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的精神分析

《野草》的精神分析

张梦阳

一精神环境

我爱夜读《野草》。

是在深夜里，万籁俱寂，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似乎是华老栓抖抖地去买“药”的时分；是在孤独中，一人独倚小屋床头，除一盏孤灯和一本《野草》之外，什么都没有，似乎体悟到一种独处宇宙中的大孤独、大寂寞。

我感到，只有在这种大孤独、大寂寞中才能苦苦嚼出《野草》的滋味，体悟出《野草》的真精神，因为鲁迅正是在这种精神环境中写出《野草》的。

研究一位作家，绝不可忽视他所处的精神环境，特别是鲁迅这样的“精神的人”，《野草》这种“精神的人”在特殊的精神环境中蕴育的精神之花。

鲁迅描述过自己这时的精神环境：“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散漫的刊物”、“随便谈谈”和“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正是鲁迅创作《野草》和《彷徨》时期的精神环境。从政治思想上说，当然有进与退、好与坏、热与冷之别，但是从创作心境上说，《野草》《彷徨》时期其实是鲁迅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散淡、无拘束——是从事文学创作的最佳精神环境。

除了精神环境之外，还需要物质环境，也就是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1924年5月25日，鲁迅移至北京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居住。这是经鲁迅亲自设计改建而成的一座小四合院，北屋由外间向北延伸出去一间平顶的灰棚，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卧室兼工作室——“老虎尾巴”，亦称“绿林书屋”。这间书屋，虽然房顶低矮，形似“斗室”，但因北墙上部全是玻璃窗，既可看到大片碧蓝的天空，又可以射进充足的光线，所以，房间虽不过方丈左右，但并不给人闷促的感觉。窗外是一个小小的后园，园正中有一口小井，周围沿着三面墙根，栽植

着几株青杨、花椒、刺梅和碧桃等。再向园外望去，是两株钻天的枣树。鲁迅在这里一直居住、写作到1926年8月26日。《野草》中的散文诗，除了后两篇和《题辞》之外，有21篇是在这里写的。许广平回忆《野草》产生过程时曾这样说过：“因为工作繁忙和来客的不限制，鲁迅生活是起居无时的。大概在北京时平均每天到夜里10—12时始客散。之后，如果没有什么急待准备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书，2时左右就入睡了。他并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体，譬如倦了，侄在床上睡两三小时，衣裳不脱，甚至盖被不用。就这样，象兵士伏在战壕休息一下一样，又象北京话的…打一个盹‟，翻个身醒了，抽一支烟，起来泡杯清茶，有糖果点心呢，也许多少吃些，又写作了。《野草》，大部分是在这个时候产生出来的。”

这个时候，正是夜深时分，是独自一人在孤寂的小屋中。因而也不能不想到人们讳莫如深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性的苦闷。鲁迅1906年、25岁时与朱安完婚，没有同居即很快离去，以后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夫妻。因此，鲁迅从青年到中年的漫漫20年间，实质上是过着“古寺僧人”式的独身生活。深夜里，没有夫妻恩爱，然而正值情欲壮旺的青壮年时代，他该怎样度过那漫漫长夜？特别是1925至1926年的创作《野草》时期，是他冲决家庭羁绊与许广平实现爱情结合的前夜。黎明前的黑暗最为浓重，这时的性压抑与性苦闷是最强烈的。这强烈、浓重的苦闷该如何舒解？这真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然而多少年来成为无人正视的禁区。有人做过鲁迅与羽太信子有私情等等胡乱猜测，我认为都不属实。鲁迅作为一个极其深刻的“精神的人”，是不会做这种浅薄事的。他是将性的苦闷转移与升华为精神作品了，这正是《野草》具有一种独特的深度、甚至阴森气象的重要因素。长期的性压抑这种人间的大苦闷锻铸出鲁迅的独特风骨，《野草》是鲁迅风骨的突出代表。

总之，如果不是在团体散掉、自由散淡的精神环境中，而是在组织严密、集体行动、理论拘束过死的条件下；不是在“老虎尾巴”这间独处的小屋里，而是仍在八道湾那种纷扰的大家庭中；不是在深夜时分、孤独一人的性压抑之下，而是在温馨香暖、夫妻恩爱之中，是绝对不会产生《野草》的。

二精神根柢

我主张正视鲁迅持续大半生的性压抑问题，但是并不同意弗洛伊德将一切归结为性问题的泛性欲主义错误观点。这种脱离人的复杂和广阔的社会性的分析方法，用以分析一般人尚且有误，对于鲁迅这种“精神的人”就更不完全适宜了。性压抑是鲁迅精神形成独特风骨的重要因素，却不是他的精神根柢。鲁迅的精神根柢是彻底的反主奴精神，主张从人类社会根除主奴关系。鲁迅说过：“他的哲学

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透过《野草》，可以清彻地洞鉴他的这一精神根柢。

梦，是人在睡眠时由于超我监督的松弛、被压抑的冲动和愿望乘虚而出所形成的一种精神现象。在梦境中，人可以不遵循醒觉时的思想逻辑法则，冲决时间、空间的限制，自由自在地进行精神创造。如果说鲁迅这时在醒觉中思路也较无拘束的话，那么在梦境里就更其无拘无束了。《野草》中有9篇是写梦的，占三分之一强。深夜时分，在“老虎尾巴”中梦醒后，翻身起来写梦，的确是在情理中的。

写梦的篇章，最能反映鲁迅反主奴的精神根柢。其中最为警拔、透辟的，则是仅有百余字的《狗的驳诘》。“我”梦见在坠入困顿的“隘巷”中遇到了狗，“我”叱咤狗势利，狗竟说“愧不如人呢”，并发了一番尖刻的议论：

“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

不可小觑这段狗的议论！俗话说：“旁观者清，于事者迷。”大凡与特定事物保持一定距离，从旁冷眼观之，倒可能看得清楚。鲁迅也选了个旁观者。入选者，不是人，而是人所蔑视的狗，旁观的并非是细微琐事，而是对整个人类社会作整体性、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的思考。是的，主奴关系是人类社会脱离野蛮状态、出现私人占有制之后才确定的。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一种罪恶现象的产生。人类一方面拥有了科学和文明，脱离了蒙昧状态；另一方面也知道了分别铜和银的贵贱，布和绸的好坏，官和民的尊卑，主和奴的上下。这种不自由、不平等的主奴关系，正是人类社会产生“势利眼”的根源。所以，就这一点而论，狗的驳诘实在是无懈可击的，人的确不如狗。“我”只能“逃出梦境”。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鲁迅称得上是有天马行空似的大宇宙精神，他不仅从空间上想到以狗为旁观者从整体上对人类的主奴社会进行根本性的观察与思考，而且从时间上、以梦境中的“死后”的感受为基点进行审视。死后，不能反抗了，旁人也再无顾忌。死人被芦蓆卷着放在棺材里。放之前，有人责备死人：“怎么要死在这里？……”在主奴社会里，处于奴隶地位的人，连凄惨的路毙也不对了。而奴隶主则死后也要住“地下宫殿”，有奴隶和天下珍宝殉葬。死者在棺材里同样也只能是“六面碰壁”，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境地，“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竟然还硬要他买昂贵的珍本书《明板公羊传》，商人赚钱赚到了死人身上，至死还要剥削。难怪“我即刻闭上眼睛，因为对他很厌烦”。这是对主奴社会的极大厌烦和强烈憎恶。“现在又影一般死掉了，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表现出作家对死的态度：即使死了，也不会消除对主奴社会的痛恨。这种态度贯串于鲁迅的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