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1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摘要：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模式、思维结构、价值观等。

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文化差异都能在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

本文主要对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思想文化差异和爱情婚姻文化差异进行了分析。

一．中国诗歌与外国诗歌中国古代诗歌运用意象艺术，是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诗言志”“诗缘情”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因此，在创作中意是第一位的，“象”是为“意”服务的。

诗中的意象的营造及其组合只是表现手段，创造意境、抒发情感才是最终目的。

因此，在意象结构中，总有感情线索暗中贯通，而整首诗表达的内涵特别丰富深厚。

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如果只是并置前头十种意象，则不会有什么大的感染力。

而当诗末出现一句“断肠人在天涯”的意象时，则立刻意境融彻，这些意象的组合所产生的悠旷境界油然而生，诗人的异乡之思深刻充分地表达出来。

而意象派则不然。

由于他们作诗过于追求意象的创造与组合，有时程度不同地忽略或掩盖了意象及其组合是为表达情意服务的这一事实。

因而在创作中，是重“象"轻“意”的，他们把意象置于与诗同等的地位，把意象视为诗本体。

这样必然使某些诗歌缺少内涵，思想单薄。

这一点通过比较《地铁车站》与《题城南诗》即可明了。

前者叠印的“脸庞"“花瓣”两意象，虽然在刹那间给人以潜意识中的一种审美愉悦，但刹那间过后，再也感觉不到持续的感情冲动，似乎只是一次短暂的摄影曝光而已。

后者叠印“人面”“桃花”两意象，所表达的那种物是人非的怅惘之情，却令人感慨万端，回味无尽。

对于这一点，意象派诗人自己后来也有所反省，弗莱契曾说：“意象派的缺点在于不允许对生活作出明确结论，阐述太多而推断太少，因而经常误入一种贫瘠的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是缺乏内涵的……仅仅是描绘自然的诗篇无论多么鲜明，也是不够的，必须加入人的判断和评价。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变异，是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哲学土壤不同。

中国古代诗歌植根的哲学土壤是儒、道、禅等传统思想。

中国诗是表情达意的，这是从儒家功利角度看待文学的一贯传统。

而老庄天人合一思想，禅学讲究内心感悟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文人们的审美心理。

因此，诗赋予禅、道外在形式，禅道给诗以内在特质，它们紧密结合、相互渗透，于是以意象表内心的传统便固定下来。

正如元好问诗中所讲“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而意象派则不然，他们直接的哲学营养来自当时盛行于欧美的“直觉主义”。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所谓“直觉"即“一种理智的体验，它使人置身于对象内部，与其中不可言传的本质相契合”他认为整个世界是意象的总和，诗人凭本能直觉进入对象世界时，意象便借助其聚集性给作者带来某种意识。

可见，他也发现了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

他还认为，只有直觉才能认识真理，才能欣赏和创造美，而艺术只是对真实更为直接的观照。

意象派的主创休姆和庞德都是直觉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和研究者，他们接受了柏格森的基本思想。

1911年，休姆在意大利波隆参加了一个哲学讨论会，会上柏格森探讨了“意象”问题，之后，庞德又听了休姆关于柏格森的演讲。

因此，他们有了一个公式：艺术=直觉=意象，强调意象即诗本体，即艺术本身，把对意象的强调推向极端。

而西方则有着重写形的传统。

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摹仿说"。

他是欧洲美学思想奠基人，对欧洲美学思想影响非常巨大。

他认为艺术源于对现实的摹仿(当然其摹仿不仅指外形，更重要的是其蕴含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因此，西方的意象必然会强调描写的形似，力求外貌逼真。

虽也关注内涵，但往往显得外露和直浅，透过形给人以直接的心理感触，因而可以说该派的意象艺术是一“外向型”的。

中国古代诗歌运用意象结构手法进行创作时，在语言形式上追求整齐和谐，追求节奏性和灵活性。

而西方意象派诗运用意象手法后，在语言形式上略嫌支离单调，这是东西方语言差异造成的。

中国语言有其独特之处。

首先，单音词多，多义词多，因而表意丰富，次要成分省略对表意无大损伤。

同时，汉语语法少有形态、时态、语态的变化，少有时、数、性、格的限制，因此意象表现的时空和语法关系非常灵活，表意弹性较大。

另外，至唐，格律诗发展成熟，字数、对仗要求严格，为此，诗人们常有意省略句子成分、倒装、互文见义，以求得更好的表达效果。

西方语言受限较多，和中国相比，语法要求颇为繁琐。

想完全摆脱这些束缚是难以做到的，硬性去做，便常常显得语句支离，甚至导致以辞害意的后果。

意象派诗人们想用自己的语言创作完全中国式的诗，必然会受到牵制，表达效果的差异也就成为必然，尽管他们已做了最大的努力。

综上所述，意象派和中国诗关系密切，二者有同有异。

一方面，在文学理论上，二者的主张具有近似性，表现出文学创作形象思维的共通性。

另一方面，在创作实践中，此派诗人在创作中，二者有着显著的不同，表现出中外文化的差异。

二神话差异从小我们就非常熟悉女娲、嫦娥、黄帝等神话人物，他们有的是人类的救星，有的有着非同一般的经历，有的则展示了可贵的精神。

这些神话故事对我们人格的培养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后来我们又接触了西方神话，知道了西方神话中的宙斯、阿波罗、奥丁等众神，这给了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让我们看到了两种文化的不同。

下面，我们将中国古代神话与西方神话作一比较。

简单探讨研究一下中西方文化的异同。

中国上古神话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它没有欧洲那样的神话巨制，现存的神话都是支离破碎的，散见于各种古代典籍之中，在经、史、子、集四部里都有，并且不成系统。

然而，古希腊神话却不同。

希腊有一部长４８卷，近两万八千行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记载、加工了古希腊丰富的神话传说，并形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神话传说体系。

这是由于希腊神话产生之时，曾出现若干城邦奴隶制国家，与此同时出现了相应的城邦文化，出现了史诗形式及悲剧，这些史诗和悲剧都以古神话为武库和素材，因而使得希腊上古时代的神话得到记录、整理、加工和流传。

此外，古希腊直至公元前４世纪马其顿所吞并时，还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越长，对上古神话的保存发展才越有好处。

再有，早在荷马时代，希腊人便已基本上作为一个整体在活动了，他们的城邦以斯巴达、雅典为首，经常联合行动，于是他们中间出现了像荷马那样的人物，把分散、零碎的神话综合在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以后希腊神话一直被保存下来。

中国上古神话以“善”为美学思想的核心，神话中的神是人类的保护者，是利人者，是真、善、美的化身。

如黄帝惩恶助善，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追日，这些神话歌颂的是正义、善良、勤劳、勇敢、乐观、毫迈的精神，只有善的歌颂，没有恶的批判。

神话中反映的是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情调与自我献身的精神。

中国神话越发展越强调人的力量。

越重视人的社会性，越被人的理性所掌握。

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则多与嫉妒、仇恨、惩戒、复仇、灾难相关，存在罪恶因素，这些神灵往往捉弄人类，追求个人物质、肉体的享受。

如宇宙的统治者宙斯，经常不让人类幸福，并时常偷情享乐。

由此，不难看出希腊神话存有罪恶的因素，并主张命运主宰一切，注重情感的支配，强调人的自然性。

中国上古神话演变的主要走向是历史化。

被历史化的中国上古神话便发生了许多变化，增饰颇多，如盘古和女娲的故事，明明都是中国神话关于开天辟地的一部分，然而中国文人则将其视作历史，女娲氏竟被视为伏羲之后的皇帝。

中国上古神话的历史化，源于中国是个史学颇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官家记史开端特别早，然而上古之时史料缺乏，唯一可借重的只有神话，于是将部分神话当作历史增删修改，这就使中国上古神话过早地历史化。

与此相反，产生于神的时代与英雄时代交接期的荷马史诗，则是其神话色彩掩盖了史实。

人们普遍认为史诗所写纯属神话，于是，一些史实被罩上奇异的神话色彩。

与中国上古神话的演变大相径庭，古希腊神话演变的轨迹则是历史神话化。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形象多为“半人半兽”，人多是“人面兽身”，将人神化，不具有多少人性。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伏羲、女娲之形为“伏羲鳞身，女娲蛇躯”。

传说中的蚩尤则“铜头铁额，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而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以上诸神皆为人首或人面兽身。

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没有多少区别，神与人同形，神与人同性，他们以自己为模式创造了神。

如万神之父的宙斯，住在黄金宫殿里，设宴作乐，沉溺女色，过着氏族首领生活。

中国上古神话极为丰富，许多神话与古希腊神话内容相同，但也有些神话唯有中国才存在，如关于人类诞生神话。

中国上古神话中有所谓“感生受孕”，可称为感生神话，古希腊神话中没有类似的“感生神话”，其神话中的神、英雄多为神与神、神与人交媾而生，如绝世美女海伦是宙斯与斯巴达王后勒达所生；普罗米修斯是提坦神阿珀托斯和女神忒弥斯所生。

最后,我们比较一下中西方神话的相同点：二者都是产生于人类远古时代。

作为民间文学的源头之一，有力的证明了劳动人民从来就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产生都与人民的生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神话的本质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中西方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神话是丰富多彩的，不论是希腊神话，还是中国古代神话，都是远古历史的回音，记录了人类历史，记载着人类社会步幅蹒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