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和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

2007年第2期N o.2,2007

浙 江 社 会 科 学

ZHEJIANG S OCI AL SCIENCES

2007年3月

M ar.,2007

个体和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

何大安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考察人类的选择行为,应当区分个体和群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

而界定理性或非理性选择,应当以主体是否进行理性思考和发挥认知为判断依据。文章在梗概比较主流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解析个体的风险态度,对个体选择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根据 大数定律 解说了金融市场和非金融市场中的群体选择行为。

关键词 个体选择 群体选择 理性 非理性 不确定性

作者何大安,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35)

一、引言

倘若撇开思想火花而仅从理论体系的形成来考察,经济理论关于人类选择行为的分析和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1)从亚当 斯密提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选择原则,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的形成;(2)从主流经济学理论不能有效解释人类选择行为、尤其是不能解释金融市场中的选择行为而引起非难,到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的兴起。从总体上来说,第一时期是理性选择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第二时期是非理性选择理论挑战理性选择理论的时期。

理性选择理论是以完全理性假设为前提的。就主流经济学最终体系化的选择理论的定位而论,1940年代冯 纽曼和摩根斯坦(V on Neum ann and M orgenstern1947)曾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从个体的一系列十分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的假设出发,创立了著名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嗣后,阿罗和德布鲁(A rro w and D ebreu1954)将这一理论纳入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框架,对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理性选择理论强调行为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认为两者结合才是理性行为。 由于这两条经验规则与人们的选择行为存在着系统性偏差,因而它遭到了一系列的非难。关于偏好的一致性,行为经济学以相似性偏差、可利用性偏差、依附性偏差、锚定效应、从众行为等影响人们实际选择的现象予以反驳,从而建立了展望理论; 实验经济学则采用 取景 模拟和搜集数据的计量分析方法以实验结果提出质疑。 关于效用最大化,非主流经济学先后提出了 阿莱斯悖论 、 羊群效应 、 偏好颠倒 等悖论,以批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对人类选择行为的解释。

但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对个体和群体选择行为的区分都显得有些模糊。在主流经济学的视域中,个人、企业和政府统统属于 经济人 范畴。非主流经济学注重个体选择行为的研究,他们将心理学成果引入了经济学分析,对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选择展开了研究,但在具体分析人们的选择行为时(如金融市场中的投资选择),仍然有着将个体和群体选择行为相融合的分析倾向。

或许是因为群体选择行为的外在形式是个体选择行为的集合,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分析的对象性上排除了个体和

42

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群体选择的区别。不过,将群体选择行为视为个体选择行为的集合,应该有分析对象的规定性。如果我们只是研究人们具体的经济活动,如交易行为、投资活动、需求和供给等,那么,这种分析方法是可以考虑的; 但如果我们考察的是人类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属性,这种分析方法便显得有点不恰当了。本文将根据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实际选择行为,分别对个体和群体的理性、非理性选择行为展开讨论。

二、个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行为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涉及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的相关问题作出一些理论说明。如上所述,主流经济学对理性选择的理解,包含着行为偏好的一致性和追求效用最大化两层次的内容,这些内容通常涵盖于 经济人 概念之中。经济学强调效用最大化是理性实现的前提,舍此则非理性;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的 经济人 概念不仅反映个体的抽象性,而且不包含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与此不同,构筑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心理学,则一般倾向于将理性选择解释为认知或理智过程,而将非理性定义为靠感情机制作出的选择,至于人的效用最大化能否在选择中实现,则是不予深究的。因此,当行为经济学把心理学引入经济分析时,他们能够将分析对象锁定于个体的非理性选择。

经济学和心理学都认为理性选择取决于思考过程。威廉 詹姆士曾将理性视为 推理的特定思考过程 ;赫伯特 西蒙曾坚持认为应该将理性广义地界定为对问题的解决和批判的思考; 萨帕斯在讲解理性人时则明确指出他们必须是 根据良好的理智行事 。 理性思考是人的认知能力的表现形式,既然经济学和心理学都认为理性选择必须经历理性思考,那么,人的认知能力的发挥便自然构成了理性选择行为的前提性条件,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从现实的角度看问题,人的认知能力的发挥从而出现理性选择行为,通常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产生的,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要求人们对信息和环境的复杂性作出分析、判断和处理,同时,信息和环境因素又会反过来重塑人们的认知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将认知、信息、环境理解为影响或决定理性选择行为的三个基本要素。丹尼尔 卡尼曼和阿莫斯 特维斯基关于个体行为非理性选择的展望理论, 是以人的认知局限为分析前提的(这可以理解为以 有限理性 为预设前提),并且该理论的偏差分析所强调的,正是不确定条件下的信息和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导致人们的偏差行为,进而产生非理性的选择行为。

其实,不确定性风险约束下的个体选择行为,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有时则是由理性转变为非理性的。从现实来考察,以上这些情况与经济活动领域有关。一般来说,个体在非金融领域的理性选择要比金融领域的概率高。在非金融领域,个体通常会采取理性选择方式,而在金融领域有时会采取非理性选择方式。同时,个体在金融领域不仅容易出现非理性选择,而且还会出现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的转化。 下面,我们分别来讨论以上的各种情况,以说明个体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选择行为。

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理性选择行为,根源于收益和风险的比较。在现实经济中,个体在处理每一项交易时,风险和收益会促使他进行认真的理性思考,他要对市场的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行调查和分析,面临投资选择时,他要了解市场供求和竞争对手的情况,要考虑是否以契约、合同的形式与他人或机构缔结伙伴关系,要从成本核算的角度对交易价格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成交。无疑,这些过程是理性抉择,存在于一切经济领域,可以理解为理性选择的一般行为规则。但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常常会干扰个体的理性选择,当个体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而无法对风险和收益作出清晰的判断时,他就有可能放弃理性思考而在感情机制的作用下作出选择。这里所说的感情机制,是外部环境诱导、直觉判断、历史经验、从众心理等的综合体。例如,个体面临不确定性事件A 的选择时,他会根据事件B与A的相似性,以事件B的选择方式来对A作出选择,或者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而直接作出选择,或者是依附他人的选择而采取从众选择行为,或者是按照社会舆论和专家意见所导引的选择路径进行选择,等等。显然,这种放弃理性思考而依据感情机制的选择行为,在金融市场中尤为显著。

那么,我们在理论上如何概括个体的选择行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