

我们不妨以他上述那首五言古风体叙事诗作为“经”，以他的译著和诗作作为“纬”，前者是时间性的简明索引，后者则有如笺注，是他长年主持省报文艺版之余、孜孜矻矻于著译的人生岁时的详尽见证。

这份笺注和见证，借用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中的话来形容：“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陈胜先前的穷哥们，见了揭竿起义当上张楚王的陈胜的殿屋帷帐后所发的惊叹语。

“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

）崇岳先生尤钟情于诗，至今作诗、译诗不辍。

晚近受友朋的鼓动，复又涉足小说翻译，并且乐此不疲，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以下是崇岳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至今，差不多半个世纪的著译活动的一份并不完整的清单：译作：《苏俄抒情诗十杰》、《蒲宁抒情诗选》、《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选》、《丘特切夫诗选》、《费特诗选》、《奥列西抒情诗选》，诗体《普希金童话集》，普希金叙事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新郎》，特瓦尔夫斯基长诗《列宁和炉匠》，及巴尔蒙特、巴拉丁斯基，与命运多舛的茨维塔耶娃诗选；童话《天鹅姑娘》；高尔基长篇小说《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列夫·托尔斯泰童话》，契诃夫纪实随笔《西伯利亚纪行》等。

创作：诗集《生活，是一个圆》（选收一百多首）；旧体诗集《晶斋吟草》；散文集《天鹅之歌》；戏曲《牛棚风波》、《路》等。

（二）作为世界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其文学曾将一种全新的美学范型导入世界文学，并在文学的各个门类造就过自己的大家：小说领域有继高尔基之后的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直至新近去世的艾特玛托夫等，诗歌领域有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戏剧领域有布尔加科夫，等等，不胜枚举；而《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等鸿篇钜著，则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新的经典。

苏联时代有良知的诗人小说家们，秉承俄罗斯文学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以自然、人性、道德、良知作为写作母题，对诸如世界、历史、人性、革命等重大主题，作出了自己有深度的探究。

由于共同的社会主义实践，也由于此一实践所遭遇到的相似相近的命运波折，新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之间，语境上无形中存在着一种仿佛前定似的亲和性，俄苏文学曾经是新中国文学一个重要，不，最主要的影响源。

上世纪五十年代举国学俄语热，盛况之空前，决定了它很可能也是绝后的。

大批经由俄语科班培训的翻译从业者，纷纷加入到俄苏作品的翻译梯队之中。

出版机构的苏俄文学翻译发行的数字蔚为壮观。

截至1958年底，俄苏作品占同时期外国文学译作总数的三分之二及发行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大致有三千五百二十六余种（还不包括报刊所载译作），印数逾八千二百万册〔1〕。

翻译名家辈出：汝龙的契诃夫译本，戈宝权的苏俄诗译本，查良铮（诗人穆旦）的普希金，以及后起的草婴的肖洛霍夫、托尔斯泰，再加上别林斯基的满涛译本，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辛未艾译本……。

夤缘际会，《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更是深深撼动过成千上万新中国儿女的心。

俄罗斯式的壮美加上苏维埃式的幻视，庶几成为整整一代风华正茂并渴望着美好爱情的中国青年人心目中想象、感受和表达青春激情的完美范本。

发生在中、俄两大精神文化类型之间的近现代交涉，其规模之大和相契之深，较之其他异文化类型，有着需要格外加以关注的地方。

这些特殊的地方，如前已述，有受特定时代政治因素影响的一面，但事情显然又不仅仅如此简单。

精神、文化的相契，本身还得从其远比特定的时代政治要来得错综复杂、源远流长的精神、文化自身各自所具的、而最终又是可以相通的因缘那里去寻求解释。

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1874—1948）曾在《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对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命运作了密集的思索和论述。

在他看来，俄罗斯命运之路的坦荡与坎坷，均来自其根深蒂固的内在矛盾，而错综复杂甚至常常自相抵牾、并且深深幽闭着的俄罗斯灵魂之奥秘，又不是但凭理性的语言所能究明的，情况就像葛崇岳先生所喜爱的、并译有其近二百首诗作的诗人丘特切夫在他的一首诗作中所写的那样：无法用理智去认识俄罗斯，无法用普通的尺子去丈量：她有着独特的身材，——你只能去把俄罗斯信仰。

但即便如此，别尔嘉耶夫还是在书中努力勾勒着他对于俄罗斯的独到认知。

譬如说，俄罗斯人的天性里，与其说渴求一个自由的国家，毋宁说更渴求一种没有国家的自由，但恰恰是这个最缺乏国家意识的民族，却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帝国。

再譬如说，与生俱来淡漠于民族意识的俄罗斯人，却又在其东正教教义中集中表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志：唯有斯拉夫教会能够肩负起拯救人类的庄严使命。

还有，渴望幻想、浪游、自我放逐、自我鞭笞的天性，注定了俄罗斯心灵不适宜于安逸的资产阶级市民生活，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却又极为保守，对个性权利和人的尊严，意识极为滞迟。

俄罗斯异常辽阔的幅员，使其不得不在东西（亚欧）文明的双重挤压下左顾右盼无所适从，同时还得承受来自南北差异的文化撕裂，而彼得大帝改革后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分层，又迫使知识分子肩负起了弥合这上下严重分离的使命：从十二月党人到走向民间的民粹派，从严肃面对现实的文学大师，到直接介入和改造历史的职业革命者，俄罗斯知识分子是近世以来世界上最具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

俄罗斯文学也因此而成为最富于社会学情怀的文学。

自十九世纪中期以降，无论是别、车、杜的美学，还是列宁的反映论和党性原则，都将文学视为具有巨大教育、影响功能的社会学工具。

这种社会学情怀一方面使得文学成为一项异常严肃的社会事业，同时造就了文学接受的社会学基础，意义远远跃出单纯文学阅读范围的社会政治动员式的关注和讨论，致使文学在民族文化及精神水准的型塑和推进中，发挥出文学社会化程度相对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所难以想象的巨大功能。

但另一方面，文学的自律性和作家的文学个性，也因此不免受到压抑和遮蔽。

不过，诸如此类的有关俄罗斯文化心理特性的描述，对我们说来不仅并不完全陌生，反而还有似曾相识之感。

你从古老中国的民族文化性格中，不难找到与之相近或相似的那些隐隐绰绰的影子。

蕴涵在俄罗斯文学深处的浓烈社会学情怀，与格外强调“文以载道”写作原则和“兴、观、群、怨”诗教传统的儒家正统之间，照例不会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