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咸阳迁城渭河关系

试论历史上咸阳迁城与渭河的关系

摘要：咸阳在历史上大体有三个城址，且都位于渭河北岸，其迁城的原因体现在”人地矛盾”这个方面，而渭河在其中起着穿针引线的贯通作用。本文从渭河周围环境的破坏、移民以及渭河北移这三个方面来阐述咸阳迁城的原因。

关键词：咸阳迁城；环境破坏；移民；渭河北移；人地矛盾

渭河是养育关中平原的母亲河，因而自古就有很多城市临渭河而建。咸阳以位于”九嵕山南，渭水之北，山水皆阳”而名。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三·志》：”咸阳有三城：其一在今县东30里，秦所都也；其一在今县东北20里，苻秦咸阳郡城也；其一在今县东20里，唐县城也。元时治县于今治。”[1]在这三次城址变迁中，除第二次迁于泾水以北外，其余两次都位于渭河沿岸以北，且向西北方向移动。笔者认为，咸阳迁城是由于人地矛盾加剧而引起的，而人地矛盾的加剧则是因为渭河北岸生态环境的破坏、历朝历代的移民以及渭河河道不断北移而导致的。下面笔者就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环境破坏的连锁反应

春秋战国时期史记中关于关中自然环境的描述多反映了此时关

中生态环境的良好。如史载关中的土地”厥土黄壤，厥田上上，厥赋中下”，[2]在中国九州之中属上上等；关中的水源以渭水为主干，南北两岸有众多大小支流；关中的植被更是葱郁，”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被称为”陆海”，[3]秦孝公十二年将都城从

雍州迁到了渭水北岸的咸阳，除了看重它位于关中，有四关之险的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还有关中的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

秦都咸阳的规模在秦始皇时期开始扩大，在秦二世时期应该最为壮观。史载”咸阳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雲、杜，东至河，西至汘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4]关中宫殿计三百，关外四百有余。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写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的壮丽景象。后秦始皇三十五年又为先王宫廷小，宫殿建筑开始向渭南发展，出现了”渭水贯都，以像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5]的宏伟构造。如此大规模的兴建宫室，所耗木材不计其数：”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颗粒”。[6]后来秦亡汉兴，长乐宫遗址如今捍卫与汉长安城中，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高15米，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建筑规模。到了隋唐时期，其大兴长安城的规模远远胜于秦汉两代。唐宋以后，虽然关中地区不再是京畿之地，但是关中地区的林木仍被用于兴建宫室。

除了因为营造宫室而砍伐采木以外，建造皇陵在降低关中地区森林覆盖率的活动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秦始皇陵为例，其所耗木材总数恐将达数万立方米，其中大多是圆木，以松木为主，直径多在30~40厘米之间。[7]而汉唐盛世的帝王，他们的陵墓规格即使不能与始皇陵相媲美，但也决不会差太多。

上述两个方面大大降低了渭河周围森林覆盖率。到了魏晋时期，

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大量土地被退耕还牧，这使得关中生态环境遭破坏的程度有所减轻，但因为气候转寒，森林植被已难以恢复到战国中后期的状况。[8]到了宋代，渭水北岸曾专门设立采伐森林的采造务，在秦陇地区”岁获大木万本”，以致汴梁”良材山积”。[9]如此滥伐的结果是渭河流域生态的严重破坏。所以，唐北宋时期，关中平原地区已经没有什么森林，伊洛河流域在宋代已经无巨大松林生长。[10]明清时期将采伐的重点区域放在了南方，可能就是因为关中地区的材木实在无法用作栋梁之材了。

森林覆盖率的降低引发了一连串的严重后果。首当其冲的就是渭河泥沙含量的增加。渭河流经关中平原，北临黄土高原，并且受季风气候影响，降水集中。黄土颗粒疏松，每逢暴雨冲刷，大量泥沙便会注入泾、洛二河，然后汇于渭河。早在汉代时就已经出现了”泾水一石，其泥数斗”[11]的现象。到了三国时代，渭河含沙量已十分可观。史载曹操曾与马超在渭河岸边决战，娄子伯就建议曹操”起沙为城”，[12]果然一夜之后成城。其次，含沙量的不断增大又导致了渭河河道淤塞。在十世纪以前，关中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重地，其与外界的交流，特别是物资运输，主要还是依靠渭河。秦汉时期，”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13]船只可以直抵咸阳与长安。到汉武帝时，”关东漕渠，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14]可见此时，渭河河道淤塞已成问题。隋唐时期”渭河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15]最后，河道含沙量的不

断增大使得关东的粮食无法按时运往京师，遇到饥荒之年，统治阶层不得不前往洛阳”就食”；渭河两岸的农田也不断沙化，咸阳县志：”渭岸土质含沙，崩溃伤田，岁有所闻”。[16]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汉武帝元光六年开始便开凿漕渠以利航行，隋文帝开皇四年开凿了广通渠，唐玄宗天宝元年恢复了漕渠，唐文宗太和元年又通成渠，但始终无法彻底解除后患。

二、移民政策的推行

自秦代开始，”强干弱枝”思想就一直是统治阶层巩固权力的指向标。秦到唐的都城都位于关中，”强干”就表现为不断充实关中的人口，发展农业经济。汉代刘敬曾向朝廷进言，以匈奴离长安较近，”轻骑一日一夜可至秦中”，因而建议移民以实关中，”无事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17]咸阳在汉代以后也就成为阻隔匈奴南下、保护长安的一道防线。秦始皇初并天下，”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18]《汉书·地理志》当中也记载汉兴之初，徙诸侯功臣等于长陵，且”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汉武帝元狩五年还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将”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于茂陵。魏武帝曹操在取汉中之后将汉中数万户迁徙到长安及三辅之地。到了隋代，只京兆郡就有户口三十万之多，唐天宝元年更是增加到三十六万户，人口一百九十六万。

大量人口被迁往关中，加上环境破坏带来的土地沙化，使得关中地区地少人多，人地矛盾突出。《隋书·食货志》载开皇十二年，

由于天下户口激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多，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人多地少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森林被砍伐后开垦农耕地，这就间接加剧了渭河周围生态环境的破坏，结果反过来又使农田沙化、粮食接济不力，使得人地矛盾更突出。既然土地数量有限，为了能够满足百姓生存的需要，只有加大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而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兴修水利。从秦代开始到唐代为止，渭河及其支流流域兴建了很多水利设施，如泾水流域的郑国渠、白渠、成国渠等。在汉代，郑白二渠”溉田四五千余倾”，”衣食京师，亿万之口”，[19]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地矛盾尖锐的问题。所以，在前秦苻坚时期，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将咸阳迁到了泾水以北，一方面可以缓解渭河两岸人地矛盾的紧张之势，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实咸阳，巩固北方。但是到了隋唐时期，在关中农田水利开始向渭南扩展的同时，[20]郑白二渠的灌溉能力却大为下降，一般就只有几千倾，以至于二渠有混合灌溉之势。[21]因此，咸阳从泾水北迁回渭水北岸已有必然之势。

另外，水质的变化也是咸阳城城址不断变化的原因之一。水质的变化缘于两点因素：一是含沙量的增大，这是由渭河周围环境破坏引起的，前文已详述；二是由于人口众多致使城市生活污水的大量排放所导致。要建造国家首都，使其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军事重地，其选址应该在水源充足、水质较好、航运便利又少水灾的地区，[22]显然渭河是符合条件的。从秦代一直到唐代，渭河两岸就一直有大型都市的存在，并且人口众多，这就意味着会有大量的城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