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学派的“大分流”理论：19世纪中国与欧洲为何走上不同道路？

加州学派的“大分流”理论：19世纪中国与欧洲为何走

上不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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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欧洲为什么在19世纪中叶达到绝无仅有的富裕？为什么这些不是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呢？这些问题虽然尚无共识，但是欧洲人的广泛共识似乎是这样：欧洲人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独一无二的富有。一方面是因为欧洲人口较少，另一方面是欧洲人拥有更多资本，特别是牲畜。其他的看法还有例如艾瑞克尤斯在《欧洲奇迹》中认为，欧洲较早开始使用防火砖石，使得欧洲资本较不容易贬值，因此欧洲人只需要较少的年度盈余就能够使资本存量优

势与日俱增。类似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默认欧洲与东方有本质上的不同，近代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只是一种既定的长期变化的结果。于是，更进一步，欧洲在19世纪中叶的崛起是由于欧洲在制度、文化、历史等民族性根源上天然不同于东方。也就是说西方天然优于东方的最终结果。

关于“欧洲中心论”可以说是历史学的核心，不是曾一度是，而是从来就是现在还是。我们压根就不知道“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我们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有“欧洲中心论”的影子，即便是那些反西方最卖力的人，他认知历史的方式还是“欧洲中心论”式的。当这种认知方式——“欧洲中心论”——旷日持久根深蒂固，它所衍生的所有事物，与它有关联的所有事物，建基它之上的所有事物，都是“欧洲中心论”的。无法逃避无可避免。

二十年前，一批在美国加州不同大学中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年学者，先后出版了几本专著，对当时国际经济史坛的主流理论和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学者后来被称为“加州学派”。以王国斌、彭慕兰、黄宗智、贡德·弗兰克等人为代表。加州学派首先的鲜明特色是反对“欧洲中心论”。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稀奇，问题是加州学派在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要比人们以前想象的大得多，

所以必须要从根源上彻底理清与其决裂。加州学派的代表作是彭慕然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分流”理论也就成为“加州学派”的新见的代表。这些新见提出后迅速引起国际学坛的注意和热烈的争论，持续至今。

很多历史学者认为几乎没有多少证据证明西欧的资本存量在公元1800年前曾经享有优势，而且欧洲在工业革命前两三百年间的很多领域事实上是屈居劣势的。这些劣势集中在农业生产、土地管理、某些土地密集型产品（尤其是木材）的无效率上。

牲畜与运输。欧洲的牲畜的确多于大部分定居型社会，但是这只是说明财富形式的不同。如果将牲畜定义为生产资料，那么不管是印度的孟加拉，还是中国南方，都没有迹象显示牲畜短缺抑制农业生产的现象。另外牲畜使得欧洲在陆上运输领域存在某种优势，但是中国和日本发达的水路运输则抵消了缺乏役畜的劣势。何况，18世纪北印度的牲畜运货力与宋巴特估计的1800年的德国数据相差不大。而中国清帝国1700年控制泰半中亚后自行饲养战马的情况来看，如果中国人需要役畜，从生态角度来看是可以满足其自身需要的。此外，1800年中国长距离运输谷物数量远高于欧洲，据吴承明估算，18世纪由3000万石谷物进入长程贸易，足以喂饱1400万人，比1800年的欧洲长程贸易的巅峰多四倍，比波罗的海长程贸易的颠覆多19倍。18世纪的日本由两成二人

口居住在城市里，同时期的欧洲只有一成或者一成五。也就是说，关于运输的能力从城市人口推测，日本尚强于同时期的欧洲。

平均寿命。1650年的英格兰是欧洲最繁荣的地方，此地的贵族子弟平均寿命只有32岁，到1750年才超过40岁。甚至于在德国，18和19世纪时，根据14个村庄统计的人均寿命始终处于35至40岁之间，这个数字比19世纪时还是降低的。而英格兰人平均寿命要到1871年以后才会大幅度增加。于此相对，同时期估算的日本人均寿命是34.9岁至51.8岁。18世纪中期，中国较繁荣地区人均寿命是39.6岁，到19世纪初期这个数字降到34.9岁，但仍不比英格兰的数字差。有学者统计1867年中国东北某村的平均年龄，男性35.7岁，女性29岁。总之19世纪之前，中国人答题上比西北欧类似人群的人均寿命要高。只有印度的平均寿命大幅度低于西北欧大部分地区，但是细分起来，较繁荣的南印度也高于西北欧。

卡路里的摄取量上，布劳岱尔估计做粗活的欧洲人每天摄取3500卡路里，城市人每天摄取2000卡路里。根据18世纪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谷物配给等数据进行估算显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成年人每天2386卡路里。

科学技术。关于英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劳动密集兼土地密集型社会的道路。18世纪晚期，欧洲和非欧洲各自的技术优势并

没有那么悬殊，不可能导致各自走上后来的道路。单从技术上来看，当时的英格兰并不是必然会走上非劳动密集型兼非土地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而非欧洲地区在与欧洲的竞争中也未必就会因此而落败。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实用科学技术并不落后，识字率也并不影响新技术的推广，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精英圈的讨论比人们之前以为的要热烈的多。科学著作，甚至白话技术书籍并不罕见，尤其是医书。所以应该问的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而是中国科学为什么没能带给中国以经济建制方面的变革？

那么既然在这些方面，欧洲对于中国是没有优势的，那么又是什么导致最终中西方的分道扬镳？是什么导致了19世纪欧洲的富强以及中国的衰弱呢？

“节省土地”与节省劳动力？曾经欧洲学者认为欧洲的“节省土地”是促成持续性成长的重要因素，其中的重点集中在石化燃料保护了森林和技术创新节省了劳动力这两方面。这个论点认为，西欧在减少昂贵的劳动力上有独一无二的需要，从而催生了机器、现代工业和大幅该省人均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创新。但是这是说不通的。

首先这个观点与结果相互抵触。学者认为相比于中国，英国和荷兰的工人脱离农业程度更高，欧洲工人只能靠工资吃饭，于是雇主不得不支付比较高的工资，否则工人无法存活。而中国工人脱离工业程度更低，事实上他们经常需要在农忙

的时候放下工厂的工作忙农活，所以他完全可以依靠或者部分依靠自产和别人感谢的农产品解决部分温饱问题，于是中国雇主也就能够以更低的工资雇佣工人。高工资导致利润减少，利润减少就没有资本进行技术创新，所以高工资从逻辑上来说会抑制新技术的产生。

二是18世纪新技术的使用似乎很少有人关注于节省劳动力，大部分是为了节省资本和改善产品品质，就算工业化事实上节省了劳动力，那也可能不是当年人的初衷。。

三是这种观点认为，非欧洲地区的人工成本较低，所以生产者缺乏使用新技术来节省人力的意愿。但是这种看法即使放在今天资本昂贵的多的时代都难以成立。

四是对于英国方式也来说实现工业化，节省劳动力，降低工资，降低成本，从而占领纺织品市场还说得通。但是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却没有必要。因为对于英国最重要的市场是西非，英国东印度公司需要用棉纺织品在那里换回奴隶，但是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印度和孟加拉的棉纺织品已经足够，根本不需要本国的纺织品生产者来插一杠子。

古典主义市场经济？许多论及欧洲发展的说法都认为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欧洲更加倾向于古典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世界：官方干预减弱、任意课税式微、领主和教会垄断地位的丧失、依附性劳动的减少、传统对土地利用和职业流动限制的减弱等等。也就是说，欧洲更加市场经济，而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