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金庸武侠小说及其艺术特色

解读金庸武侠小说及其艺术特色

[摘要]以金庸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们新武侠小说的兴起，让中国的武侠小说史迈向了新的时代，也迅速在华文世界掀起了一股“金庸热”，他的小说一版再版，作品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不断被抢拍，翻拍。金庸的武侠小说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了文学的宫殿，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他在文学作品自身的本体创作中，作出了一系列对传统武侠作品的重大突破与贡献，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武侠人物形象，展现了武侠精神之精髓所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与重侠义，把武德与侠义并重，通过武侠小说来宣扬武侠侠义精神。他的作品存在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然后由此引发的一个个曲折迷离、可歌可泣、侠肝义胆的英雄故事。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对武侠世界以及对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剖析、传承、重塑、弘扬、批判、反思和质疑，小说中所描写的性格各异的人物、林林总总的琐事、所反映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绚丽繁华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文、奇幻武功，则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金庸小说的象征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小说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这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震撼心灵，最发人深省的精神内核。寓雅于俗，雅俗并重，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英雄武侠精神身世之谜血缘关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兴起，掀开了香港小说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武侠小说的面貌，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为武侠小说注入了浓郁的历史文化人文气息，并在香港、台湾、内地、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华人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传看销售的热潮。

金庸出生在海宁东部的袁花镇查家，原名查良镛。查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历史上出过史学家查继佐、诗人查慎行，现代曾任台湾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的查良和内地饮誉文坛的诗人穆旦(查良铮)，都是查良镛兄弟辈的名人。查良镛的祖父是晚清进士，父亲和兄长均大学毕业，家里藏书宏富，声闻浙东。查家在镇上拥有一座庞大的五进复合式庭院，前厅“澹远堂”三字匾为康熙皇帝手迹。出身书香门第的金庸从小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解放前,上海《大公报》在全国选聘两名译电员，他在三千多名报考者中一路过关斩将，笑到最后。不久，随报馆迁往香港。

1955年，不懂武术的查良镛以“金庸”作笔名，初试身手，以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炮打响。此后的15年里，连续写了14部想象奇特、情节曲折的武侠小说，风靡海内外。不仅在华人社会广为流传，而且影响及于越南、韩国、日本等国家。日本、韩国很久以前就出版了金庸小说的译本，《鹿鼎记》的英文版本面世后，读者群迅速扩大。

“金庸迷”的范围异常广泛，从普通市民、青年学生和初通文墨的农民，到大量高学历的专业人员、大学教授、政府官员。邓小平大概是内地较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他在70年代末自江西返回北京,托人从境外买来一套金庸小说,闲暇时读得津津有味。1981年7月18日,他接见金庸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

80年代初，身为香港《明报》主人的金庸，多次撰文支持邓小平的务实政策。后来，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被任命为“政治体制”小组召集人。许多人相信，过不了多久，作家金庸将会变成政界名人。可是，正如当年武侠小说如日中天时，他突然宣布“封笔”一样。待基本法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他又一次急流勇退，毅

然辞去一切政治头衔，恢复了往日的寓公生活。适可而止，这大概是一贯崇尚“中庸”的金庸的立身之本。不过，这样的气魄，常人是难以企及的。1994年，北师大部分教师想起为中国现代作家排座次，金庸赫然位列第四；同年10月，他被聘为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在北大的演讲会听众云集；5年后，他又被聘为家乡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武侠小说向来被归为“通俗文学”范畴，与“纯文学”在艺术性上似乎难以相提并论。不过，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谁拥有的读者最多，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金庸！”无论如何，这本身就值得思索和研究。

曾经有人戏言“凡有华人处，皆能读金作。”来盛赞金庸作品的流传之广，影响之远，就金庸小说在世界各地华人圈中受欢迎的程度和流传的速度来看，我认为这样评价金庸作品也是不足为过的。“金庸热”迅速成了社会上流行的名词之一。而“金庸热”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为经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之中的任意一部作品，都成了影视剧翻拍再拍的焦点。对于大众“情迷金庸”的这一现象，学界人士在其久热不退的表象背后，也开始进行冷静思考和认真剖析，试图找到金庸小说的热因之所在。同时，对于金庸作品中是否透露着民族精神内核和隐含着人生价值意义，他们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试图从金庸武侠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武侠精神，小说故事中人特的身世之谜及小说的现实意义来加以探讨和分析金庸作品的热因之所在。

著名金学家严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教授的仪式上，曾经发表过一篇贺辞。贺辞中高度评价了金庸作品。严家炎先生称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大提高了这类作品的思想、文化、艺术品位，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了文学的宫殿，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样中肯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地道出了金庸武侠小说与传统武侠作品的区别，以及二者在本质上的不同。金庸武侠小说在文学作品自身的本体创作中，作出了一系列对传统武侠作品的重大突破与贡献，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武侠人物形象，展现了武侠精神之精髓所在，是武侠小说中的上品、精品。

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其实，“武”和“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已经不仅仅只是武侠小说中的单纯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来讲，“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长久以来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而“侠客”、“侠义”、“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企盼。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正所谓“快意恩仇”，侠士们在感恩报仇中寻求并品尝着血腥的快感。一般意义上的侠，体现在以武力来扶善除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金庸笔下的侠并不只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济困，救人于水火，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把尚武与尚德结合在一起，重武德。这一点与传统武侠小说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与卑下往往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终只落得个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卑下甚至邪恶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体现则是表现在最初武功的选择上。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又可以为正邪两派。在金庸笔下，这正邪两派武功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正体现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正派武功”符合儒释道三家之说，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形成侠士弘大刚毅的人格。而与之相对的“邪派武功”则违反了人性准则，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终只能使练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