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中国文化要义

西方人有集体荣誉感，有组织纪律性，有公德；而中国人特见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自私而不讲公德。在19世纪国门洞开之后，这是很多西方人，包括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几乎一致看法。国门始开，国人还来不及有所改变，民族性传统依然；西方人一进来，也有了对比的对象。应该说，这个时候，是认识传统中国人最合宜的时机，所以这个看法也应该是很中肯的。

关于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梁先生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又如乡镇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听从没有话说；或由一二领袖做主，亦可行得通。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众人，以问题付之公议解决，往往就议论歧出，商量不到一处，事情反而办不动。此时再下命令，他们亦不愿听了。总之，或者受人支配作一个顺民；或者站他做主，众人都依他的。独于彼此商量大家合作，他却不会。”（P61）

然而，中国人何以至此？

梁先生引用孟德斯鸠《法意》上的一句话说：“争之与群，乃同时并见之二物。”（P51）两者相争，要取得胜利，就必然要有压倒对方的实力——而这个实力得来最简单、也最为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借他人之力，即为联合。斗争的冲突性加强与持久化，就会导致联合的巩固与系统化，于是集团就产生了。而所谓集团，无非是一群有着共同目标的人为合作而组成的群体。

西方社会冲突性强，而易于结成集团。长久以来生活于集团中的西方人，自然慢慢地就培养了集体意识——也即组织纪律性，公德之类。诚如作者所说：“公德所由养成，端在公私利害之一致；为公即所以为私，为私亦势须为公。”（P275）相反，向来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口头禅的中国人，不喜争斗，更是反感党派之争。个人从不生活在集团中，不习惯集体生活，没有集体观念，以至被认为自私而无公德，这也是“情有可原”。中国人之自私与西方人的公德心，并不是天生的，实乃形势使然。

问题在于，为什么西方社会冲突性强而有集团生活，中国人却不愿争执无集团生活以至散漫自私？在梁先生看来，“家族、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后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各走一路。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中国人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的；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P85）

梁先生认为，基督教在兴起的时候，对当时社会有极大革命性。基督教反对其它一切偶像崇拜以及其它诸神，所谓“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坛为满足，必进而毁灭异教之祭坛”。此其排他性极强。排他性既强，“被排亦烈，到处不能为人所容；而遭受残杀之结果，则是使他们自身团结更形坚强。”（P50）后来罗马帝国定基督教为国教，政教一体化开始。此后，教会中的上层组织也渐渐成了封建阶级的一部分。这又使得集团间斗争更加激烈。一方面，有权力，就易有争端；另一方面，宗教界别，又易形成集团对抗。是以西方社会顺着宗教这条路走，社会斗争激烈，而集团生活偏胜。反观中国人，则与此相反，形成伦理本位的社会，家庭生活偏胜。

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中国以道德代宗教。

由于原始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人类的诞生几乎必与宗教为伴，且很多以宗教为社会的中心。所谓“弱者而后需要宗教，愚者而后接受宗教”；“理智尽处生信仰”，正指此。所以宗教在人类社会之初，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而在中国，自周孔教化产生之后，宗教遂以变质。

儒家“似乎彻底不承认有外在准则可循。所以孟子总要争辩义在内而不在外。在他看来，勉循外面标准，只是义的袭取，只是‘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P97）。在梁先生看来，“儒家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P95）。这与宗教对神的崇拜及其严格的组织与思想控制截然相反。由此而言，“儒教”并非宗教。孔子虽并没有排斥或批评宗教，但他着重于启发人的理性，却实际上是宗教最有力的敌人。

然而要以道德代替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并不仅此。梁先生认为，“宗教在中国卒于被替代下来之故，大约由于二者：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P98）儒家提倡家庭关系，甚而把父子兄弟的感情关系推到社会上去，比如朋友如兄弟，百姓为子民，以伦理关系来组织社会。把家庭关系由内而外推展开去，把社会关系由外往里拉，使得社会也从而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社会冲突是以不强。另设礼乐揖让，大家相处互相尊重，凡事以理性为先，不尚冲动，更反感争斗。民谚“一争两丑，一让两有”正指此。这一方面组织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平和。集团之不强，宗教之被替代，也是情理之中了。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理性早启。梁先生对理智与理性作了区分。他认为，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的两个方面，“知”的一面为理智，“情”的一面为理性。“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P111）这很像我们现在说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分别。在他看来，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中国人长于理性的结果，是对人自身，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多数人民——它所崇尚的只是理性。由此，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风尚，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精神，作者分析为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P118）与宗教的出世不同，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主入世哲学。“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P119）也正如此，中国人才特别勤俭，世所闻名。而且中国由于理性早启，没有形成什么成见固执的观点（因其所尚唯有理性），也少形成对抗之势力，是以无集团生活，形成阶级的机会也少。中国之无阶级，之不像国家，以及秦以后不为封建社会，都是梁先生很重要的观点。先秦以后，中国社会集团性之不强很明显：一来，以郡县代封国而没有一个固定世袭的贵族地主阶级；二来，“布衣将相”说明那时阶级壁垒并不严（甚或本无阶级），官僚阶层是对外开放的（官僚不世袭）。这都说明至少中国没有很强的阶级对立。梁先生认为，“在此宗教不足的社会里，贵族而脱于武力，其所余者还有何物？那就是有他累积的知识和初启的理性而已。这就是士人。中国封建毁于士人。他力促阶级之融解，而他亦就是阶级融解下之产物，为中国所特有。”举国只有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人可世袭，也只有他一人是在“统治”，其它机构人员都是为他而统治，而不是自己统治。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只要头脑有一点清醒的，都不敢与人民为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成为自古以来的名句。而在西方这就不然。国王可以联合整个贵族阶级来剥削人民，加上宗教的控制，所以中世纪的欧洲特别黑暗。而中国人所受压榨则少得多，如梁先生所说：“古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或出文人想象，未必实有此谣。然而太平有道之世，国与民更仿佛两相忘，则是中国真情。”

在梁先生看来，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之早熟，理性早启与文化早熟几乎是一个意思。何为“文化早熟”？先生认为，从理念上而言，“中国理念较之西洋恒有所超过，而非不及。”书中以中国人多义务观念而少权利观念为例说，西方人由相争而达于互相承认，以求“平等”，是为近代一大进步；而中国人则是起因于伦理道德尊重对方，“看对方重于自己，超过了‘承认旁人’那句话，与起因在不顾旁人者适相反”。却恰由于此，中国人才忽视了“平等”的重要性，未能产生近代西方的平等思想，更不可能建立相关的制度。所以，“中国，乃是病在高明，非失之愚笨；这是最应当记取的”。（P226）

从另一点来看，西方制度的建设、文化的发展是由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而一步一步逼出。西洋趋于经济进步，经济手段对政治手段之一次确定制胜，即封建败于一种新兴外力而被彻底颠覆，由此新的制度与文化建基于上。而中国则以理性早启，趋重道德以代宗教，相安而不尚武，以至中国封建势力不强，“由内部自行分化融解，而政治手段果败于经济手段，封建因此未遽为新兴势力所代，而不免于翻复。”即中国理性之发展，并不是由客观形势逼迫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