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的特点及成因

吴越文化的特点及成因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 ,其中心文化区是太湖、钱塘江流域。

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地区，影响到安徽东部和江西的东北部。

七千年间 ,吴越文化的民族性发生过沧桑巨变 ,楚败越以前基本上是夷越文化 ,秦灭越后基本上是汉族文化。

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网密布，雨量充沛，农业极为发达。

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这里。

到明清时期，沿海的地理优势充分显露出来，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城市极为繁荣。

以“吴侬软语”为特征的吴语，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构成独特的语言文化系统，强化了这里的区域文化特征。

文化风格细腻、恬淡、婉转、雅致、清新，与北方各区域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现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吴越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因：一、吴越文化的演变特征及成因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

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

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

从近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过去，研究吴越文化，人们都把精力集中于先秦时期，那只是狭义的吴越文化。

广义的吴越文化，应包括古今。

作为广义的吴越文化，汉代是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非着力研究不可。

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虽受华夏文化的深度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夷越文化，是中国诸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发达的一支。

汉代的吴越文化，则是中国主流文化——汉族文化的一个区域型。

吴越文化的这一转型过程，开始于楚威王败越，剧变于秦皇、汉武时期。

这段时期，吴越地区的越人大量入海南奔，楚人与中原人先后进入吴越，由于主导人口与基本居民发生变换，使吴越文化的民族性随之激变。

文化转型的趋向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依次展开的。

到西汉中后期，皖南、宁镇、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基本汉化。

到六朝时期，浙江南部地区也由北向南渐次完成汉化。

一.中原人入主吴越公元前222年，秦灭越。

次年，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36郡。

吴越地区设会稽与鄣二郡。

会稽郡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省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之地，西汉时曾扩大到福建全省。

鄣郡治所在浙江安吉西北，故城犹在，辖境约当苏南大茅山以西至皖南新安江以北之地。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将鄣郡更名为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各郡县官员基本上都由中原人担任。

中原人南下取代了楚人、越人的统治地位。

例如后来的东吴四大姓之一的吴县陆氏家族，原为中原世族，西汉时陆烈被委任为吴县令，子孙发展成为「江东大族」。

东汉的陆续、陆康、陆绩，东吴第三任丞相陆逊及其孙陆机、陆云，皆为吴县陆氏家族中的名人。

东汉时山阴名人郑弘，其祖父本是齐国临淄望族，汉武帝徙强宗大姓，不准族居，他只得将第三个儿子移居山阴，遂发展成为会稽大姓。

文化名人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市境），远祖从军有功，西汉时封于山阴阳亭（今绍兴市境）。

秦汉以后，越族后裔成为吴越大姓者，恐怕只有顾氏。

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说：「顾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诸侯，今濮州范县东南二十八里有故顾城，是其地也，子孙以国为氏。

又《顾氏谱》云：『越王勾践七代孙闽君摇，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

汉初居会稽，亦为顾氏。

』」顾氏有南北二支，根源则一。

因为夏代的己姓有南方越人的血统，夏越本同源。

吴郡顾氏也是东吴四大姓之一，顾雍在东吴任丞相19年，任职时间最长。

其祖先顾综，东汉明帝时人，曾任御史大夫、尚书令。

西晋灭吴后，陆机、陆云与顾雍之孙顾荣同入洛阳，被当时人称为「三俊」。

八王之乱时，二陆身亡，顾荣返吴。

晋室南渡后，吴郡顾氏与陆氏是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重要支持者。

至南朝四代，吴郡顾氏仍显赫不衰。

进入吴越的中原人，除士人、官吏、军队外，还有大量下层贫民。

如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汉书武帝纪》）。

据王鸣盛估计，这次迁入会稽郡的关东贫民，约为14万5千人（《十七史商榷》卷9），以填补越人迁出后留下的空白。

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都实行「强干弱枝」政策，迁天下豪富强族于京师，关中片面繁荣，东南落后停滞。

《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西汉末年，群雄并起，基本上以士族大姓为主。

余英时长篇论文《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列有《两汉之际各地豪杰起事表》，共列起事武装88支，起事地点88处，大多在黄河流域，陕西、河南、山东因经济发达，大姓林立，所以起事最为频繁，武装最为密集。

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事，自四川、湘北，最东止于安徽庐江与江西南昌（豫章）。

淮河流域的武装起事最南止于临淮（江苏盱眙）。

会稽郡未占一支。

这说明到西汉末年，太湖与钱塘江流域人烟还很稀少，士族势力薄弱。

这种情况，使太湖、钱塘江流域在两汉之际的战乱年代，成为中原人士的一个避难处所。

二.东汉时期的初步发展与进一步汉化东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任命任延为会稽都尉。

《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云：「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王充《论衡自纪篇》记建武十年（公元34年），他八岁就学时，「书馆小僮百人以上」。

会稽教育已颇发达。

这些都是东汉初年情况。

到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东汉政府将会稽郡分为吴郡与会稽郡。

吴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长兴、吴兴、天目山以东，建德以下的钱塘江两岸。

会稽郡治所在山阴（今绍兴），辖浙江以东之地。

太湖、钱塘江流域由一郡分为二郡，说明到东汉时期，这里的人口增加了。

《汉书》为吴越地区人物立传者，仅严助、朱买臣、郑吉三人，严与朱都是太湖平原的吴人，郑吉是会稽人。

《后汉书》为吴越地区人物立传者，有23人，其中，钱塘江以南有14人，主要集中在山阴、上虞、余姚一线。

到东汉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不再是「无千金之家」的荒凉之地。

从西汉到东汉，吴越地区人口是增加了，但增加得并不很快。

西汉时期，太湖、钱塘江地区称会稽郡，有223038户，1032604人。

东汉时期，这里分为吴郡与会稽郡，其中吴郡有164164户，700782人；会稽郡有123090户，481196人。

两郡合计共有287254户，1181978人。

经历200多年的和平发展，只增加64216户，149374人。

户的增长率是28.3%，人口的增长率是14.5%。

这200多年的吴越地区情况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中原遭战争严重破坏，人口外流；吴越地区和平发展，人口内流。

经200多年的和平发展，人口只增长14.5%，除去原有户口的自然增长数，外来的户口不会很多。

查现有东汉资料，没有发现像西汉武帝元狩四年那样，由政府组织迁徙中原贫民充实吴越地区的记录。

因为这时中原户口大减，急需充实。

上引《后汉书任延列传》说：「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这条资料说明，两汉之际确有中原士人避乱会稽，但待中土安定之后，这些中原士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上层分子还是要返「还中土」的。

留下来的大多是下层人民。

因为当时的吴越地区条件尚差，对中原中上层士人缺乏吸引力。

查东汉时期吴郡与会稽郡的名人大姓，基本上是西汉时期或西汉以前已经住在吴越地区。

《后汉书》列传所列23人，没有一个是西汉末年避难而来的。

没有写入《后汉书》列传的富春孙氏，是「孙武之后」，可算是最早进入吴越的华夏家族之一。

中原孙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的后裔。

公元前672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后改称田完。

陈、田古字通。

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

孙武带着《兵书》13篇来到吴国，公元前512年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帮助吴军破楚入郢。

「武生明，字景浩，以父功食采于富春，遂为富春孙氏。

」西汉末年因世乱而进入吴越的北方士人，后又留居吴越而成为南方土着士族者，当然有，但不多。

查正史资料，北方士人因避难来吴越，最后留下的，似乎只见一人。

《晋书儒林列传》记载：「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其先桎（应为金旁）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

」在地方史志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类似资料，例如，嘉泰《吴兴志》卷16以及唐元和年间《吴兴丘氏碑》记载：乌程丘氏，本是齐鲁世族，丘俊持节安抚江淮，因王莽篡权，遂留江南，居乌程。

子孙繁衍，成为吴兴郡一大显族，汉魏六朝出了不少人才。

总之，太湖、钱塘江地区的种族大换班，到西汉中期已基本完成。

东汉时期的户口增加，文化进步，基本上属本地区的自然增长与自身发展，主要不是依靠外来人口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涌入，这一点与后来的六朝时期根本不同。

以上说的是太湖、钱塘江地区。

浙江南部地区开发很慢，只在西汉时增设一个回浦县（今临海），东汉时增设一个永宁县（今温州）。

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说自己曾离开会稽，「南至交州。

经历东瓯、闽、越三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

（《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其言可能过甚，不过，会稽郡虽辖有浙南、福建，汉人可能只住在县治附近，广大乡野，尚为越人天下。

到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后，这种情况才基本改观。

除浙南以外，还有个「山越」问题。

「山越」是江东地区未被政府控制的山野居民的泛称，其民族成分，越人可能居多，主要聚居于今皖、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

秦汉时期，中原汉人入主吴会平原，越人遁入西部山区，没有对汉人构成威胁。

到三国时期，孙吴建都建业（今南京），丹阳郡一带的山越就成为心腹之患，也是西取荆州的第一块绊脚石，故势在必除。

孙策时，江东山越较大的割据势力已全被孙氏所击溃，剩下的是依山阻险，抵抗孙氏的豪强武装。

孙权加速步伐，「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三国志吴主传》），侧重在丹阳、豫章、庐陵、会稽、鄱阳诸郡交界一带。

孙策、孙权每镇抚一地，即建郡县以治之，并编入军队。

如讨平黟、歙一带的山越后，分黟、歙之地，以六县为新都郡，派名将贺齐坐镇其地。

这是浙西、皖南开发史上的大事。

山越大多是古越人的后裔，两汉时期就已存在，到东吴时期，因对汉人政权构成威胁，而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孙吴政权讨平山越，设县管辖，编入军队，使山越迅速汉化。

三.文化转型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

到西汉中期，太湖、钱塘江流域已基本实现种族大换班，主要居民与主导民族已由汉族取代越族，该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就为之大变，即汉文化取代了越文化。

越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的主要标志印纹陶，从此在该地区完全消失。

古越族的特有乐器也在该地区悄然隐退，而大量出现于广州的南越王墓中。

「断发文身」等古越人的习俗也不再见诸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