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近代中国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近代中国面临西潮冲击，很多中国读书人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然而他们寻求经验教训或思想资源的方向不再是回头看，而是眼光向外，透过东瀛而面向西方。说得宽泛点，就是今日所谓面向世界。这样一种从纵向到横向的眼光转移，是一个至少以千年计的根本性大变，且仍在进行之中。

一般而言，在变化急剧的时代，人们倾向于反思自我，文化认同的意义也因此而彰显。今日似即类此，国人的往昔和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正成为社会关注的一项中心议题。钱穆曾提出，世衰则史学盛，因为世道出了问题，前行无路，往往会回头看看过去。中国近代亦一衰世，而史学仅曾有短暂的提升，整体却不能说有多么兴盛。除学术倾向和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人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巨变。

近代中国是开始走向世界

集权专制的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实现中国的现代。

辛亥革命，彻底结束了集权专制的中国封建制度，中国开始走向共和，逐渐融入世界.

抗日战争，中国(中华民国）积极抗日，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以正义与胜利赢得全世界的尊重，战后，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正式融入世界。

1949年后，一夜又回到了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盲目自大，闭关自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决策，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令其走向世界，同时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时期。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从辛亥年到己丑年，中国政权在20世纪里转换了三次，类似倾向基本不受影响。中共执政后，1950年代的“一边倒”，1960～1970年代的关注“第三世界”（针对的目标仍是第一和第二世界），依然是眼光向外，只不过聚焦有所转换而已。到“改革开放”之后，眼光向外的倾向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或许因为经济成了中心，“市”道盛行，新的倾向反不像此前一次那么全面，而是回归了从19世纪末开始的一个传统，即试图加入更“阔”的那个“世界”。

不过，古人既有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观念，也有“王者不治夷狄”的主张，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怀柔“远人”的方式，主要是“修文德以来之”。对于倾慕华夏文化的“四夷”，中国固表欣赏且予鼓励，亦可向之传播中国学问。但“夷狄”若不遵行夏

礼而沿用夷礼（即坚持自身的文化和政治秩序），通常亦听之任之，以存而不论的方式处之。对不那么友善的“夷狄”，更禁止向其输出中国文化。

随着试图改善“外人之观听”的努力逐渐从手段向目标转移，近代国家目标的外倾也一步步由浅入深。清季废科举这一根本性的体制变动，部分即为了扭转外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稍后修订刑律的一项实际考虑，也是希望借此改变外人之观听，以废除治外法权。清廷进而准备接受以西方为蓝本的立宪体制，更充分表现出愿意并努力在基本的“大经大法”上实行彻底的变革。这些接续的作为清晰地呈现出一种行为模式，即为获取外在体制的接纳，而不惜从根本上修改那些已实施千年以上的既存制度。

与历代的末世朝廷比，或从共和体制的后见之明看，清季朝廷似无太多“倒行逆施”，而辛亥革命恰在此情形下发生。因此，以共和取代帝制的政治变革虽可视为“新中国”在政体上确立的象征，但相关的全方位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结果，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与原所认知的居“天下”之中大不相同，就是“中国”自身的内外蕴涵也与此前有了巨大差别，产生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中国”.

在其中亦在其外的世界

一直以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的确是很多中国读书人的持续愿望，也揭示出近代一个重要的特点：许多对内的改

革，其实动力在外，或因外在因素而起（其间既有不得不行之被动举措，也有主动推行的所谓“自改革”）。当孙中山在美国获悉辛亥革命的消息时，他并未疾速返国参与革命，而是转往英国寻求帮助，以抑制日本。很显然，这位革命领袖充分认识到了外国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类似思路逐渐形成一个惯性的思维，许多人不仅不反对外在因素的作用，而且欢迎、期盼并试图争取或促进外在因素对内部事物的影响。

国人的思想资源也出现外向的大逆转，甲午前后还常见以《春秋》和《万国公法》比对的讨论，庚子后已很少有人视《春秋》为解释国际秩序的一个选项了。经辛亥特别“五四”的发展，思维渐成定式，即宗仰以“万国公法”为表征的世界体系。在相当广袤的土地上由人类很大一部分人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所共遵的政治体制、政治秩序或政治生活方式，就这样逐渐淡出后人的心胸，不复为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资源。此后中国人关于“国家”和“世界”的讨论，大都建立在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学理基础之上，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

今日世界正处于遽变之中，前景孰善孰恶，难以逆料。以大同理念所需的共同传统和共同利益看，且不说“天下为公”，即使仅达成一个可以共处共享的和平世界，这一目标也还相当遥远。如今所谓“世界一体化”，更多不过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人类的利益和传统不能真正“共同化”，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大同”的愿望和要求，则所谓“地球村”，也不过是在那只“看不见的”经济之手操控下的某种被动的共同而已。

当年梁济选择以弃世警醒国人时，曾提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疑问。近一百年之后，人类利用物质的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世界的状况似尚不能给人以更肯定的答案。面对一个国际间彼此不够君子的世界，有些人或会像杨度一样，主张以小人之法应付之。但任何行为标准的降低，都难免不走到“小人穷斯滥”的地步。以小人治小人，正如以暴制暴，终难走上正轨。或不妨强调主体性的自我修为，在维护自身基本利益的同时，考虑采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君子之道，立足于人类传统的共性，致力于培养人类利益的共同化。说不定这个世界真会好起来，趋近于大同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