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雕塑

中国古典雕刻的两座高峰和两个疑问(二)

前文，“沧海一声笑”、“大花猫”分别提出秦陵的写实手法“为什么会如此”和演变的“文化内驱力”问题，

对博主颇有启发。

同时深感网络好，雅/俗、褒/贬、行内/行外、探讨问题/调侃戏言、素面直言/扮相胡言……汇聚一堂。当下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等级”、“面子”、“圈子”在这里得以解构……虚拟使“真实”得以显现。

从东周到秦，正是古代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信仰生活仪式变化的显著特点，是祖先崇拜的中心从宗族祖庙迁至家族墓地。这在我们今天可以看成是从崇拜远方的精神领袖，转向崇拜身边的英雄模范；从迷恋影视明星的性感，转向关心身边异性的性格……走向现实化、人性化。

从考古发现看，商周墓葬出土的大量活人殉葬现象在这一时期逐步减少，同时墓葬俑的发现却逐渐增多。墓俑，可以看作是从西周晚期开始到秦、汉这一时段，逐渐完成替代活体奴隶殉葬的一种“实惠”的、人性的“替代品”。是否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文化内驱力”？

如此，作为这一转变时代的巨变瞬间的凝固，秦陵用“写实”手法、真人比例造俑，就是合情合理的。而汉代俑的“变小”，生活“角色”和“场景”的丰富化远远超过秦兵俑阵。我坚持认为那是巨变之后对变革的反思与

推进，是旧习俗与新变革相中和的“用法”结果。

秦俑形象的“写实”尺度、秦陵构思的“视觉化”追求，与秦王朝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同步而形成了一场视觉的“革命”。与这场开天辟地的革命相比，汉代高度发展的宫廷建筑、墓葬文化，中和了三代的神秘器物崇拜（九鼎）和秦的世俗大建筑两个方面。文化史上，秦始皇是强力的“书同文、量同距、车同辙”的社会法制开拓者，“焚书坑儒”的文化秩序变革者；而汉的特点，则是社会生活“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术与儒教之礼的中和。

秦以外法之力，汉以内儒之纲，殊途同归地建设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基础。仅有秦的外法，社会会因缺少宗教生活而频频酿乱，汉以尊儒统一，却在实践上依然借用法治的强力。这种社会演进的过程，与视觉文化方面从秦的写实张扬，到汉的现世气息与浪漫想象的融合，应是异质同构的。正如文学上汉大赋那种

体物写事与铺张艳丽于一体的美感。

这里是否可以部分回答促成本文的第1个疑问：秦兵马俑的造型手法与体量组合之所以在中国雕塑史上有一种突兀感，是它在视觉习俗上表征了一个社会文化的断裂性变革。与之可以比较的，是20世纪初“五四”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断裂变革及其催生的“美术革命”。“二高一陈”、徐悲鸿等的“新国画”因激进的“写实”追求而呈现的笔墨“用法”相当刺目。今天那些反思“五四”美术革命的观点中，也不乏“罢黜西法，独尊笔墨”的呼

喊。

徐悲鸿高剑父

中国古代早期墓葬文化没有在地面上建墓标的习俗，《礼记·檀弓上》“古也墓而不坟”。但到孔子南游时，就开始见到墓上有封土有“若堂”、“若夏屋者”。据专家分析：战国时期逐步发展的在墓冢上立石刻或建屋的现象，与西周后期社会各阶层的势力对比、价值观变化有关，是一种“肯定个人价值”的文化迹象。

庙，代表宗族的世袭，墓，象征个人的地位与成就。类似今天的人们，没钱时，上班步行15分钟；有钱时，

开自家车在路上坐40分钟后上班。

（极端的绿色和平与健身运动者称汽

车为：会动的墓棺）

据近年的考古研究，秦始皇并没有完成阿房宫的建造，它大部分还只是一个蓝图，但伟大的秦陵我们却亲

眼目睹。看来秦始皇当年也是“先买车，后买房”。

西汉之前矗立于地面上的雕刻非常少见，秦陵造山为陵，但人造之“山”依然是“自然的”形象，还不是纯粹的人造石刻或钢筋混凝土纪念碑，如西方的神像、纪念柱、凯旋门等，秦始皇统治的伟大帝国依然被“藏”在

地下。

而霍去病墓石雕，则可以说是中古之前鲜见的为“看”而作的纪念性雕刻典范。其在艺术品格上融气势古拙与浪漫想象于一体，在功能上含功业记述与纪念碑尺度于一身。

霍去病墓石雕的形象，多是森林、草原中常见动物，马踏敌人、动物嘶咬扭斗，与汉墓中升天成仙的主题和生活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据统计，霍去病墓四周竖有巨型花岗岩石150余块。《汉书·霍去病传》记“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属国玄甲”是指降汉的南匈奴将士，霍去病墓前这150多块巨石，大概是送葬的南匈奴将士按自己的风俗为霍去病设置的，草原突厥人的墓葬习俗是“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大抵与匈奴同俗。”可见，霍

去病墓是中外墓葬文化融合的产物。

不管是西域影响，还是本土演变，霍去病墓石刻在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史中的地位，以一种为“看”而作的纪念碑功能，而与之前的夏商周礼仪、墓葬文化拉开了距离。同时，作为一座人造的地上纪念碑，与之后佛道寺院、洞窟雕刻那种格式化的造型、为信仰修行服务的功能形成鲜明反差。这前后两种差异在它身上挤压所造成的“个性”，是导致其在中国雕刻史上与秦兵马俑一起显得“孤独”的重要原因。我以为，霍去病墓石刻在视觉文化上的意义，有些像杜尚的《小便器》。前者预示了水墨写意“形/神”之辩的美学思维起点，后者启示了后现代艺术消弥“艺术/生活”界限的文化解构智慧。所以，不可重复。

霍去病墓石刻被当代艺术研究者反复地联想、阐发，所谈大多集中在艺术思维、形式手法的东方美学特点上。但它所蕴涵的那种自由抒发、浑然天成的美学意味和创作手法，在后代雕刻品中能寻到的接续者十分模糊，尽管作为一组皇家名将的陵墓纪念雕刻，在当时不可能不产生相当的影响。恐怕其原因，还是应该走出“形式语言”分析的窠臼，寻找其在视觉文化习俗演变中的线索；雕刻品作为文化礼仪、历史记忆载体的文化“资本”属性特点……如此提出问题是最近正在读布迪厄的书。

寒假读布迪厄《文化与权力》(陶东风译)一书十分过瘾。体会有二：一是艺术问题思考的社会学视角以往搞庸俗了，亟待从方法论上重新梳理；二是学术译文一定要看有相关研究背景人的翻译，圈外人外

语背景好也难信。

附：部分评论

(2008-03-16 03:47:10)

看到您谈从商周到秦的变化,我倒想到一个词"始作俑者"好像当时被认为是破坏礼制的吧?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秦始皇作的兵马俑是不是也是个始作俑者?突破对神灵的崇拜而崇拜一个人.汉代人们发现他的

问题所以才去中和?

博主回复：(2008-03-17 11:08:34)

《孟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中华成语大辞典》解为：“最初制作俑来殉葬的人，比喻恶劣风气的创始者。”

另一种读解是：“第一个制作俑葬的人，他难道断子绝孙了吗？”有反问表示赞赏的意思。但我不能肯

定哪一种准确。

联系孔子一贯的“仁”、“礼”思想和当时的周衰礼崩现象，我更倾向第二种解读。孔子的意思是陪葬应该用仿造生活器物的明器、草做的刍灵，而不应该使用“人形”，因为这意味着用人殉葬。有意思的是，孔子的反对仅表明他是一个守旧的人，俑在他生活的时代和其后大发展起来达500多年。以俑代人，既避免残酷，又保持“用人”的传统，还形象地象征了来世生活的热闹。满好的吗。孔子太古板，缺乏变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