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进步与意识形态：冲击、冲突及其应对

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进步与意识形态：冲击、冲突及其应对摘要：在全球化背号下，科技进步为加强意识形态的融合力、亲和力和效率提供了机遇，但是挑战也接踵而来。

这些因素的强烈而复杂的影响作用，正在通过各种冲撞、对立和矛盾批判性地呈现出来。

全球化对意识形态最核心的方面即价值和规范有着莫测的重塑作用，从而导致规范认同性的改变，这使得中国国内规范的演变更加复杂。

规范的背离已经影响到中国的社会转型，甚至可能造成现代化的断裂。

中国的意识形态需要变革以对。

第一，要化解社会信任危机，重塑社会信任；第二，整合社会规范，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针对性、适应性和有效性等；第三，努力建构好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推进积极互动的关系循环。

关键词：全球化；科技进步；规范背离；意识形态关系重构全球化、现代化给世界带来了诸多莫测的变化，既让人感到希望又让人感到矛盾。

而在现代化的步伐中，近现代中国一直是在矛盾和分裂中演进和发展的。

虽然中国现在已逐渐以大国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但是矛盾和分裂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好，在某些方面甚至更重了，并呈现为日益加剧的前景忧虑。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诸多矛盾当中，科技进步与意识形态的矛盾是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而且其显性表现与隐性表现交织，异变性在这里表现得错综复杂，常常是显性和隐性的界限十分模糊。

这使得科技进步对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作用既多维多层又异常深刻，不可低估。

这也使得意识形态这个在一般人看来抽象神秘的问题，变得更加飘忽莫测。

而在中国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化演进中，意识形态和文化演变总有些令人不解的问题，全球化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所以对此类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和深度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冲击：科技进步对意识形态的挑战在刚刚过去的2 0世纪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随之不断更新。

但是科技进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低估。

而且人们一般都是从经济和生产力的角度与层面去认识这个问题的，却没有深刻地认识到科技进步对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和适应性的冲击与挑战。

科技进步为加强意识形态的融合力、亲和力、主动性和效率提供了机遇。

但是同时挑战也接踵而来，搞不好，就会麻烦不断，甚至冲垮意识形态。

苏东国家的教训就是没有利用好科技进步的有利条件来增强和改进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和聚合力，使得其意识形态传统、僵硬、保守、脱离现实的缺点日益突出和强化，缺乏包容性、灵活性和针对性，聚合功效和亲和作用迅速降低，自己使自己越来越远离社会大众、社会现实和人的本性要求。

这样一个过程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苏东国家的意识形态在科技进步的赶逼和社会多样性的挑战面前被历史和人民抛弃了。

在全球化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进过程中，科技进步的负效应已有多种多样、方方面面的表现，最复杂、最令人担忧的方面是改变、剥蚀或涣散低位国家和弱势国家的人心，重塑其价值认同和道德标准。

现在全球文化演变正在向两个极端的方向和对立的趋势发展：弱势文化的异质化、离心化、分散化和强势文化的同质化、同心化、亲和化。

这与人们宣扬的世界文化大同有点南辕北辙。

事实上，文化的融合可能比经济的接近更加困难，文化的内在性和特质性更难改变。

所以想让一种文化融人另一种文化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全球化进程的文化比照面前，一些文化可能被逐渐放弃而被破坏掉。

因为全球化可能使一些国家的文化丧失吸引力，认同感被离心力量削弱、改变，国家、民族和价值观的认同基础遭到破坏。

如果人们最强烈的互相认同的文化归属感和地方性的自豪感被摧毁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想基础也必然被破坏殆尽。

科技进步具体给意识形态带来了哪些冲击和挑战呢?因为这些挑战都是动态的，所以很难拉出一个详细的清单。

但是现在至少可以描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模糊性和异变性因素：第一，科技进步将催生各种新的冲击意识形态的意外、变化和异己因素。

意识形态如果不能以其内在的结构力和聚合力来逐渐适当地包容、消化这些因素，使其成为本体力量，或者合理拒斥一些消极因素，本体结构便会遭受侵蚀、破坏，甚至被瓦解掉。

第二，科技进步必然导致各种挑战和冲击社会传统及现有规范的新思想、新观念、新行为的产生。

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人际观念、消费观念和社会结构将主动或被迫地不断更新。

而任何意识形态在持续一段时间后，都自然地具有某种传统性、僵化性和滞后性，如果不能及时地变革以适应形势，出问题只是早晚的事情。

第三，意识形态的核心支撑——价值观需要与时俱进以填补人们的价值虚位、信仰缺位和精神错位，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规范也要及时地调整以为人们确立更合适的行为准则，否则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有效性就会被销蚀，价值观就可能被渐渐破解，体制魅力也将慢慢失去。

第四，在意识形态的体制性基础安排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逻辑理性和概念理性可能进一步失衡。

如果工具理性、概念理性长期凌驾于价值理性、逻辑理性之上，由制度目标和体制需要规定的价值理性、逻辑理性就不能很好地实现，意识形态便会更加偏倾，没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功能都难以发挥出来。

第五，科技进步将不断地暴露出意识形态所依托的固有体制的缺陷和弊端，如决策效率的低滞、应急反应的迟缓、竞争欲望的压制、创新意识的约束、规则框架的散乱、行事手段的无序，等等。

二、冲突：规范认同的矛盾最近几年在中国，人们已经明显地感受到全球化那些模糊性和异变性因素的强烈而复杂的影响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正在通过各种冲撞、对立和矛盾批判性地呈现出来。

在全面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科技进步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是非常猛烈的。

由此反照，中国意识形态本身存在的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

人们一直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中国这样一个信奉中庸的国度，为什么会经常充满极端主义?1 0年“文化大革命”是极端的极端。

“中国可以说‘不”’也是一种极端。

旧的极端尚未了，新的极端又生出。

这是因为除了近代以来经常性的革命与战争而形成的惯性的延续，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是意识形态问题。

那么，意识形态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价值和规范。

而价值是抽象的。

价值要通过规范来体现。

从抽象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的价值追求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从具象的角度看，其规范却会有很大的区别。

人们到底追崇何种价值，通过其所遵依的规范才能真正看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言行一致。

规范是一种认同性的标志。

全球化对普遍伦理有着越来越大的增进和调整作用，从而导致认同性的改变。

在全球化过程中，旧的认同性逐渐消失，新的认同性正在产生或被创造出来，而且科技进步加速和强化了这一进程。

这似乎是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并且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结构化过程。

这样一种情况导致中国国内规范的演变过程更加曲折。

规范由混乱到整合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这是一个更深刻、更全面、更困难的结构调整，其显性成本并不大，但是其隐性代价将是惊人的，而且这种调整会伴随着巨大的精神痛苦。

在全球化的演变中，规范的建构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各国所接受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那些国际通用的标准或准则终于有了真正的国际意义。

但是这种接受有的是主动的，有的则是被迫的。

尤其要看到技术标准背后往往掩藏着文化规范和政治企图，对正在改变中的国际政治规范的西方偏好更不容轻忽。

而中国的现代化正经历着规范的背离、冲突、矛盾而难以整合的痛苦。

我们都知道，意识形态的框架和结构源自于政治理念，而意识形态的基础和特性则成自于教育和政治社会化。

如何使教育的基本功能科学合理地化于教育过程从而使意识形态与人的互动良性平衡，这在当前中国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教育在基本功能的发挥上，是使教育的工具理性、概念理性与逻辑理性、价值理性相分裂甚至相对立的。

中国的孩子从接受教育开始就会处于矛盾当中，他们从学校教育中所得到的形式规范与他们从社会教育中所接受的实际(价值)规范经常是矛盾的、不一致的。

孩子们很小就处于成人化的矛盾当中。

形式规范一旦碰到实际规范往往就会被撞得破碎开来，在务虚时一般感觉不明显，在务实时无不大致如此。

于是很小就可能逐渐形成既矛盾又痛苦的双重分裂的内在人格，走向社会后进一步固化下来。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运行形成了内在矛盾的双重规范。

这就是由工具理性一逻辑理性、概念理性一价值理性的矛盾进化演变而成的工具形式规范与逻辑价值规范的矛盾。

这对矛盾的牵制转换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性和一定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相对不稳定性和发展的间断性，是中国现代化难以内生并较好生长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就是这两套规范逐渐内在统一的过程。

有了这两套规范的合二为一、融为一体，成长为世俗文化和市民文化，政治文化不是排斥于而是容身于世俗文化，市场经济才会有其合适的、成熟的、稳定的道德基础、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然后才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

这样的规范既有形式的外表结构美，又有内在的逻辑可操作性，以此为基础，一个国家就能走上规则社会和法治社会的轨道。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实现这一进程，想真正实现现代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正在深层遭遇这一矛盾所造成的困难。

在这对矛盾当中，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与生俱来地具有双重分裂人格。

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哪怕一件很小的事情上，中国人都要在两套矛盾的规范中作出痛苦的选择。

经历多次心灵的痛苦之后，人们往往变得麻木，是非观扭曲而不觉，于是习惯于漠然、伪装、阳奉阴违、不择手段、缺乏正义感、不坚持原则。

在目前阶段，由于不断强化的利益驱动，人们更易于在表面上遵守形式规范，而实际上尤其在内心中流于社会的价值规范(即所谓的潜规则、隐规则)。

这可能是现在领导干部“前腐后继”地去腐败的深层思想意识原因。

中国法治化所遭遇的困境恐怕主要也是因为双重规范的矛盾难以克服。

那些精致的法律、那些自认为科学的法律，在实际当中往往反而无效，司法无能、司法不公非常突出。

中国的法律本身所体现的和制定法律时所依据的都是表面性的看起来很漂亮的工具形式规范，而在法律实施时却要遭遇实质性的社会广泛性的逻辑价值规范。

二者的不一致是如此强烈突出、难以调和，法律无所适从但总要有所适从。

事实经常是经过复杂的磨合之后，法律在执行上经常或多或少屈从于社会性的逻辑价值规范。

现在，规范的背离已经影响到中国的社会转型。

中国人正在传统人与现代人、民族人与世界人、工具人与价值人、概念人与价值人、本土人与外化人的矛盾当中痛苦地徘徊。

人们有所求却无所依，有所依却无所求。

人们企求人格的独立，试图摆脱人身依附，但是又不知不觉地满足于被动束缚的依赖，想方设法地投靠什么，并且往往只为一个“利”字。

任何社会都需要规范，市场经济尤其需要规范。

市场经济需要诚信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