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思考与启示

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思考与启示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兵力部署、战略投送、精确打击、快速机动、信息获取处理和决策、后勤保障和官兵素质等诸方面都表现出很高的水准，体现了其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其诸军兵种之间的联合作战能力仍然是其他国家难以与之相比的。

在实力悬殊的对比之下，伊拉克军事上的失败是必然的。

但战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还要取决于人民是否支持。

由于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不成立，遭到伊拉克和世界人民的反对，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仍不能取胜。

1.美国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错误。

美国政府高估了美军入侵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可行性，高估了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对全球和中东地区人民的反美情绪估计不足，对军事占领后伊拉克人民的反抗斗争准备不足，美军在战后重建行动中遭到挫折时，也未能及时进行战略策略的调整，导致其被动，是伊拉克战争无法取胜的重要原因。

美军重新犯了在越南战争中的战略错误。

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认为越南战争美军失败的原因是：对敌人的意图进行了错误的估计，用自己的经验模式看越南人民和领袖；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忽视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信仰；没有认识到高科技装备在非正规作战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实施军事行动之前和之后没有与国内公众进行深入讨论，没有认识到美国也不是万能的；没能组织一个高效的领导班子去处理战争中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

美军占领伊拉克的代价远远超过美国最初的估计，而且至今还没有结束。

美国即将离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陆战队上将2007年9月14日说，自己在伊战初期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伊军和老百姓都会欢迎美军的“解放”，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导致驻伊美军数量不足，使伊拉克局势不断恶化。

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已遭挫败，所依据的两个假设被伊拉克战争证明已不可行：一是美国能获得对手能力和意图的可靠情报；二是美军有技术优势使战争的代价显著减少。

战争初期此一理由似乎还有说服力，但到了今天，证明其假设是错误的，拉姆斯菲尔德倡导的军队转型计划已遭到重挫。

2.美军的转型计划和一系列作战理论存在着局限性在战争中遭到挫败。

美国切奇准将2006年6月在《陆军》杂志上指出：海湾战争后，一些时尚的概念抓住了国防部官员和公众的想像力，它们依次是：“震慑论”、“全球力量、全球到达”、“由海向陆的机动”、“快速决定性作战”和现在提出来的“基于效果作战”。

尽管这些理论都包含着少许的智慧，并以新式武器技术带来的一些证据为支撑，但也包含着对对手的错误假设和对技术能力的实实在在的狂妄自大。

这些花哨的概念都是工程师们为解决结构复杂的难题而设计的。

他们依据的思维模式导致线性和确定性的预期结果。

今天，这些过于片面的和基于技术的现代战争概念已失去吸引力，战争又被认为是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中人类集团间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

战争是否能达成目的是以军队所能达到的效果来划定的。

应当放弃那些过于不切实际的先敌发现，并决定性地结束战斗的颂歌，以及诸如“信息优势”或“制信息权”等狂妄自大的术语。

作战理论必须要强调对作战之初了解敌方的程度持怀疑态度。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作战理论社“网络中心战”、“基于效果作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震慑论”、“五环理论”在伊拉克战争中都不完全成功。

这些理论在这场战争实践中尤其战后重建中效果有限。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情报系统，并对伊拉克进行了十多年的全面深入的情报分析，但战时美军的情报与实际情况之间仍然有巨大的差距，存在着严重的情报问题。

美军靠卫星、无人侦察机、雷达预警机等技术手段难以全面搞清敌情。

缺少中东问题研究专家和语言专家，无法在任何级别上最佳地使用传感器和接收系统。

美军不具有查明建筑物内部藏有什么，里面的人在干什么和对建筑物进行目标定位的能力，美军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错误地确定了打击伊拉克领导人所在的地点，也夸大了打击伊拉克C4I系统的重要性。

对伊拉克安全部队、非常规部队，对步兵及轻型装备的探测十分困难。

美国对这些理论的局限性也进行了批评和检讨。

“网络中心战”和“基于效果作战”可以改变作战的特征，但是不可能改变战
争的本质，代替不了摧毁敌人的火力、机动和防护力量。

“震慑论”的作者厄尔曼认为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没有用好其理论。

美国中央司令部大规模战争处处长博灵认为，不是建立在实际作战情况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理论，该理论矛盾重重，许多问题都不能自圆其说。

“网络中心战”理论在阿富汗战争中只得到了有限的应用，在伊拉克战争得到了较多的应用。

经过
伊拉克战争的检验，尤其战后应对反美武装的袭击，证明其是无效的。

拉姆斯菲尔德和塞布罗夫斯基2001年开始推行的美国军队转型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在伊战中显示得
更加充分。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军事分析家卡根认为，“转型”是一个比较缺乏说服力的概念，转型除了改变之外，没有别的含义。

2006年卡根在《发现目标》一书中，对美军目前的转型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美军的转型计划丧失了威胁和目标，成为一种抽象的创新，使军事发展步入歧途，所以美军在伊拉克战后的重建中困难重重。

他认为美国军事转型计划根本不适宜用来解决美国在战争、反暴乱和维持伊拉克战后和平行动中所面临的困境。

美军在实施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时，没有考虑美军在主要军事行动后将要面临的诸多明显的危险和问题，网络中心战对伊拉克战争带来了灾难性的不利影响。

转型意味着巨大的改变，甚至能改变战争的性质，使网络中心战具有远距离精确打击目标的能力，打击关节点使敌力量崩溃。

战争证明，伊拉克战争中网络中心战没有起到这个效果。

美国五角大楼内部，关于战争理论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托夫勒是信息时代战争的早期预言家，是
未来学者。

受其影响，戴维·艾伯茨、约翰·加奇特卡和弗雷德里克·斯坦三位学者1998年首次阐述了
网络中心战思想，该思想得到了塞布罗夫斯基海军中将（退役）的支持，拉姆斯菲尔德也接受了这一思想。

2001年1月，网络中心战成为指导美国军事思想、计划和预算的依据。

同年成立了国防部部队转型办公室，所有部队转型项目的重点都被放到了与网络中心战相关的能力发展上。

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军地面部队深陷困境，美国战略和军事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就业已存在的矛盾，如今在实践中转化成了现实问题。

部队转型理论和“网络中心战”在伊拉克被证明没有多大效果，转型计划在伊拉克战场上被证明是失败的，美军转型与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美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达不成战略政治目的有直接关系。

美国的“网络中心战”理论，随着拉姆斯菲尔德的下台和国防部部队转型办公室的撤销，也正在接受新的检验。

有专家认为，“网络中心战”理论的支持者可能夸大了其作用，低估了敌人。

许多将领经过伊拉克战争的实践认为，为信息交换而实现网络化，并不能完全替代作战机动，同时信息优势和态势感知也不是战斗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认为信息时代的技术正在使时间和空间距离变得不那么重要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认为大量的信息可作为实施军事行动的有效资源而被过高评价了，并且重大的军事决策不一定总能依赖于信息的理性分析，而且过分依赖信息也是有风险的。

更多的美国将领认为未来战争是网络中心战和第四代战争的结合。

第四代战争主要是暴乱战、游击战。

无论什么战争，网络和计算机在战争中只是手段，网络中心战在暴乱战中效果不佳。

3.正确认识信息时代战争的特点和军事革命。

任何战争都是非对称战争，战争的对手之间都是不对称的，没有完全对称的对手。

当今世界任何国家与美国之间的战争都将是非对称的，因为没有对手能与美国的战争实力相对称。

弱小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反抗外来入侵的战争都是不对称战争。

非线性作战也并不是信息时代战争的主要特点。

在毛泽东领导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游击战占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作战方式主要就是非线性的。

美国2006年9月颁布的《联合作战纲要》规定，美军
当前和未来战场的作战仍是线式作战和非线式作战的结合。

非接触作战也并不一定就是信息时代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

非接触作战在小规模的、以强对弱的战
争和冲突中经常使用，而在大国之间的战争、推翻国家政权的战争中，没有近距离的接触作战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伊拉克战争的实际是美军实施了大规模的接触作战，战争初期投入了40多万兵力，至今还有16.8
万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驻守在伊拉克。

伊拉克战争表明，在推翻国家政权的战争中，空军、海军、导弹部队和太空卫星等军事力量都是支援性和保障性力量，只有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等地面力量才是决定性力量。

美国国防部原部队转型办公室主任塞布罗夫斯基指出：美国军队转型的重点问题可归为六类战斗要素：①火力，②机动，④防护，④指挥、控制与通信，⑤情报、监视与侦察，⑥后勤。

美国国防转型的整体目标是拓宽美国的军事能力基础。

这些能力只有在近战中经过检验才能够证明转型是否成功，只有在近战中才能发现问题。

网络中心战在与运用游击战术的小股部队作战中，高技术优势就无法发挥。

美军根据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新的联合作战纲要中增加了“约束”、“持久”、“合法”三条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

伊拉克战争并不是信息化战争，美军在作战中存在众多的问题。

在伊拉克战争主要军事行动结束之
后的2004年2月，美国陆军在首份伊战报告中指出，战争中的情报信息工作问题很大。

战争中只有师一
级指挥官之间的联络保持通畅。

下级军官间的联络，尤其是快速突进部队的电台脱离了信号范围，前线指挥官只得用手机来保持联络，对巴格达伊拉克军队是如何布防的，指挥官和情报人员都不清楚，直到美军装甲部队冒险突入巴格达市区侦察，美军才知道巴格达根本没有伊军重兵把守。

战争中的后勤和装备的问题也很多，还谈不上集中后勤。

美军装备的配件严重不足，战争中陆军饱受后勤难题困扰，有时靠从伊军装备上拆下配件来获得补充。

美军心理战的效果也远远低于军方预期的水平，由于印刷新传单的审批程序过于繁琐，美军前线心理战部队只能完全依靠扩音喇叭向伊军喊话。

所以战争中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手段有效就用什么手段，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仍是如此。

4.信息技术的进步只能改变作战的特征，但不能改变战争的本质。

几千年的战争实践证明，一些基本的战争原则是简单的，不变的。

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当今战争的性质与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时代的战争原则并无二致。

战争的本质在政治上仍是流血的政治，在军事上仍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争仍将是充满风险、阻力、不确定性和流血的暴力对抗，认为传感器、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将消除战争的迷雾和不确定性是不准确的。

不管技术如何进步，“慎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知彼知己”、“突然性”、“主动”、“目标”、“欺骗”、“士气”等经受过无数次战争检验的原则是不变的。

战争是人类间的暴力对抗，战争仍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所谓不再是攻城掠地，不以打击敌
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以打击敌指挥控制系统和关节点为主的观点不符合伊拉克战争的实际。

伊拉克战争实践表明，美国空军部队空袭行动中有80％的弹药是针对伊拉克地面部队的。

美军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和其
他伊军地面部队作为美英联军空袭和使用精确武器打击的主要目标。

美国中央司令部空军司令迈克尔·莫斯利空军中将表示，在伊拉克战争中1800多架飞机发动了约2万次袭击，其中1.58万次是直接针对伊拉克地面部队的，1800次针对伊拉克政府设施，1400次针对伊拉克空军和防空司令部目标，800次针对可
能藏有导弹的地点及阵地和设施。

作战的细节及特征可以因技术的进步而有变化，但战争结局的不可预测，战争充满阻力和不确定性则是不变的。

信息时代战争的精确控制仍然是不可能的。

战争是解决国家间关系的最后手段，不管技术如何进步，战争本质没有改变，战争持续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得多。

战争一旦发动，就不受单方面的控制，它是战争对抗双方之间的互动。

战争与作战活动历来不如预期的那样迅速、有效和富有成果。

战争的结局和持续时间大多出乎战争发动者的预料。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已持续了4年8个月，超过了美军在二战中的参战时间。

5.战争的胜负仍然取决于人民的支持而不是高技术。

伊拉克战争中高技术武器在大规模作战中是有效的，但在战后重建中应对暴乱战则效果是有限的。

战争胜负仍然取决于人民是否支持，战场上的主动和被动仍取决于人而不是技术和信息。

美军得不
到伊拉克人民支持的原因是：美国与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主要集中在石油贸易和保护以色列上，如果中东没有那么多石油，美国军队就不会到中东去；美国入侵伊拉克虽然拥有高技术的武器，美军不尊重当地的伊斯兰文化，不能保护当地人民的安全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网络中心战将战争视为一种瞄准训练，将战争的基本问题定义为为了迫使敌人投降而识别并摧毁正
确的目标，只考虑了军事目的而忽视了政治目的。

精确打击只有当敌人软弱不堪或斗志薄弱时才可能奏效。

若对手略为强大，那么以敌人意志脆弱性的设想作为制定进攻一方战略的基础，则是危险的。

精确打击显然不可能发现某个能导致整个系统或战争崩溃的“关节点”，认为只要单次摧毁关节点的行动而无需通过交战便可赢得战争的想法是危险的，这样的节点是否存在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设想依靠这种方式达成作战目的，那么这样的设想则是不明智的。

网络中心战是否有效，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都未得到证明，因为这两个对手力量太弱。

所以，美军深知这一点，并没有因为进行部队转型而减少对大型舰船、飞机和坦克等作战平台研制的军费支出。

信息时代的战争，武器装备再先进，手段再发达，现代战场仍是不透明的，战争中仍然充满了阻力。

地形、天气、敌情、通信、指挥、运气等都会造成战争迷雾。

不论技术如何进步，战争迷雾仍不能完全驱除。

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人而不是信息。

战争的胜负仍然取决于人心，取决于人民的支持。

网络中心战不是信息时代战争的唯一标志。

网络中心战的神话需要破除。

网络中心战的最早提出者
艾伯茨等人指出：事实上，如今网络中心战还仅仅处于构想状态，远未成为现实。

当将网络中心战概念用于军事行动时，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要将想象与事实区别开来。

他们还指出，网络中心战这个概念本身也产生了一些歧义，以致有人误将重点放在通信网络上，从而忽视了本应强调的战争或作战。

网络只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它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传输信息，这属于技术人员的职责。

网络中心战并不是以网络、计算机和通信为重点，而是重在信息的流动，先于敌人了解战场空间，从而获得灵活性和抓住机遇的能力。

此外他们还指出：网络中心战不会改变战争的本质，战争的基本原则不会改变，只是对其中的集中和机动原则有所影响。

网络中心战的实现还须克服众多的困难，如信息基础设施和联合作战能力的建设。

网络中心战不是万能的，网络中心战在近距离作战、城市作战、游击战、反恐行动、暴乱战、营救
人质和混合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效果有限，这些行动仍需要大量人力和装备，并易于造成伤亡。

新军事变革的主要标志就是快速的获取战场态势信息，能够对战场态势进行快速准确的认知，为指
挥决策和打击目标服务。

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及应用是有条件的。

传感器对固定目标和一定的机动目标，尤其是空中和海上目标的发现有较好的效果，但对复杂地形及城市中的敌方目标则发现较难，而要了解敌人的作战企图则是不可能的，再先进的传感器也无法实现。

所以，发现目标就意味着摧毁是有条件的。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官兵的大量伤亡证明，技术手段如卫星、预警机、雷达、无人侦察飞机再先进，也无法识别汽车炸弹和自杀性袭击者，主战坦克仍然是近距离作战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战场传感器对对方是否有袭击美军的意图也是无法搞清的。

伊拉克战争表明，大量的网络化信息不能代替杀伤力和内在的生存能力，战场上的士兵永远不可能完全知道他们所处的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

即使在使用大量精确制导武器进行空袭的时代，地雷、机枪、火炮、装甲防护，以及防空系统对于防范地面部队仍然有效。

美国新任国防部部长盖茨不再遵循拉姆斯菲尔德削减陆军的军事转型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加强陆军建设的计划，探索实施新的应对伊拉克战争被动局面的新战略和新的理论。

6.国家近期的战争准备和实施必须以现有的实力为基础，不能过高估计自己军事力量的能力和作用。

战争计划的制定和作战行动的实施必须实现目的与手段的协调，不能脱离现有的实力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在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年代，军事理论越来越注意研究未来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军队能力，这自然是必要的。

然而用未来的军事能力来打未来战争的远景战略规划不应与打一场明天就可能爆发的战争计划混淆起来。

后一种情况下，在应对现实的军事威胁，应对危机和突发事件，以及局部战争实施有限军事行动，必须使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及其能力。

从本质上来说，战役一级的作战理论不涉及未来军队编制体制及军事能力的筹划，而应着眼于利用现有的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如何建设及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应当是战略层次筹划的问题。

如果把消灭现实敌人，打赢现实战争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装备和军事能力上，则战争风险就会加大，使控制局势、遏制战争的能力不足，从而可能会失去应急作战的主动，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机遇和生存。

萨达姆就轻信了科学家的建议，认为伊拉克可以研制出先进的武器和核武器，高估了自己军队的能力，是其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

此外，如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的使用，目前的发展有很多制约因素，政治上、军事上和技术上都有，或者在几十年内战役指挥官都不可能直接掌握，所以过多的探讨太空武器在现实战争中的使用就有些脱离战争实际。

新军事变革只是极少数技术先进的大国才能实施的变革，没有自主创新关键技术的国家，没有技术和装备上的突然进步，要想跨越时代基本是不可能的。

信息系统之间的对抗不可能成为战争对抗的根本目标，信息系统仍然是战争中的保障手段，不是战斗力的主要因素。

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战争涉及具体的暴力，它不可能降至信息系统之间的竞争。

在大部分战争和作战中，地面力量同高技术火力和信息一样重要，有时甚至比火力和信息更重要。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只有美国具有进行这场革命的军事技术和经济基础，其他国家因为没有掌握核心信息技术而被边缘化。

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的军事优势主要体现在高质量的火力上。

信息优势只是属于“力量倍增器”，它是使现有火力达成较大效益的一种手段。

如果战争中没有火力这个基本力量投入使用，信息倍增的效果也就无从谈起。

因为美国拥有强大的火力和机动力，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军队的火力和机动能力都不够的情况下，投人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去盲目的追求信息能力，而这种能力因发展中国家缺少核心技术都难以在近期达到追求的目标。

所以，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冷静地思考军事变革的方向，在机械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中机械化仍是根本。

7.正确处理好军事力量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升联合作战能力。

大国之间的战争是生死存亡的战争。

冷战时期，大国之间没有战争，核武器的巨大能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大国间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力量仍然是陆军，陆军是军事力量的基石。

空军、海军、导弹部队在特定条件下是决定性力量，但更多的时候，则是支援性力量。

要控制一个国家，如伊拉克这样有4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国家，空军和海军力量是支援性力量，没有足够的地面力量就无法达成目的。

信息时代的战争由于信息传媒的发达，战争中有更多的力量卷入战争，除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战场上也能看到众多媒体、跨国公司、军火集团、石油集团和信息技术公司的身影。

在信息充足的战场上，战争的控制更加困难了，战争的初战并不是决战，初战的胜负对于大国只影响战争的进程不影响战争的结局。

由于战争是一种人类社会活动，战争是受人性支配的，人的本性没有改变，因此战争本质就不会改变，基本的战争指导原则就不会过时。

美国先进的技术手段没有发现和阻止“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对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的袭击；伊拉克战争大量的路边炸弹美军也无法发现，造成了大量官兵的阵亡，就证明了战争中的迷雾及自然条件如距离、复杂的城市环境、大气环境、海洋环境、海峡环境、高寒山区等仍对军事行动有重要的影响。

信息在战争地位中显著上升，但信息仍然是火力、机动力和防卫力量的倍增因素，而不是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没有足够的机动能力部署部队形成有利态势、夺占有利时机，没有足够的火力摧毁敌人的有形目标和有生力量，信息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指挥决策需要信息，但任何时候的信息都不可能充分满足指挥官决策的需要。

此外信息可以不断生成，要想完全获取敌方信息达到透明战场的目的，不但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