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南梁革命精神的时代内涵 修改稿

南梁革命精神的时代内涵

（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09历史（2）班卫东刚）

【摘要】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值此，回顾以刘志丹、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总结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立足老区实际、发扬老区革命精神、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南梁；革命；精神

南梁革命精神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南梁一带宣传革命真理，播撒革命火种，开展革命运动，创建革命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梁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一朵奇葩，其所孕育的革命精神蕴含了“求实创新、敢为人先；心系群众、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信念坚定”等丰富内涵。这些都是在南梁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巩固、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革命斗争精神。

一、求实创新、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

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前期的主要内容，也是刘志丹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刘志丹的探索，首先是从武装斗争和建立一支革命武装队伍开始的。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在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刘志丹认识到：“我们没有枪杆子，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1]“抓革命的枪杆子，建立革命的武装，是一条革命的真理。”[2]1928年5月,刘志丹同志与唐澍等同志领导的渭华暴动失败了，刘志丹结合陕北、陇东的实际情况，“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3]主要形式分“白、灰、红三种，白是派党团员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工作，灰是做土匪工作，红是搞自己的武装力量。” [4]1929年夏秋之后的两年多时间，刘志丹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努力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说：“我本来可以在北伐军中带一个营或一个团，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允许，只当了一个政治处长。结果‘武汉事变’一发生，便被赶了出来。如果我那时带兵，本来是可以起义的。”[5]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刘志丹利用国民党部队的名义，要番号、抓政权，积极发展革命武装，这符合武装斗争这一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

1930年8月，为创建红色武装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刘志丹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来到陇东地区，深入虎穴，先后打入陇东军阀谭世麟部和陈珪璋部开展“兵运”斗争，为创建西北红军做军事上的准备。但不幸在“三道川事件”和“早胜事件”中失败。在屡起屡败中，刘志丹逐渐认识到“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搞红军单靠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去搞。”[6]刘志丹的兵运活动，像万花筒一样充满了失败、沮丧、冒险和死里逃生，也正是这传奇式的经历使他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了明确而坚定的认识。习仲勋曾两次说到了这样一件事：“1932年7月间，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他就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到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就有落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是要有根据地。”[7]“根本的是要有根据地”，毫无疑问，这是刘志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认识的飞跃。这

个认识的获得，当然有井冈山道路榜样的影响，刘志丹多次说过：“我们一定要像毛泽东、朱德那样建立根据地，搞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8]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

1931年秋季，刘志丹来到南梁一带，深入考察后得出结论：南梁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具备发展武装割据的条件，是一块理想的革命圣地。首先，这里地处陕甘两省四县交界的偏僻山区，是反动统治的间隙和薄弱环节，有利于革命力量乘机发展；其次，这里的土地大规模集中在地主手中，劳动人民深受压迫、剥削，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具备建立根据地的群众基础；第三，这里地广人稀，有粮有草，有利于屯军养马，养精蓄锐；最后，这里有几百里大梢山，山大沟深，森林蔽日，有险可依，回旋余地大，有利于机动作战，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曾经在1928年分析总结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五个方面的原因，无疑代表了当时党内认识的最高水平，而刘志丹也在探索中，努力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大量的回忆资料来看，他主要强调了这样几点：“我们要成功，非靠山不可。”[6]“我们不到梢山就存在不住，建立不起根据地。”[2]这是刘志丹最重视讲得最多的一条。其中的理由，刘志丹认为山里培养出了许多军阀力量，如陈珪璋、刘宝堂、李培霄等人都是从桥山出来的，这些人能出来，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顶不住他们吗？“在革命力量暂时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根据地只能建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8] 1931年9月，刘志丹来到合水县平定进行了倒水湾整编。这样，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诞生了。1932年1月，南梁游击队与转战而来的陕北游击队在正宁县柴桥子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被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揭开了陕甘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宜君的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1933年5月，桥山山脉南段的照金根据地受到敌人的严重包围，时任红26军政委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左”倾思想干扰下，力主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创立新的根据地。刘志丹坚决反对南下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7]结果红26军南下渭华失败，1933年11月，陕甘特委召开包家寨会议，刘志丹明确提出：“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在临近地区建立几个根据地，以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的余地，积极协助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 [9]于是，根据这一设想，建立了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三个根据地，使陕甘边形势很快出现新的局面。到1934年初，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为了适应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需要，2月，在红42师党委的主持下，南梁地区的贫苦农民代表在小河沟的四合台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史称“南梁政府”，西北大地上最早的红色革命政权——南梁政府终于诞生了。陕甘边根据地建成之后，正确实践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不断进行土地改革，发展新文化事业，建立新社会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取得新的政治文明成果。[10]

像毛泽东一样,刘志丹的主张也受到过“左”倾错误的严重指责,诸如“梢山主义”、“游击主义”、“逃跑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但事实证明：“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 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 [11]于是，“南有瑞金, 北有照金”的说法不言而喻，而主要的是毛泽东、刘志丹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