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真实”——浅析历史与文学之关系

虚构的“真实”——浅析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人说，历史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有客观性、连续性；但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堆“素材”，经过历史哲学家们主观化的阐释后成为了诗意化的历史，是偶然的、零散的，而所谓的“真实”也是虚构的“真实”。历史究竟是怎样的？是简单地、机械地客观重现和还原还是想象的主观阐释和编织呢？

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实地反映着自然和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而自从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文学”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唯物史观创始人马克思曾经说过：“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则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传统历史观把历史看做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故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就把文学文本看作是对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是对业已发生的事实的连续而线性地描述。于是旧历史主义把正史、大历史事件和伟大人物的事迹等作为分析对象，历史的记录者以趋近客观事实为标准。由此，传统上认为历史是“记时”，而文学是“叙述”，历史的真实性远远大于文学的虚构性。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也被看作是简单地、机械地反映被反映关系。这种传统的观念在《新科学》出版后开始受到置疑和挑战。

真正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分析透彻的是一批新历史主义者。新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以及他的学术伙伴们。历史学家并不是由始至终地记录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用虚构的比喻语言编码“真实”，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文学大于历史，文学早已注入了历史的生命之中。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另一个推动者路易斯·蒙特洛斯，作为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最佳实践者，就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两个互相交错、依存的概念。所谓“文本的历史性”即文学总是表现出社会与物质的某种矛盾现象，虽是源于个人体验，却总是彰显着特殊的历史性。而与之对应的“历史的文本性”则指历史主体的阐释性，历史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需要阐释的空白点，人们只是审美的、道德的选择自己认同的被阐释过的“历史”，虚构性大于真实性。

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锁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他们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提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作为文本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

文学、历史和社会三者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比较典型的观点是“历史是作为意识形态进入文本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充满意识形态性，其政治化批评特征显著。新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在其著作《回声与惊叹》中明确地说：“不参与的、不做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就是一种政治批评，但它并不是在现实世界中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有人坚持认为“历史”是由各种声音和各种形式的权力讲述的故事，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作者分析了历史意识的各种形式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作为文本，根植于社会制度并受其制约，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格林布拉特进而提出，不让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事件在价值判断上是中性的，而究竟是戏剧性还是悲剧性的事件主要取决与从属于某个阶级立场的历史学家和其惯用的编织方式。文学亦如此，并不是被动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通过阐释参与历史意义的创造甚至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审理。新历史主义在英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乔纳森·多利莫尔发现意识形态本身是一种非常复杂和充满挑战的话语体系，他强调文本解读的意识形态性，认为文学就是实践，文学就是对政治、对文化、对精神、对自我的一种无形把握。它在参与历史之时，就在唤醒心灵；在再现当代历史之时，就干预了历史；在叙说历史之时，就进入了当代史；在述说文学的幻想之时，就进入了非文学的现实政治操作。

伊格尔顿虽不是新历史主义者，但只要谈及文本、历史与意识形态的相关话题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他和他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对文学批评产生着重大影响。伊格尔顿不仅把文学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他还提出真正的历史从来不会直接呈现于文本之前，呈现在文本之前的是已经被特定的意识形态构造出来的、被意识形态加以“意义化的历史”，“历史确实进入了文学文本，但它完全是作为意识形态进入文学文本的”，而且即使在文本内部生产这些意识形态素材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仍是意识形态。同时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不论文学的内容、形式、还是它的风格，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他甚至断言：一部文学史，实质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历史的一部分，“那种‘纯’文学理论不过是学术上的神话。”

文学话语的特点是其并不是把历史作为直接的客体，而是基于潜藏于历史中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和材料发挥作用。历史也并不是单一的文本，其内部渗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性。

弗莱曾经说过：“文学位于人文学科当中，它的一侧是历史，另一侧是哲

学。由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于是批评家必须从历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寻找思想。”历史是文学的最终能指，也是文学的最终所指，历史通过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对文本产生作用。而任何文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视野中产生和发展的，离开社会和历史，任何批评阐释都将失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