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利率市场化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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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利率市场化研究报告
全国金融市场的组织架构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加上现代信息技术,现在已很难在某一地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试点
三个月前,61岁的夏斌刚刚卸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一职。温州金融改革从半年前的危机到目前的转机,夏斌恰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间,对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酝酿有着第一手的考察与思考。
坊间传言,包括夏斌在内的四位国务院参事通过实地调研,对温州金融改革形成书面材料,四度上报国务院,两度面见总理。
4月1日下午,夏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办公室接受了《财经》的专访。
夏斌对自己参与决策的过程避而不谈,他反复强调,放眼全局,温州金融改革的内容并不算“震撼”,其中的“个人境外投资试点”,尚处“研究”阶段,“很快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也要搞个人境外投资了,这一次把它写进温州金融改革方案,好看而已”。
夏斌表示,一方面,近些年金融改革的滞后让舆论对温州金融试点期许很大;另一方面,金融改革依旧征途漫漫。
《财经》:人们认为温州综合金融试验区的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你如何看?
夏斌:讲中国金融改革,内容很广泛。我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说,概括起来,就是抓六个字:企业、市场、调控。把银行办成真正的企业,是改革的关键,形成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是改革的最终目标,能否实现对金融市场的调控,是改革最后成败的标志。
1997年中央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正式提出金融改革方
向包括三个方面,大意是:要建立一个能自负盈亏的“金融机构体系”,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体系”,一个有效的“调控监管体系”。也是从市场主体、市场、对市场的调控三个角度讲。
具体展开说,内容太多了。如果讲市场主体,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金融租赁、农信社、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各自如何改革?如何定位?讲市场本身,有产品的创新、市场的准入、价格的放开(利率市场化),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讲调控监管,有汇率问题、资本账户开放问题、货币政策问题,现在又有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离岸市场问题,有宏观审慎监管问题、巴塞尔协议Ⅲ落实问题,还有“一行三会”的协调问题。总之,改革包括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
这次温州改革讲了“十二项任务”,我认为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民间资本问题。如何有限进入金融机构,如何把民间融资活动引入正常轨道。二是个人境外投资。三是研究确立地方政府对小型金融机构、地方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地位与监管责任。当然,现在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措施还没看到,但大致范围就是这些。
如果把我以上三段话联系起来看温州改革,第一,还谈不上“综合”改革,仅仅是限于三个方面的内容。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几个城市展开金融改革试点之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任命我当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联络员。那时,总行决定改革什么内容,几个试点城市都可以试,倒是有点“综合”改革的味道。第二,也不必去讨论是否有“里程碑意义”,把事情做好就行了。要说“里程碑事件”,我首先想到的却是:1983年中央银行宣告成立;90年代初沪深两个交易所成立;1994年汇率并轨;本世纪初四大银行改组、上市,等等。当然,这是仁者见仁。第三,不管怎么说,温州的改革方案,在面对当前金融改革滞后,金融发展
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环境下,即使是在有限的方面能有所突破,对推动当今中国金融改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财经》:资金定价的市场化是民间金融的生存法宝。在温州此次改革中,并未写入利率市场化试点。这是基于一种怎样的决策考虑?
夏斌:我也注意到,温州方案中并没有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内容。这里我想说几点:第一,从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目前仅剩存贷款利率未市场化,但大额协议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已可浮动。
第二,如果温州的银行利率可市场化,存款利率上升,在金融市场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各地老百姓的存款都会搬到温州来,会出现全国银行存款大搬家的混乱局面。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天津滨海开发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文件出台后,我曾在天津说,天津的金融改革不能简单复制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金融改革了。
为什么?就是因为全国金融市场的组织架构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加上现代信息技术,只要在某地就某一重大制度进行变革,在全国统一市场下,就是全国性的
变革,现在已不同于上世纪的80年代,很难在某一地方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试点。
第三,利率彻底市场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成本提高,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难免会出现有些银行倒闭、破产。银行倒闭破产,老百姓的存款怎么保障?就要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
那么,赔保每个老百姓多少存款?银行交多少保费?大、小银行都按同样比例交?这一系列问题要研究。也就是说,推行利率彻底市场化之前,要尽快把存款保险制度建起来,把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建起来,首先要呼吁这件事!
第四,尽管存款利率彻底市场化非常艰难,但我们仍要呼吁,要知难而进。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配套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渐进改革,抓紧出台对贷款利率下浮、存款利率上浮的有限改革,慢慢试,风险并不大。何况,最近几个月贷款需求在下降,银行吃存贷利差,赚的钱也不少。
《财经》:从全局、全国范围看,间接融资比重仍然过高,国有金融资产依旧庞大,而温州金融改革中明确允许民间资金投资设立小型新型金融机构,这对于金融领域的“国退民进”以及打造多层次金融体系,都有着积极意义,你认为具体怎样实现这一金融格局的转型?
夏斌:现在各类主要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由国有大型企业控股、中央汇金公司控股。
要知道,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还并不完全如此。当时危机后正值中国整顿金融秩序,有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不抵债,民营老板输了钱,有的老板被抓,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入股,稳定金融。
但应该说,国有大企业、国有资本控股各类金融机构,并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我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讲道,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方向应该是“有进有出”,而不是规模、资产控制得越多越好,赚钱不是唯一的方向。在未来不同时期,国有资本对各类金融机构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比例就行了,多余的股份可以向民间资本出售。
具体说,在某一时期,中央汇金公司对国有大银行控股,持股一定比例就够了,超过比例就不用投资了,应允许摊薄。其他各类小银行慢慢都可以放开,允许民间资本按有关规定组建新银行,但不鼓励地方政府入股。对外资仍要限制。
中国已是经济第二大国,要培养与此相适应的大国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在这方面,可以选择几个主要的公司加大投资。在整顿地方融资平台过程中,经过增信、信贷展期、资产重组等措施,有些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