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明代万历朝自然灾害救治述论》

《明代万历朝自然灾害救治述论》之文献综述自然灾害与荒政问题较早为学界所关注。

邓云特先生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版）可谓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和论述我国历史上救荒经验和措施的学术专著，该书在分析中国历代灾荒史实之后，又从“天命主义的禳弭论”、“消极救济论”和“积极预防论”三个层面分析了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并考察了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

李文海、夏明方《邓拓与<中国救荒史>》(《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4 期)认为该书“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此外，陈桦, 刘宗志著的《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 (1750-19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等灾荒史著述对历代荒政措施也有着粗线条的勾勒。

同样，自然灾害救治问题是明史研究中的热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较多。

而其中，万历朝是明代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其自然灾害和灾荒救治对王朝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

就目前而言，以荒政视角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有空间。

同时，对明代万历朝自然灾害救治的研究也可为当代社会的灾害救治提供借鉴，唤起全社会对灾害预防和救治问题的重视，故这一领域的研究又极具现实意义。

近十几年来，专家学者对自然灾害救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审视。

不仅对传统的荒政研究更加深入细化，而且不断发掘了新的领域。

纵观其中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论述：一、明代荒政思想研究明代的荒政思想是明人救荒活动中的理论结晶，对救荒活动具有着其特定的指导意义。

（一）帝王荒政思想。

杨天保《朱元璋廉政救荒述评》(《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论述了朱元璋以廉政治理荒政、荒政廉政建设双管齐下的举措。

白艳艳《从免租和赈灾看朱元璋的民本思想》(《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则从免租和赈灾角度分析了朱元璋民本思想的表现和成因。

周致元《明世宗朝的宗教救灾活动》（《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也指出，作为明代有名的宗教皇帝，明世宗的宗教活动中,许多的祈神和修省行为是为了消除或减轻自然灾害，掺杂着其许多的灾害救治理念。

（二）士大夫荒政思想。

在明朝中后期的大灾期间，政府贪污成风,混乱不堪,救济不力。

与此同时,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激励他们更加关注社会救济。

海瑞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蔡小平的《海瑞的荒政思想与主张》（《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年2009年第1期）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海瑞的荒政思想与主张:“以工代赈”的荒政思想；民本、重农的思想；提倡节俭，反对侈靡的思想；“均赋役”的思想；“本草救灾”的思想；灾后重建。

在此基础上，许多有识之士系统地总结和整理了官方以及民间的救荒经验和赈灾措施,著书立说,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救荒思想。

如陈龙正的《救荒策会》、林希元的《荒政丛言》、俞汝为的《荒政要览》等。

李秋芳在《林希元救荒思想述论》（《农业考古》2008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作为理学名宦的林希元，在中国古代救荒思想的发展上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将其主要救荒思想总结为：强调救荒贵在得人；将灾民分等，区别救济；重视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充分利用民间力量赈济灾荒等四个方面。

程彩萍《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3期）一文论述了明代士大夫陈龙正对备荒的认识：认为从上至下如果积极备荒,可以大为减少灾荒对人民造成的损失。

反之,境内无蓄,需移民通财,则为下下之策。

充分说明了“备荒”的益处,晚救不如早救,早救不如有备。

（三）救荒活动中的天命观。

鞠明库的《明代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影响》（《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一文论述道：灾害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现象，但由于自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思想和“灾异天遣”说的广泛影响，灾害与社会政治就有了密切的联系，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的演进。

在明代，“灾异天遣”说依然十分流行。

因此，当严重的灾害危机发生后，明朝皇帝往往会采取下诏求言、赈灾、避殿、减膳、恤刑、祭神等措施，试图以此减轻灾害的破坏性或者避免灾害的再次发生。

周致元《朱元璋的救荒思想和荒政措施》(《安徽史学》2000年第2期)也认为朱元璋的荒政思想中包含顺天应人的弥灾思想。

祁磊在《明清时期救荒思想的特点》（《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则将明清时期救荒思想的特点概括为：伦理化倾向严重；人治化倾向严重；治标、治本、天命观共存。

这是和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伦理道德标准、科学认知水平、行政执行特点等因素密切联系的,是历史经验继承和现实需要的结合。

二、明代灾害救治措施研究这方面研究成果最多。

对赈济、蠲免、仓储备荒等措施都有专文进行深层论述。

（一）明代灾害救治特点研究。

陈关龙《明代荒政简论》(《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论述了明代荒政的特征和弊端，认为明末大灾难的来临是由生态危机触发经济危机、社会崩溃的相互激荡，最终导致明王朝灭亡。

叶依能的《明代荒政述论》(《中国农史》1996年4期)探讨了明代荒政的特点，指出明代荒政在继承了前代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认为救荒不但能使灾民起死回生，而且可以缓解因灾荒触发的经济危机，复苏小农经济，安定社会，巩固政权。

鞠明库《明代荒政的特点及历史评价》（《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5期）评价道：明代荒政的制度趋向完备、立法逐步加强、监察趋于强化, 并一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救灾民于危难,促进灾后农业生产的恢复,而且有益于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

但同时,明代的荒政建设也存在着诸如制度僵化,程序冗长；财政恶化,备荒不力；政治腐败,致使荒政难以施行等问题。

还有，周致元《明代荒政文献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书籍，都对明代荒政特点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二）赈济措施研究。

赵昭《明代的灾荒救治》（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一文中全面论述了明代的救灾制度。

并特别指出，在明朝前期，由于吏治较为清明，税源相对充足，对灾荒救治的力度较大，地方官也严格按照既定的政策办事，通过镯免、折纳、贩济、抚恤、调粟等措施，解灾民于倒悬之中。

赵昭在他的《论明代的民间赈济活动》（《中州学刊》，2007年第2期）又指出，到了明中后期，灾情更为加剧，但吏治腐败，财政日细，政府救灾力不从心，于是，民间的救灾活动日益活跃。

明前期民间的赈灾活动多通过捐献、纳资等形式,作为官府赈济的辅助；中期以后,则几乎包括了灾荒救济中的各种形式, 如散赈、工赈、施粥、施药、转贷等。

周致元的《明代的赈灾制度—以凤阳一府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7月第24卷第4期)和《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中国农史》2002年第21卷第2期)则是以凤阳为个案分析了明代赈灾的钱粮来源于各种仓储和富民捐助以及出卖盐引、各地钞关、罚赃赎罪、截留漕粮等收入，赈灾过程中自上到下都有贪官从中渔利，而明政府也据赈灾政绩对官吏进行奖罚；并论述了明代的灾蠲制度的完善过程。

（三）粥赈制度。

段自成、张运来《明后期煮赈浅探》(《殷都学刊》1997年第3期)一文，对明代后期赈粥方式的变化，政府对煮赈的管理和监督，以及煮赈对稳定当时社会等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

鞠明库、李秋芳《论明代灾害救济中的粥厂》（《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一文中，则是把立厂施粥看作是在救荒的各种措施中临时性的救济措施，是作为平粜、赈贷、散米等救济方式的补充而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年饥民的生产和生活恢复问题，而官吏的贪赃腐败、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等因素又使粥厂在救灾中的作用大打折扣。

但设厂施粥又是最为迫切、最为直接的救荒办法，并挽救无数濒危饥民于危难之中，因而在救荒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四）蠲免也是学者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张兆裕《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和鲁建国《万历时期的灾蠲制度研究》（云南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2003年）都对万历时期的灾蠲制度进行了分析。

前文指出万历时期的蠲免政策承袭明初成例并有所补充和发展，特别是无田之民也可享有蠲免待遇的规定,是明代其他各时期都未曾明确过的，当时的蠲免以田赋为主，其中存留部分的蠲免形式主要是改折，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后文指出万历时期的灾蠲通过报灾、勘灾、确定蠲免分数实行灾蠲三个步骤来完成。

这一灾蠲制度一方面有利于复苏小农经济，缓解因灾荒触发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的稳定、封建统治的巩固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同时，两人都认为灾蠲的实施受明神宗的个人意志的影响较大；灾蠲种类中多蠲免存留而少蠲起运，以及改折形式的灾蠲很难让灾民从中得到实惠；灾蠲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吏治腐败又使灾蠲成效大打折扣。

（五）备荒制度。

有关备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仓储问题上。

首先，全面论述。

明代备荒仓储制度比较完善，是集农业借贷、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和救济养恤为一体的社会制度。

陈关龙在《论明代的备荒仓储制度》(《求索》1991年5期)一文中认为明初的仓储以预备仓为主，中后期起，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竞相兴起，出现了多种备荒仓储并存的局面。

它经历了一个由朝廷统筹安排到社会多方设法办理的演变过程。

同样，崔赟《明代的备荒仓储》(《北方论丛》, 2004,(5))也从预备仓、济农仓、社仓等方面对代的备荒仓储制度进行了总结,指出其从资金来源到日常管理都采取官民结合的方式。

明政府十分重视仓储制度的建立, 多次颁令整顿各地仓储。

这在灾荒赈济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弊端也很严重,备荒的关键仍在开源而非节流。

其次，是分类论述。

1、预备仓。

这方面有两篇差不多同时发表的论文:钟永宁《明代预备仓述论》(《学术研究》1993年1期)和顾颖《明代预备仓积粮问题初探》(《史学集刊》1993年1期)。

前者指出：明代预备仓创于洪武，衰于弘治，败于嘉靖。

仓谷来源在正统以前，以官钞收籴为主，之后由富民捐纳所代替。

其用途分赈济和借贷两种，用于直接救荒，近似于社仓和义仓。

对以上内容的论述，后者重心在积粮问题，认为初期对积粮之数设有具体规定，到弘治三年始有，嘉靖和万历时又有两次较大的变通。

但由于吏治的腐败和官员的无视民疾，使得预备仓往往徒有积谷标准而不得其实。

文章还进一步提出：以一仓储可窥一社会，一种仓储制度的兴废与提供该制度的社会的盛衰有着必然的、紧密的、立竿见影式的联系。

2、济农仓。

创办济农仓是周忱为挽救苏松地区濒于崩溃的经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而在江南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中的一项，它首创于宣德七年(1432年)，主要用于赈济灾民和地方公共事业。

钟永宁在《明代江南济农仓初探》(《学术研究》1995年2期)一文中，侧重于济农仓的创立在赋役改革方面的意义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