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布洛赫弥赛亚色彩的希望哲学思想

探析布洛赫弥赛亚色彩的希望哲学思想

布洛赫的希望原理的理论逻辑由弥赛亚主义的末世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等思想构成。布洛赫基于传统犹太文化精神的研究，提出希望之乡需要人的自我拯救，描绘了人类最终要到达的哲学世界的未来图景。他的希望哲学从乌托邦哲学发展而来，却摒弃了乌托邦中空想的成分。从希望哲学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变革关系；由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具体的乌托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理解具体的希望是基于现实的客观趋势，面向未来的唯物主义是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定位。

标签：希望的原理；弥赛亚文化精神；乌托邦精神；马克思主义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 - 1977）的著作跨越人类学、生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布洛赫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都有乌托邦精神的痕迹：柏拉图的理想国愿景是“轻浮和狂热的抽象的乌托邦”，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建构是“空洞的愿望”，康德倡导的是自由意志的至善，当然这也是布洛赫所批判的，后来汉娜·阿伦特对于人的境况提出了生命至善的论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至善原则对于人的重要性。布洛赫提出的概念比较零散又颇具诗意，他的思想是基于乌托邦原型的至善原则，为了更透彻地理解文本，我们以至善原则和弥赛亚主义的乌托邦精神来源进行分析，再从希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联系等方面进行类比分析，进而来判定布洛赫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一、基于至善原则的希望哲学建构

布洛赫“乌托邦原型”的至善是对康德“自由意志”的至善进行了总体的扬弃，康德认为至善是幸福和德行的综合体，意志自由产生于寻求幸福的人和遵循道德的人。自由意志至善是最高準则，人们不得不去追求它。“通过意志自由产生至善，这在道德上是先天必然的”，可以说布洛赫是位哲学家也是位感性的诗人，他不侧重于经验的实证知识，而是从内在原则汲取知识，倡导人们从感性世界中寻求自我满足。《希望的原理》的内容丰富了康德至善原则，使其更加形象化或者说图像化，唯一的区别是康德认为舍与得，行善与回报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发生的，只有期待灵魂转世来完成圆满的至善。与其相比布洛赫是位立足于现实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生活中幸福的形态就是点滴的至善，“康德强调宗教的道德伦理功能，康德认为至善只有设想在彼岸世界实现，在现实世界是达不到的。“要想设想在彼岸世界里实现至善，我们不仅需要进一步设定意志自律即自由，而且必须进一步设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希望神学的至善原则是康德理性范围的宗教建构，同样布洛赫提出具有乌托邦原型的至善也是出自康德这里，它具有幸福形态，“至善原理不是柏拉图回忆说这种太古的，它是拥有最幸运惊讶的不变性内容，它的显现近似的满足其图像即更美好生活梦的尖端。”而这并非可验证的知识，而是做出一种理想的假设图景。

从发展性质来看，一般认为布洛赫提出的希望哲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未来是处在一种“尚未”的状态中，认为人和世界是向前运动的、开放着的一种未完

成过程，希望的基本原理是未来以无限多的可能性向人敞开，由此人便对未来（世界的未来和人自身的未来）产生各种“希望”。希望也就是文本中所描述的饥饿，它是人类种种激情中最富于人性的激情。因为现实的人总是局部的，不完全的。充分的人性、真正的人性仍存在于前面，人要不断地朝前。希望的法则对于人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本体论现象，是植根于人性之中的固有的人类需要。

二、弥赛亚主义的末世论

（一）弥赛亚色彩下的乌托邦精神

1912年，布洛赫与卢卡奇在海德堡参加了马克思·韦伯研讨班，进行了“认识对象的乌托邦趋势”的主题构思，这也是1918年《乌托邦的精神》前期雏形。根据《圣经》的说法，信仰、愿望的必要条件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体验。布洛赫没有做过像《圣经》中关于信仰、愿望的表述。与传统犹太的弥赛亚思想相比，布洛赫希望哲学更具有科学性和自然历史性，更多是对革命实践的因果联系做了表述。比如布洛赫认为的“拯救”是理想化的自然世界以人为作用对象反馈的结果，当然充要条件是人要怀着“信、望、爱”之心面对自然和人。在此前提之下，希望之乡就是人被“拯救”的境界。马克思·韦伯和布洛赫的思想碰撞在于信仰、忍耐和期待对革命实践起到动力助推的作用。“信仰虽然归根结底是物质与精神的利益，而不是思想支配人们的行动，各种宗教所设计的理想社会或世界形象能够像扳道工一样，决定行为为利益动机推动而沿着他前进的轨道，决定人们希望将要从什么地方得救和为什么得救并且能够得救这样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拯救是改变不平等的、固化的存在方式，自我拯救是保持一种向善的动态运动。

（二）布洛赫对传统犹太文化精神的升华

布洛赫不仅研习了哲学、物理、音乐还对希伯来神秘主义产生兴趣，1907年他主要从事拉比宗教主义的研究，布洛赫的思想来源于犹太传统的文化精神，传统的文化精神有其自身的展望性和革命性，弥赛亚思想对欧洲现实起了补偿和精神解脱，也构成了解放运动的动力因素。第一，弥赛亚即末日救赎者源于希伯来语“受膏者”（Mashi’ah）最早见于《利未记》“受膏的祭司”这样任何被赋予神的使命者。“夹杂着乌托邦和灾难性层面的重建内容。客观上形象反映民族宗教衍化过程中现实历史层面。末日救赎思想是复国重建民族主义层面，普世主义指向乌托邦层面，互为表里，相互依托。”第二，“回归锡安”与弥赛亚思想。“回归锡安”这一说法最初在公元6世纪即犹太人第一圣殿被毁约五十年后开始出现。“希伯来圣经记载索罗巴伯、以斯拉及尼希米带领的民族整合性回归渴望的锡安运动，并在犹太教中弥赛亚信仰及末日论思想得到宗教力量的诠释性支持。”除了思想背景外更具有某种乌托邦性质，这也是古代早期环境下宗教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整合功用的独特表现。第三，喀巴拉（原意指传统）与犹太弥赛亚主义。二者最初无直接关联，二者结合于1492年西班牙大驱逐的阴影笼罩下，无论群体和个人命运都是灾难性的未被救赎的存在，喀巴拉将其转向现世和末世的时空范畴。“喀巴拉体系的三个范畴分别是上帝自身的一种自我放逐；拯救‘失落的神光’而进行的不懈努力；神性统一不在创造开始的过去，而在修复完成后的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