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主与科学的关系

浅谈民主与科学的关系

201611102096 蒋威

内容摘要：自近代以来，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发芽，深入人心，而回顾这段历史，一边是近代中国的民主与科学艰辛旅程；另一边是近代西方各国民主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民主与科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而今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倡导科学，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全面地深人到国民精神之中。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充满着科学精神的基础上，民主与科学才能真正的统一。

关键词：民主；科学；政治制度

自从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一大批爱国人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严复不仅用新的思想武器猛烈抨击封建主义，而且积极引进西学，以杰出的学术见解和积极的文化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内涵，将国人的科学民主观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并进一步阐述了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为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做了奠基的工作[1]。到1919年5月4日爆发五四运动，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与民主实际上变成了强势话语，几乎无人敢撄其锋[2]，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科学？

1.中国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历程

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五四新文化时期三个时期中，科学与民主因为遇到的阻力和发展方式不同，其结果也是不同的。科学凭借其政治上的中立态势和利用厚生的功能使其很容易被稍具务实精神，被当政者所采用，洋务派认为科学是现代社会的必备条件，发展科学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维新派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保障和鼓励科技的政策。1915年成立的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科学社对西方科

学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移植，标志着中国科学建制化建设已经粗具规模。总之，从内容上来说，科学历程经历了偏重科学技术知识、偏重科学建制和科学知识、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多元并进三个阶段[3]。而相比之下，民主建设所走的路程要坎坷得多。鸦片战争后，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尚属道听途说阶段，可信度不足。而王韬、薛福成、郭嵩焘等早期改良派则已走出国门，他们通过耳闻目睹及切身感受，介绍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赞扬议会制度，希望仿效党派制对专制集权有所制约，但囿于传统的强大及理解的肤浅，虽然对民主制有所介绍，却害怕真正的“以民为主”。甲午海战，“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面对如此惨痛的事实，维新派指出救亡的关键不在枪炮船舰，而在政治制度，进而提出了君主立宪主张，并进行制度设计。然而，戊戌维新仅持续了百日就被慈禧等当权派扼杀，慈禧虽迫于形势着手推行新政，但“一误再误”，令国人对其变

革的诚意产生怀疑，遭到抛弃。1911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仿照法国建立责任内阁制，开始酝酿政党

制度，地方代议制度和政府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随着袁世凯的篡权，刚刚起步的民主制度建设夭折了。不仅如此，随后的“复辟”潮一波接着一波，假共和真专制的丑剧一幕一幕地上演，共和制度一次一次地遭到破坏，民主政治明显缺少根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看到了制度的这种缺陷，他们超越了制度决定论的思维框架，认识到民主文化是民主制度的根基，大力开展民主价值和理想的启蒙。他们从批判传统文化开始，批孔反孔，颠覆儒家伦理，这使中国民主建设进入了文化的根基建设阶段，但因时间短暂，明显破坏多而建设少，并且对现实的切入与指导明显不足，于是陷入了民主建设的另一极端—文化决定论[4]。中国的近代民主建设是一个没有结果的花。

2.西方近代的民主与科学的历程

在科学方面，随着19世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形成，人们认识到重部分轻整体的观念的局限性。在时间上，已追溯到太阳系的起源;在空间上，已确立了微小原子与庞大银河系的存在;在深度上，已涉及宇宙的未来、生命的本质与起源等等深奥的理论问题，这些都是牛顿时代的科学所无法比拟的。而20世纪科学的飞速发展为由分到合思维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自然科学也正在经历一个理论变革时期，实质是科学思想的变革，这场变革将对科学和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复杂性问题“把我们引导到了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核心的种种基本问题上，过去的科学以描述简单性为主，未来科学应以探索复杂性为主”[5]。

在民主方面，西方民主政治发生转型有两种情形:一是原有民主制度的完善;一是新制度的建立。纵观20世纪的西方民主，其转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国家形态民主”转向“非国家形态民主”和“国家形态民主”并重民主。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民主已超出了政治生活领域，进入经济和社会生活。随着劳工立法的加强和完善，工人对企业管理参与逐步扩大及社区自治的发展等，出现了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形成了“非国家形态民主”，从而使民主有了更大的发展，并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2)从近代民主转向当代民主。民主内容进一步扩大，广大民众可以利用各种方式对国家的各项决策发表自己的看法，以致能够对决策者发生一些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影响；民主形式逐步完善，选举制度的改革、普选制的实行，大大地提高了选举的质量和选民的积极性，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使普通公民有可能通过参加公务员考试而被录用到政府各个部门，参与具体的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在监督机制方面，实行民意测验、舆论监督、弹劾总统等做法；民主参与趋于扩大化，民主参与主体的扩大和参与方式与参与力度的加强，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力度也有所加大，公民对于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效果明显增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在加强。(4)从保护型民主转向治理型民主，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作用及“新政”的影响，二战后西方国家政府职能扩张，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和国家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传统的议会至上的政治体制受到严峻的挑战，政府行政

权力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中最主要的一种权力形式，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治理型民主开始形成[6]。

3.民主与科学的关系

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表现是以精神的自由为先导，其表现行为是无强制性约束的多样化，从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科学成果的获得往往是少数人的事情，从科学的具体内容来看，科学是创造性的活力，表现为新颖、独特。科学真理的最高标度在一定历史时期掌握在少数科学精英手中，并不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是，所以科学祟尚真理[7]。

民主则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保证人民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使得政出于民。如果违反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而施行某种政策，无论是否正确都不能说是民主的真正体现。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少数并不一定服从多数，便成了民主与科学在社会表现形式上的重大区别。少数服从多数，并不一定是科学的，这个原则与科学精神在实质上甚至是矛盾的，但这却是民主的本质的社会体现[8]。

科学，无论作为一种活动或是知识体系，在少数与多数之间并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的强制性约束，以各自科学性的表现充分与否逐渐取得人们的信任。当科学与民主以其精神实质运用于同一社会领域的时候，便有了两个不同的客观评价标准。民主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