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与汉语之间的适应性

论汉字与汉语之间的适应性兼评“脚与靴子说”与“西瓜皮与西瓜瓤说”苏新春刊《延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在汉字与汉语词的对应关系上，语言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其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就是下面将要谈到的“脚与靴子”之说与“西瓜皮与西瓜瓤”之说。

还有一些学者采取了理论倾向明显，但不与现有看法产生正面冲突的说法，即汉字与汉语关系的“互动说”。

本文将主要论述第三种观点，并兼及对前两说作出评说。

一、“脚与靴子”之说普通语言学理论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有过非常明确的说明，就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第二性的东西。

尽管现代语言学大师德·索绪尔在再三进行了这种强调之后，也说到他所说到的“文字”仅仅限于表音文字而不包括表意的“古典汉字”，但他的那些说明仍广泛地影响到一代人。

人们深信不疑地认为所有的文字与语言之间都是具有那样的符号物与被反映物的记录关系。

这种理论在现代中国语言学界的几十年中也一直成为人们的统治观念。

人们在表述这种理论时常常用上这样一个比喻：语言好比是脚，文字好比是靴子，脚可以穿这双鞋，也可以穿那双鞋，语言也是如此，它可以用这种文字来记录，也可以用那种文字来记录。

下面是这种文字语言观的一些主要论点：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观上，认为用什么样的文字来记录、反映语言是一种充满可选行为的任意性活动。

就是一种语言可以选用这种文字，也可以选用那种文字。

对已经有文字的语言可以作出新的选择，对不曾有过文字的语言也可以进行选择。

这一观点确实能解释世界上的许多民族文字产生的过程及它们与本民族语言关系的现象。

在文字的发展上，持“文字晚起说”。

公认世界最早的四种古文字距今不过四千年左右，如果连在此之前未成熟的图画文字、甚至连笔画也未定型的刻符、陶符也算上的话，也不过七、八千年。

而语言的起源比这早得多。

人类的语言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内不依赖于文字而产生、而存在。

在语言与文字对应关系的现状上，认为大量的语言不依赖于文字而存在。

有资料表明，世界上现有文字近五千种，只有十分之一的语言有文字。

落实到更为具体的个体人来说，丝毫不懂文字，终生没与文字结触过的文盲在现代社会中也大有人在。

他们能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进行除文字以外的一切社会交际。

文字类型与文字进化观。

世界上的文字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文字体系在世界上存在的时间有先后之差，久暂之别。

它认为象形文字为第一阶段，表意文字为第二阶段，表音文字为第三阶段。

最好的文字体制是记录词的语音形式，在表音文字中，最好的又是以音素为记录对象的表音文字。

上面四种观点奠定了现代派学者的语言文字关系观。

用这个文字理论来观汉字，也就很容易得出了汉字有悖于世界文字发展规律，落后于世界文字水平的看法。

它认为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并不脱离象形文字、图画文字的痕迹。

汉字表意不表音，或是既表意也能表音，可表意不确切，表音也不确切。

因此，意化的汉字必须抛弃，有悖于世界拼音文字的汉字体系必须推倒重来。

用“脚与靴子”的文字语言关系的普遍理论来看汉字，也存在几个至关重要的理论与实际上的疑点。

其一，就是这种用来解决汉字问题的理论却恰恰是忽视了历史悠久的汉字本来面目。

普通文字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在西方文字的基础之上的。

现有的西方文字都是表音文字，而表音文字都是在文字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演变出来的。

它们距最初的文字体制都曾有过一个中断的环节。

这个中断的环节使得最初的文字性质不曾保留。

表音文字与文字起源之初的概念内容失去了联系，这恰恰是文字在与语言结合程度上的后退。

可汉字却与汉民族的生活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虽然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也历经颠波，政权朝廷屡遭倾覆，不同民族之间的你来我往，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中枢却一直绵延不断，其思想的信仰、生活的区域、道德的规范，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更替。

汉字的最初本质虽然在文字的传承中经历过几次大的转移，有过刀刻火铸的甲骨金文，有过鸟虫文的大篆、刀笔的小篆，有过汉隶，有过行、楷、草书，但汉字的基本笔画和结构却虽不宛然如初，但也依稀可辨。

这种深深扎根于古老的汉民族文化之中、保留几千年前的古老文字风范的汉字，它的精神与风韵显然与西方文字有着绝然相异的地方。

其二，就是西方的文字社会动荡迁徙、西方文字的中断、文字由与词的内容相结合退为与词的语音形式相结合的事实，恰恰又是生活在西方语言语音结构非常灵活，语音曲折变化丰富这样一种语言环境中。

西方语言中，音素与音素的结合方式远远多于汉语。

在基本音素的数量差不多的情况下，结合方式的灵活与否将直接决定音节数量的多少。

如汉语普通话的音节有１３００个，朝鲜语有２５００个，俄语有２９６０个，越南语有５５００个，日语有３５０个，法语有３７４０个书写形式，音节只有２８００个。

英语有４９５０个书写音节，代表着４０３０个语音音节。

汉语只有俄、英、法等语言音节数量的一小半。

字母与音素不严格地一致，但也有着大体上的等比之差。

如英文音节day 可以单用，与之字母差为１的音节约有３０个：dab,dad,dag,dam,dan,dap,daw,bay,cay,fay,hay,jay,lay,may,nay,pay,ray,say,way,dae-,daf-,dah-,dai-,dal-,dap-,dar-,dau-,kay-,tay-，（吴安其《论书写音节和文字的构成形式》，刊《民族语文》１９９２年第２期）这样灵活的组合形式正好反映出它们语音形式内部结构方式的灵活性。

而汉语又正好是在这方面显示出与西方语言绝然相反的一面。

它的元音辅音前后有序，辅音不相迭、不重出，除个别外，前后位置不杂处。

元音搭配谨严，韵头韵腹分得清清楚楚，一个音节中只有一个主要元音，“一山不容二虎”，以主要元音为核心的音节单位清晰醒目。

语言结构的单一，加上单音节词的直接投入使用，使得汉语词的语音在区别词的作用上会打上很大的折扣。

这种语言内部的特质也使得表音文字难以在汉语身上一显神通。

其三，这种理论过于消极地看待文字对语言的反作用。

文字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表达、传播语言，而且也对语言本身的进化起着极大的推动、凝固作用。

在当今世界上固然有一大批语言尚无文字作为它的书面表达形式，但却可以说，当今发达的语言全都或基本上都有了文字。

还没有文字的语言很难说是它们能与那些发达语言相媲美。

当然这里有文化发育的原因，但谁又能说真正的文化发育能少得了文字的积累之功呢？文盲确实可以不依赖于文字与其它人一样地生活得很好，但他们是已经生活在非常发达的人类社会、语言社会中，成为亲身感受到这种发达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个个群体或个体。

他们是不必依赖于文字而生活，但他们周围的生活却不能没有文字，正是靠文字才有了发达的物质与精神。

对“不识一丁”的他们来说，这时的语言和文字纯粹是一个运用的问题，不会使用其中的某一种工具并不会妨碍他们通过其它的许多工具和形式来领受现存的一切。

而在语言理论和文字理论上来谈有没有语言或文字，却是从它们的发生学上来看问题，一旦这样来提出问题，就会发现这一理论所举出的“文盲”例子并没能触及到所要讨论问题的本质。

二、“西瓜皮与西瓜瓤”之说与汉字与汉语是“靴子与脚”的关系观的对立面，有着一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这就是“西瓜皮与西瓜瓤”之说。

徐德江先生在他的《词结构新探》长篇论文中多次提出：“文字的字形与字音、字义之间的关系，类似蛋壳与蛋清、蛋黄之间的关系，类似果皮与果肉、果核之间的关系，结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而不是外在的包装物与被包装的物体之间的关系，不是鞋与脚的关系。

”（原文刊《汉字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１期，又见《汉字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８月）这个观点的提出对现存的语言文字理论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它不仅对文字，也对语言体系中最基本的单位词，特别是对书面语言中的词，将导致可能要重新作出解释的选择。

在这一理论中，有这样几个主要观点：书语中的文字与词义同生并长说。

认为词音只是口语词的物质外壳，形符与口语词的结合，绝不能理解为只是词音与形符的结合。

形符与口语词的结合过程是个产生新事物字的质变过程。

当口语词与形符结合时，口语词的物质外壳词音已失去了“物质外壳”的地位。

这个地位，由字形所取代，字形是书语词的物质外壳。

口语词与书语词成了原料与合成物的关系，而不是平常所说的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

书语高于口语说。

口语词有词音与词义两个结构要素，而书语词有字音、字义、字形三个结构要素，比口语词的结构关系要复杂。

从口语与书语两者间的关系来看，就口语本身，无法研究书语，而就书语来说，却可以大致上研究口语。

不能因为书语产生于口语就认为口语是第一性的，书语是第二性的。

对“词”“字”的重新定义。

认为对语言最小单位的判断必须抛开那捉摸不定的意义内容，而应以它们的物质外壳为标准。

口语以词音为准，书语以字形为准。

书语中只要是同一个字形，不论它表示了多少个字音和字义，都应该看作是一个“字”，对它的多个意义、多个读音可以看作是一字多义、一字多音。

口语中只要是同一个词音，也不论它表示了多少个意义，也都应该看作是一个“词”。

这样绝对地突出了词与字的物质表达形式，这个理论将书语词中形与音义的关系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论述，在人们的认知世界中，大量的认知符号确实是直接与概念相结合，而不是先与语音结合再与意义结合。

有的根本就不曾与语音形式结合过。

如在大家都很熟悉的“铁轨的横断面”是铁道系统的符号物；“红十字”是人道主义救援系统、后来又成为卫生系统的符号物；“中国古铜钱”是中国银行的符号物；“汽车方向盘”的图案是德国产奔驰牌豪华小汽车的符号物。

它们有的有读音，有的根本就没有读音。

有读音的也许表示的并不是它的“词”义。

但它们都依靠着一种特定的、形象的、作用于人们视觉的符号形体表达着某种固定的意义所指。

符号物是如此，文字也是如此，特别是表意性质的文字的汉字更是如此。

正因为一个符号形体表示着一个固定的意义，那么，许许多多的概念也就造就出了许许多多的汉字。

在形体的数量上看，似乎这是汉字的一个弱点，但一个图案与一个概念发生直观的、直接的联系，这却又正是汉字的一大优点。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近年举行的一次汉字专题座谈会上，一位研究古文字的专家谈到，一位日本学者问他为什么汉字的生命力这样长，他答道，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非同一般，一言以蔽之，它们是血与肉、皮与肉的关系。

但从理论本身的完善程度来看，这一观点仍面临着需要进一步自圆的努力：１，如何更好地解释书语中的口语词与文字形符的统一过程，因为无论是从汉语的过去还是现在来看，这种统一并不是从一而终的。

它有过选择，而选择也就意味着这种统一是有着随机性的。

２，如何解释汉语以外的语言文字关系。

仅管可以说西方的文字也是同样作用于视觉的，但西方文字首先是通过对口语词的语音形式才得以反映整个“词”，这一事实却是不容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