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与适应——对英国现代化过程的再认识

变动与适应

——对英国现代化过程的再认识

钱乘旦

现代化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不断消失，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出现，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较多的认识。但现代化还有另一个侧面，即社会对变动的适应力。仅只有变动并不足以促成现代化，变动与适应相结合，才是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变动可以改造社会，使它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它也可以摧毁社会，使之成为一堆废墟。“变不一定是好事，只有对变动的迅速适应，才体现社会的生命力。因此，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变动的速度，也取决于社会对变动的适应能力。变动和适应问的平衡机制，是现代化过程顺利进行的条件之一。在这一方面，英国显然是一个典型。因此，了解英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动与适应现象，将有助于认识现代化过程本身。

(一)

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消费化，在英国，这些都是由工业革命完成的。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机器取代手工，工厂取代作坊，蒸气动力取代人力畜力，这些都使生产力发生巨大飞跃。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英国经历了急速的变动，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突然拔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千百年来人受到各种自然力的支配，现在人成了自然的主人。一时间，英国的棉布象流水般涌向世界，英国的煤和铁滚滚地征服全球。世界上谁也没见过这么多财富，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充斥人间。英国成了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场”，它的工业生产力超过世界上其它地区的总和。新生产部门发展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机器制造。钢铁成为人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人为取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就必须用更大的规模先生产工具。于是，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农业的英国死亡了，新生的是一个工业社会。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完全是个农业社会，这不仅因为农业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也因为国家权力的基础——贵族的根基在农村。城市是农村的附庸，不仅在经济上依赖农村，在政治上也是唯农村马首是瞻。工业化完全改变了这种结构。城市的作用越来越大，渐渐成为财富和地位的发源地，随着城市经济地位的上升，城市逐渐起着领导作用。城市的价值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城市的生活方式为全社会所模仿。农村以城市为榜样，现代文明在城市中发生。农村的领导地位消失了，城市成为国家的支柱。国家发达与否往往可以从有多少城市人口来判断，工业大城市的规模则成为国家强弱的标准之一。城市化是工业社会的一大标志，时至今日，人们仍可用城市化的程度来区别发达与不发达国家。

工业化还引起了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由于社会财富大量涌现，生产已超越维持人生存的基本需要，温饱不再是生活的目标，人们便开始追求享受和舒适，社会向消费型发展，生产和生活趋向消费化。大工业为大众消费创造了可能性，过去只为贵族生产的奢侈品，现在成为用机器生产的普通消费品；过去只是宫廷才有的豪华摆设，现在却进入普通的中等阶级家庭。1851年有一个法国人曾这样说：“象英国这样一个贵族的国家却成功地为人民提供物品，而法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却只会为贵族生产。”L (P222-223)就连社会最低层也在逐渐分

享工业化的好处了，当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大陆的农民都穿木履，英国的工人却穿长袜”。马克思在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同时，也认为资产者的超额利润使工人分得一杯羹。很显然，经过工业革命，英国各阶层都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应阶层富裕一些，这就是工业革

命的成果。

总之，工业革命引起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变动，它使人们摆脱几千年来传统经济结构的束缚，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英国工业革命对现代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从技术的角度说，工业革命能够发生，主要是由于新机械及新动力的出现。但机器和动力都不是18世纪的创造，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就知道许多关于机械的知识，甚至还有过“机器”。中世纪在这方面进步更大，钟表就是一个例证。但中世纪却严格压制人的创造力，很多有创造才能的人不仅没有因卓越的发明受到尊重，反而遭受迫害，甚至罹杀身之祸。意大利许多城市就明确规定：凡擅自创造发明的人，须受严惩，其中包括罚款、驱逐甚至处死。在英国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威廉·李的发明。李在1598年发明织袜机，结果被看成是危害社会的恶作剧，于是受到残酷的迫害，在英国无法生存，不得不迁居法国，最终在贫困中死去。可见社会阻止创造，维护现存的秩序，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共同特征。

动力的使用也是这样，关于蒸汽的力量，人类早有所知，蒸汽可以转动轮盘，这在亚历山大大帝时就知道了。但蒸汽用于实际生产，却只有在18世纪的英国才有可能。水力、风力也是这样，风车、水磨甚至已经为人类服务了上千年，然而也只有在18世纪的英国，水力才成为大生产的最初动力。

事实上，英国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是在新科学新知识触发下发生的技术大改造，而是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用于生产，使生产突然间发生飞跃。这使人们感到，工业革命在这时发生，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过去缺乏应有的知识，也不是由于生产没有发展的潜力，而是由于社会故意压制生产，不让它得到应有的发展。

因此，生产发生飞跃的关键不在于生产本身，而在于社会和政治的因素；不在于人有没有创造能力和必要的知识，而在于社会能不能创造条件，使人的才能得以发挥，知识得以应用。换句话说，社会的潜在结构能否容忍变革，适应变革，这成了工业化能否发生的关键。

18世纪的英国恰好就具有适应变革发生的机制，这时的社会不压制变革，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还鼓励人的创造力。在经济上，它已经开始“农业革命”，陈旧的耕作方法废弃了，新技术新品种不断引进。圈地运动打破了中世纪农业的传统格局，同耕共作式的敞田制度被废除。贵族和乡绅摆脱了村社痕迹的最后束缚，现在他们腾出手来，为追逐利润而拼命奋斗。这种资本主义式的经营意识正是后来实行工业化所需要的，尤为重要的是，它首先产生在地主乡绅——这个传统社会的支柱中间，这就为适应后来整个社会的更大变动打下了基础。在政治方面，18世纪英国有一个较宽松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由“光荣革命”所造成，它虽然不是民主的，却也不是专制的。它允许不同的利益在议会中表达出来，多元的政治结构已经形成。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已经放松，社会对人的价值已经承认，“自由”这个词已不是空谈，它具有实际的社会意义。最重要的是，中世纪的宗教狂热已经淡化，信仰虽还不完全是个人的事，不服从国教仍受到歧视；但理性主义已明显取得了胜利，对上帝可以有多种解释，宽容已成为信仰领域的准则。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