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符号解码与跨文化差异

象征符号解码与跨文化差异

作者：吴越民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2期

[摘要]象征符号的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之间没有肖似性或因果相承的关系，它们的表征方式仅仅建立在社会约定的基础之上，是基于传统原因而代表某一事物的符号。语言就是典型的象征符号，它与所表征的对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仅仅建立在一定社会团体任意约定的基础之上，这种关系是任意的、偶发的，而不是必然的。不同民族因其特有的生活习俗、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及社会历史文化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约定，从而形成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符号的衍义性意指和象征意义都是由社会习惯建立起来的，因而不能直接推断出来。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象征符号会因为编码人及其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所指的很大差异。

[关键词]象征符号；解码；跨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2—0166—08

一、引言

符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化。人们为了表达的需要，无时无刻不在创造新的符号——能作为意义解释的、语言的或非语言的。人们创造新的符号以总结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新的经验或认知，新的符号一进入社会传播领域，就成为整个传播符号系统的成员，成为新的知识被广泛使用。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像潮水一样涌现，为了沟通，为了实现信息共享，信息传播就必不可少，而传播离不开符号。人们把这些新出现的信息编织成新的符号，注入信息流，使传播者和受播者双方满足各自的需求

[1]21。

美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曾经说过：“每一个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的。”这表明，在人类社会中符号无处不在。而构成庞大符号体系的符号又是多种多样、五彩缤纷的。为了更好地使用符号，了解那些不同种类符号所传达的讯息的特殊性，研究者对符号进行了分类并给予定性描述，这构成了符号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从理论上讲，按照任何确定的标准都可以对符号进行分类。在符号学思想史上，符号学家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对符号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分类。其中美国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关于符号的三分法思想影响最为深远。虽然他所运用的分类标准前后曾多次改变，而且他的符号分类系统也没有最终完成，但这并不能抹杀他对符号学尤其是符号分类理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皮尔斯在符号三分法中把符号分为图像符号(icon)、指索符号(index)和象征符

号(symbol)三大类。图像符号的表征方式是符号形体与它所表征的符号对象之间的肖似性。这就是说，图像符号的符形是用肖似的方式来表征对象的。指索符号的表征方式是符号形体与被表征的符号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因果或临近性的联系，使符号形体能够指示或索引符号对象的存在。由于指索符号的这一特征，使得它的符号对象总是一个确定与时空相关联的实物或事件。象征符号的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之间没有肖似性或因果相承的关系，它们的表征方式仅仅建立在社会约定的基础之上，是基于传统原因而代表某一事物的符号。不同民族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约定，从而形成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与之相关的文字、手语、旗语、鼓语等也都属于象征符号[2]73。任何能指——物体、声音、颜色、音响等，都可以具有象征意义。用食指和中指做成“V”字型可以代表胜利，白色可以代表“纯洁”和“清白”，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象征意义都是由社会习惯建立起来的，因而不能直接推断出来。例如，在西方文化中，白色象征纯洁、清白，黑色象征邪恶、污浊，红色象征血、情感、性、丰饶、愤怒、淫荡，等等

[3]38。本文拟通过对符号的衍义性意指的分析，探讨象征符号的深层含义及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差异。

二、象征符号的生成与解码

就本身的价值来说，符号的原始存在都属于本意性意指，但任何符号又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在使用中被衍化，随着使用环境和使用者的不同而形成一些本意中原先不存在的意义，这些意义逐渐成为符号所指的一部分。我们把符号由本意衍生出的意义称为衍义性意指。衍义性意指总是随着环境和使用者而出现，它不能孤立存在，但它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并根据环境和使用者而做出意指反映。衍义性意指包括符号的换喻、隐喻、暗示、联想、象征、借代等修辞学上的意义以及语义学的派生引申义。例如，“北极熊”的本意是指生活在北极地带的一种凶猛动物，但在20世纪冷战期间成了北方某超级大国的代称。又如某些动物在特定艺术活动或体育活动中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吉祥物。

(一)象征符号——非可推论性的意指

透过符号具体形象的表层意义赋予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以传递与符号具体形象相似或相近的观念、思想，或寄托某种特别的感情，我们称之为象征行为。其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叫象征符号。象征符号至少具有双层意义：第一层是符号的本意，即理性意义；第二层是符号经过类比或联想获得的具有象征性价值的意义，即象征意义。

象征意义代表一种非可推论性的意指，例如给少女送上一束玫瑰花象征现代年轻人的爱情表白，出土陶器上的双鱼图象征远古部族男女的一种原始性爱。“花”和“鱼”作为象征符号，从表层意义向第二层意义转化，这种转化的实现虽然有某种内在的类比和联想，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基于精神活动的深层非可推论符号的运作，是经验性的非理性创造，其中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对生活的感悟。

象征符号具有指称功能，通俗讲可以代表对象。但是这种代表的资格却具有任意性，这种随人而决定的典型例子就是语言符号。因为这种符号与对象既无相似性，也无存在性的关联，

指称的关系完全是武断的、任意的，是根据人为的规则确定的。不过，语言常常会戏弄我们，让我们觉得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本应如此。如“树”(能指)与我们所认识的“树”的概念(所指)的那些植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必然的。我们把语言归入象征符号类，就是因为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这种任意性。由于我们与语言符号的关系太密切，我们从一开始说话时就接触这种象征符号，它的象征性在习惯中才逐渐成为必然。

除了语言之外，物体和物体发出的声音也可以归入象征符号类。如玫瑰象征爱情，香槟象征庆祝，公鸡叫象征黎明等。这些象征符号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使得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约定性不易被察觉，如能指——大红灯笼、红色旗袍和所指——喜事之间的关系。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象征符号会因为编码人及其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所指的很大差别。如以红色为背景的构图在西方许多国家是与红灯区(所指)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红色(能指)常常与火、革命联系在一起，如电影《红色的年代》、《红色电波》、《红嫂》、《红苗》等[4]16。

象征符号也只有在传播的互动中才能实现价值，只要传受的任何一方出现不协调，符号就会失去象征意义。没有传受双方的互动关系，也就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在这里，“意义－互动－解释”正是象征意义得以产生和实现价值的三个前提性的环节。人是依据“意义”从事行动的，意义是在传播“互动”中形成的，意义又是由人来“解释”的。当符号得到“解释”便产生回应，原来的受播者转为传播者，他把自己的“解释”注入符号，形成“意义”。于是在新一轮传播互动里，“意义”已经不是原来层次上的意义。新一轮传播活动中，受播者是第一轮的传播者，他对自己在第一轮传播中的行动依据和“意义”进行修正或充实。这个过程即“意义交换”或“符号互动”。意义交换必须在传播活动双方所具有的共通的意义空间中实现，其关系可以有全同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如果是全异关系，那么交际互动就会失败，意义交换无法实现。

(二)象征符号——深层意义的解码

对中介符号形态的解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意象群的重组、变形或创造；二是对意象隐喻意义的解码。由于艺术隶属于文化，各种文化传统都渗透到艺术活动中来。每一种文化中的宗教、神话、历史等传统都留下了大量具有隐喻性的象征符号，这种象征符号由于具有内容凝练、意味深长的优点，常被艺术家作为表意功能单位组合到艺术品中，成为某些特定的有机功能整体的组成部分。当这种象征符号形成意象后，就必须对其隐喻意义进行解码，才能深入体会意象群的意味。这种解码大多涉及经验性理解力，即一种由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经验赋予的理解力。但对不了解该文化的传统欣赏者来说，可能会发生解码失败或转而求助认知理解力，这种欣赏必然发生某种中断，或未能充分体会其中的意味。例如，在欣赏某些非洲原始舞蹈时，由于不理解其中某些姿态的隐喻意义(如表示祈祷、求爱、相悦等)，必然影响到对其深层意味的体验。又如在欣赏某些表现耶稣的绘画时，如果不了解耶稣意象的隐喻意义，也必然会影响欣赏的深度。同样，一位不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松竹梅兰意象的隐喻意义的人，他在欣赏苏轼的《枯木竹石图》、王冕的《墨梅图》、文徵明的《兰竹图》、金农的《墨梅图》、郑燮的《兰竹图》等艺术品时，虽然可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特征，但却体味不到其中凝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心态的独特底蕴；他可能从其意象特征中体验到蕴含的特征图式，但绝对不如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所体验的那么深。上述隐喻性符号接近于一般所说的“公共象征”。另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