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后肠道菌群失调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后肠道菌群失调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摘要目的探讨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后出现肠道菌群失调的危险因素。方法60例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后出现肠道菌群失调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选择70例未出现肠道菌群失调患者作为对照组；对比两组患者的差异性。结果观察组抗生素疗程和种类显著少于对照组，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和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后出现肠道菌群失调可能与抗生素的疗程和种类选择不合理有关，hs-CRP和IL-6水平可作为一种检测指标。

关键词预防性应用抗生素；肠道菌群失调；高敏C反应蛋白

人体肠道正常寄生着大量的微生物生态系统，据统计，约800多种细菌、真菌及病毒等，为机体的正常能量代谢、物质吸收和代谢、肠道修复、免疫调控等发挥重要作用[1]。随着外科手术的普遍开展和微创操作的日益增多，术前预防性应用抗生素成为共识，虽然目前尚缺乏较有利的循证医学证据[2]。术后感染的发生率虽然明显下降，但肠道菌群失调的比例逐渐增多，约为25%；同样降低患者的远期预后，严重者可发生肠源性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3]。基于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后出现肠道菌群失调的危险因素。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选取2013年1月～2015年3月在本院不同科室行手术或侵入性操作前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后出现肠道菌群失调患者60例，作为观察组；同时选择70例未出现肠道菌群失调患者，作为对照组。肠道菌群失调的标准是出现明显的肠道菌群失调表现，如腹痛、腹泻、腹部不适等，粪便镜检球/杆菌比倒置，粪便菌群涂片，细菌总数减少。排除发热、合并急慢性肠炎、结肠炎等消化道疾病；已有肠道菌群失调未治愈；合并其他疾病需要常规抗生素治疗；器官移植、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免疫抑制；合并严重心、肝、肾等器官严重损害患者等。

1. 2 试验方法和观察指标统计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基础疾病、麻醉方式和手术时间、抗生素疗程和种类，血清hs-CRP和IL-6水平，对比差异性。其中hs-CRP和IL-6的检测采用空腹采血，立即送检本院生化室，根据相关试剂盒的操作说明书，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得出结果。

试验设计者发放调查表格，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本院骨科、普外科、肝胆科、泌尿外科、烧伤科和介入室进行问卷调查，每例患者由2名调查员完成一份调查，不采取暗示语言。回收调查表后由专业统计分析员完成数据分析，本试验全部问卷为合格、有效调查，无数据缺失。

1. 3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一般资料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 2 抗生素疗程和种类比较观察组的抗生素疗程显著短于对照组，两种抗生素联合应用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抗生素应用以青霉素类和头孢类为主，对照组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比例较高，两组抗生素种类应用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 3 hs-CRP和IL-6水平比較观察组的hs-CRP和IL-6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既往也有研究探讨不合理的抗生素应用可造成肠道菌群失调，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如联合中药调理、加强术后肠道管理等。也有研究分析了肠道菌群失调的危险因素，指出抗生素的联合用药方案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较少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不同疾病情况下预防性应用抗生素与肠道菌群失调、麻醉种类、不同的抗生素种类、炎症反应等是否有关。本研究通过在本院不同科室中选择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后出现肠道菌群失调的患者，采用对照研究，得出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后出现肠道菌群失调可能与抗生素的疗程和种类选择不合理有关，hs-CRP和IL-6水平可作为一种检测指标。

hs-CRP是公认的机体炎症反应较为敏感指标，肠道微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免疫调节系统，菌群失调导致细胞和体液免疫亢进或抑制，通过炎症级联反应导致全身症状，如发热。hs-CRP的升高往往与机体的炎症反应强度呈正相关[4]。IL-6可由巨噬细胞、肥大细胞和抗原提呈细胞等激活后释放，菌群失调可启动机体的免疫调节，释放IL-6等炎症介质，经相关信号通道介导细胞、分子和蛋白恢复正常肠道内环境；同时IL-6的异常增高状态也可加重菌群失调，诱发瀑布样全身炎症紊乱[5]。该研究还提示，观察组抗生素应用以青霉素类和头孢类为主，对照组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比例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关于不同抗生素可导致菌群失调可能与药物的药理机制有关[6]。

总之，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后出现肠道菌群失调可能与抗生素的疗程和种类选择不合理有关，hs-CRP和IL-6水平可作为一种检测指标。

参考文献

[1] 鲜凌瑾，唐勇. 肠道细菌微生态与人类疾病关系研究进展. 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2015，43（4）：75-79.

[2] Hviid A，Svanstrom H，Frisch M. Antibiotic use and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in childhood. Gut，2011，60（1）：49-54.

[3] Fry DE. Colon preparation and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Am J Surg，2011，202（2）：225-232.

[4] 刘瑾，刘吉剪.肠道微生态系统与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山东医药，2011，51（55）：102-103.

[5] 张婧，程中.肠道微生态制剂及其临床应用和研究进展.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2008，15（6）：463-466.

[6] 刘摇，孙摇.肠道菌群失调的研究进展. 医学综述，2014，20（3）：468-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