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楚辞研究的转型意义
朱熹《楚辞集注》版本述略
朱熹《楚辞集注》的名称有总名和单名之别，总名《楚辞集注》是 本、宋端平二年熹孙朱鉴刻本、宋咸淳三年丁卯施南向文龙刊本等，
指：《楚辞集注》八卷、《楚辞辨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三部分的总 元明清各代的刻本就更多了。《楚辞集注》刊刻时，《集注》八卷、《辨
合。单名则仅指《楚辞集注》八卷而言，不包括《辨证》、《后语》两部分。 证》二卷、《后语》六卷的卷帙分合，情况复杂，既有三部分各自独立的
兰台世界 2012·4 月下旬 37
档 案 解 读 DANG'ANJIEDU
子思学派考略
□ 长春师范学院历史学院 孙德华
摘 要 子思学派是先秦儒学中介于孔孟之间的一个重要学派，它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本文驳斥了孔繁、高专诚等学者否 定子思及其学派存在的观点，认为子思及其学派不但存在，而且影响很大。
子》等先秦典籍中，均未提及子思有著述传世；第二，《中庸》不像是战 子“和”在后“，沟犹瞀儒”以为是出于孔子、子游，于是“受而传之”。清
国初期的作品，而更像是秦汉时期的作品；第三，认为《中庸》为子思 人王先谦引郭嵩焘语云“：荀子屡言仲…………………………………………………………………………………………………………………
《楚辞后语》各代著录皆为六卷，唯《徐氏红雨楼书目》为八卷。
古、刊本数量最多，而且海外亦有刊刻和收藏，因此其版本和文献价
三、《楚辞集注》的刊刻和卷帙分合
值颇高。但由于《楚辞集注》由《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
《楚辞集注》的刊刻，朱子在世时，即有其事。如《日本大正三年内
三部分组成，所以在其流传过程中版本的沿革、卷帙的分合较为复 阁目》著录有《楚辞集注》宋庆元四年戊午刻本，朱熹于庆元四年刚完
书社铅印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还著录有两种《楚 是极为少见的，唯宋嘉定四年同安郡斋杨楫刊本一例也。（3）《楚辞后
古今研究者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
古今研究者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九歌》的作者及写作年代。
王逸认为《九歌》是屈原被放逐时所作,而朱熹《楚辞集注》则认为屈原在放逐期间仅仅对《九歌》作了修改润色的工作。
郭沫若同意屈原作《九歌》的观点。
游国恩则认为朱熹的说法接近事实。
郭、游都认为《九歌》当是屈原早年得志时的作品。
(二)关于《九歌》的篇章次序。
《九歌》共十一篇,王逸所列顺序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从前注楚辞者,因为拘泥于九的数目,或合并《山鬼》《国殇》《礼魂》为一篇;或合并《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以求符合九数。
不少研究者反对这种作法。
姜亮夫排列《九歌》的次序为:《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九歌》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主题和内容展开。
刘惠卿《九歌主题新解》(22) 认为准确把握降神迎神活动中巫觋的职掌特征，是正确理解《九歌》主题的关键。
先秦巫觋的活动掺杂着浓厚的性爱内容，沅湘一带的巫觋在祭祀活动中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美艳，由此形成以美人(或美男)为核心，以美花、香草、美酒、美歌、美舞、美乐为辅助的美的系统，以性娱神，使神满足、娱悦，从而达到祈雨、祈丰和祈福的目的，《九歌》就是由巫觋在这种祭祀活动中演唱的乐歌。
黄露生《国殇与九歌》(23) 认为《九歌》名为“九”而实为“十一章”的现象是历来楚辞注家重视而不断进行探讨的问题，《九歌》原本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九章，《礼魂》是前九章的乱辞，《国殇》写于楚怀王十七年，是作者后来或后人编入《九歌》的，因而形成名为“九”而实为“十一章”的格局，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九歌》是屈原创作的楚国郊祀祭歌。
昌庆志《楚辞“山鬼”形象探源》(24) 认为从地下发掘资料与楚辞时代广泛的文化背景着眼，“山鬼”形象既非源于地祗鬼怪，也非源于具体传说人物，而是泛化的楚人女性先祖，其原型应为“三苗”原始部落女性首领，在楚秦争战的屈原时代始得跻身于《九歌》鬼神之列。
近代以前《楚辞》研究中怨君思想之探析
第”卷V01．27第3期N o．3中州大学学报J O U R N A L O F Z H O N G Z H O U U N I V ER SI T Y2010年6月Jul．2010近代以前《楚辞》研究中“怨君”思想之探析孟晗(商丘师范学院图书馆，河南商丘476000)摘要：近代以前的《楚辞》研究中，流露出程度不同的“怨君”思想。
这是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发展变化的客观反映，是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上民主意识和批判精神的萌动。
关键词：《楚辞》研究；“怨君”思想；近代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15(2010}03-0090—03对屈原的辞赋，西汉时刘安、司马迁就已各有论述。
其后儒者依照屈原本意多有仿作，以抒发心中郁愤。
至刘向典校经书，合辑为十六卷本之《楚辞》，《楚辞》的学术研究便正式揭开了篇章。
其后历代以迄今世，论著络绎不绝。
专说近代以前，众多文人或拟作、或注疏、或评论，或同情屈原遭遇，赞赏其高洁之志、忠君之情，或批判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馋贼”【1J，著述林林总总。
其中流露出的怨愤君王昏庸不明的思想，引起了笔者格外的注意。
汉代悼念屈原的辞赋作品颇多，且不回避对于君王的批评。
譬如东方朔之《七谏》：“怨灵修之浩荡兮，夫何执操之不固”悼j，刘向《九叹》：“灵怀其不吾行兮，灵怀其不吾闻。
就灵怀之皇祖兮，诉灵怀之鬼神。
灵怀曾不吾与兮，即听馋人之谀辞!”【3o不仅批评了那些背公行私的奸佞之臣，还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昏庸不明的楚怀王。
唐代柳宗元作《天对》，对屈原《天问》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文中赞美了大禹治水的劳绩，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以夏桀、商纣为代表的残暴荒淫的君王。
“惟桀嗜色，戎得蒙昧。
淫处暴娱，以大启厥伐”[4]，夏桀荒淫无道，终于招致商汤的讨伐；“咸逃丛渊，虐后以刘”[5J，人民纷纷逃避夏桀，归附商汤，就像鸟儿飞向树丛，鱼儿逃向深渊，夏桀最终为人民所杀。
商纣王也是如此，淫荡放纵，无休止地追求逸乐，最后落了个头悬旗杆的可悲结局，“辛后髌狂，无忧以肥。
楚辞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笔谈)——楚辞研究前景的展望
《 甘肃社 会科学｝ ０ ６年第 １ ２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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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为《 湘君》 是湘 夫人所唱 ， 湘夫 篇 而《 从上世 纪 ８ ０年代初 开始 ， 辞研 究 出现 了空前 繁荣 的 代汪瑷 以来 ， 楚 篇是湘君所唱 。只从篇题上看 ， 似乎前一说对 ， 但如 果不 局面。一是 一些 老一 辈学者几 十年研 究积 累的成 果得 以问 人》 把这两首诗看作 文人诗那样的东西 ， 而考虑到它们是祭 祀歌 世； 二是 出版 了一 些带有总结性 的或集大成性质 的大部 头论 ・
作品的， 读了自 然就会有些看法 、 想法。海外的学者中， 也有
再如《 九歌》 的功用时， 王逸说 ：昔楚国南郢之邑， 湘 “ 沅、 些从事楚 辞研究的 。总 的来说 ， 队伍 大 、 果多 。这 里就 之间， 是 成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
有两个 问题 ： 屈原作 品总共 二十多篇 ， 玉赋今存 也不 足十 逐 ， 宋 窜伏其域 ， 怀忧苦毒 ， 思
句： 正确 的东西被人们所普遍 接受 ， 要一个 过程 ， 多种错 那
远超过上世纪前 ８ 的总 和。而全 国各 大学 中文 学科 （ ０年 现 误的说 法就像天空中的尘埃 ， 使其很快落定 ， 要 是不可能 的 ， 在没有 中文学科的大学 已不多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 何况总有人在不断地煽 起一些 尘埃 。学术认 识 的转变 同专 ， 尤 选择有关 。关 于这一点放到第二个问题来谈 。 其是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 ， 没有不 研读 屈原 家们的认识 、
楚辞研 究前景 的展望
● 赵 逵 夫
（ 北师 范大 学 文 学院 ， 肃 兰州 ７０ ７ ） 西 甘 ３０ ０
［ 提 要 ］ 目前 的楚辞研 究面临着 两个 问题 ： 第一 ， 有没有研 究的必要？ 第二 ， 如果 有必要 ， 则应 当如何去做 ？在我
郭嵩焘郭焯莹父子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以湖南师范大学馆藏郭著稿抄本为中心
郭嵩焘郭焯莹父子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以湖南师范大学馆藏郭著稿抄本为中心陈松青【期刊名称】《《云梦学刊》》【年(卷),期】2019(040)006【总页数】8页(P52-59)【关键词】郭嵩焘; 郭焯莹; 楚辞学; 索隐【作者】陈松青【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9郭嵩焘（1818－1891）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外交家、学者，其子郭焯莹（1872－1928）是清末民初著名楚辞学家。
父子二人的楚辞学成果，除郭嵩焘《史记札记》（其中涉及《楚世家》《屈贾列传》）、郭焯莹《读骚大例》已刊行外①，郭焯莹所著《屈赋章句古微》《屈赋内传》《屈赋外传》《屈子纪年》《屈赋注商》《屈赋解故》《屈赋异文笺》七种，以稿本、稿抄本的形式庋藏于湖南师大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②。
这些稿本大量引用郭嵩焘的观点，并明确说“千古精读《离骚》者”“唯先公能明其辞”，因此可视为郭氏父子的共同成果。
今有学者依据《读骚大例》，概括出郭焯莹治《骚》方法具有“史学视角与索隐考证”“朴学特色”“依经解《骚》”等特点③。
本文不予重复，仅就阅读所及，介绍郭氏楚辞学的框架体系，并通过梳理一些有代表性的结论及论证过程，说明郭氏治《骚》的核心理念。
本文所引郭著版本《读骚大例》是民国二十年北平文字同盟社铅印本，前述《屈赋章句古微》以下四种是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湘阴郭氏楚辞学著作任氏抄本”④。
稿抄本中原有的小字注，本文用圆括号标示；笔者未能获读郭氏手稿，稿抄本中可能存在的缺漏，笔者酌情补出，并施以方括号。
一、结构宏大自成体系诚如崔富章先生所言，郭焯莹《读骚大例》所列六条“实郭氏《楚辞》著述之总纲”⑤。
兹将第二、五、六条摘抄如下，并结合笔者所读郭著加以说明：第二条：“意由声音证入。
”“余定箸《屈赋章句古微》，谨守先说，以涵泳辞气，于屈子渊情，恍若有会，推致之二十五篇，颇详究其章分之指。
”第五条：“论依经训节中。
《楚辞集注·九歌》所录古今字研究
《楚辞集注·九歌》所录古今字研究作者：邓杨婷来源：《文教资料》2019年第12期摘 ; ;要：《楚辞集注》是朱熹研究楚辞学的结晶之作，罗列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楚辞》异文。
其中，古今字对于学者研究战国至南宋的文字演变有很大的帮助。
全文主要研究《楚辞集注·九歌》所录古今字，除对朱熹罗列的古今字进行考证之外，还对《楚辞集注·九歌》中分类不明确或者分类错误的异文进行研究，找出其中的古今字。
不仅有助于探索《九歌》原貌，还有助于文本理解。
关键词：《楚辞集注》 ; ;九歌 ; ;古今字南宋的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创立了庞大又精深的理学体系之外，还以独特的风格注释了大量古代典籍，《楚辞集注》便是其研究楚辞学的结晶之作。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全面整理和总结了以往的楚辞研究成果，并汲其所长，破迂滞、阐义理、明训诂，是现存《楚辞》注本中一部集大成的力作，代表了宋元時期研究楚辞的最高成就。
一、《楚辞集注》与古今字研究《楚辞集注》的一大特色是朱熹罗列了他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楚辞》异文，材料丰富，对于研究《楚辞》的版本、流传情况及朱熹的楚辞观等均有重要的作用。
然而目前关于《楚辞集注》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及作者思想等方面，从文字学角度展开的寥寥无几。
但古今字对于我们研究文字形音义的变化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所谓古今字虽然字形不同，但字义相同，只是因时代不同才出现了形体上的变化。
故对《楚辞集注》所录古今字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限于篇幅，本文只针对《楚辞集注·九歌》进行探讨。
本文所用底本为宋端平二年朱鉴刻本。
二、《楚辞集注·九歌》所录古今字辨证古今字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古今异字现象，一般包含三种情况：一种是由于词义引申，原有字承担的义项较多，因此在其基础上增加或改变偏旁，另造新字表示其中的一个义项。
一种是古字通过假借表示新词，当其稳定后，原来的意义就需要根据假借字的字形另造新字表示。
《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比较研究
《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比较研究楚辞为战国时期屈原所开创,自此以后便有大量文人模仿它的体式进行创作。
对楚辞的研究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学者依据个人人生经历以及思想取向对《楚辞》及屈原进行了不同的阐述与评价,两汉时期因而被称为楚辞学的初兴期。
楚辞研究历经魏晋南北朝时的发展期和隋唐五代时的中落期,终于在宋代迎来了它的兴盛期。
宋代楚辞学研究出现了繁盛的局面,涌现出了大量的楚辞学研究著作,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则是众多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代表了宋代楚辞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二者在注释方法、思想内容等方面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是在学术方法上却又代表着不同的派别。
文章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是对《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二书的成书进行比较。
首先分别概括了洪兴祖和朱熹二人的成长经历,主要涉及到家庭、为官以及学术著作三个方面；其次概括了《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二书在篇目选择和注释体例等方面的特点；再次分别从创作时间、版本流传的角度概括了二书的成书过程；最后从个人原因、社会原因和学术原因三个角度综合起来对二书的成书进行比较。
第二章是对《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二书的体式进行比较。
首先从篇目选择、注释方法、内部结构、文献征引以及作者思想等角度对二书进行了一定的概括和综合比较；其次对宋以前主要是汉代的学者对屈原形象的阐释与评价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并分析了洪兴祖与朱熹在著作中对屈原形象的概括与阐释。
第三章是探讨《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书与宋代楚辞学的关系。
首先通过考察目录学著作,对宋以前以及宋代的楚辞研究著作进行了一次爬梳,整理出了宋代楚辞类著作的目录,并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宋代楚辞研究繁盛的原因；其次在概括宋代楚辞研究特点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二书在创作特点方面与宋代楚辞研究之间关系；再次在概述汉学与宋学学术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二书内容分别阐述了《楚辞补注》所体现的汉学治学特点和《楚辞集注》所体现的宋学治学特点。
国学经典选读期末复习指导参考答案
《国学经典选读》期末复习指导一、复习范围根据教学大纲，本课程复习考试范围是第一章至第九章。
二、考试形式、答题时限考试形式是闭卷考试，答题时限为90分钟三、期末考试题型期末考试题型包括填空、名词简释、简答题和问答题四种。
填空题主要在常识中产生，个别内容在名词中产生。
四、期末复习题（一）常识1.中华文明的形成经历了四个时期：先秦是萌芽期，汉魏六朝是形成期，唐宋至明中叶是成熟期，明中叶以后就进入转型期。
2.进入民国，经书成为普通的古文献。
作为历史学的资料，章学诚所谓的“六经皆史”得到了全面的体认。
3 .如果说中国传统学术是一座大厦，那么经学就是这座大厦的基柱。
4. 在五经之中，《周易》是古代占卜之书。
5. 《诗经》的价值，一在于文学价值，一在于文化价值。
6. 西汉出现了三种尚书，即《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和“伪尚书”。
7.《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8. “仁”和“礼”是孔子思想的两个基点。
9. 《左传》、《公羊传》和《毂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10.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11. 司马光主持编篡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
12. 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其建立史学体系的追求。
13. 阅读《三国志》不仅要注意其正文，更要注意阅读裴松之的注文。
14. 在先秦，墨学和儒学是并称的两大显学。
15. 先秦名家“合同异”一派是以惠施为代表的。
16. 战国晚期的苏秦和张仪成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
17. 秦汉以后的中国子学，可按五个历史阶段来区分，即两汉子学、魏晋玄学、隋唐子学、宋明理学和清代子学。
18. 玄学的逻辑基础是汉魏之际清议之风所带来的名实之辩。
19. 经史子集四部中，集部多是文章、诗赋的汇编。
20. 研究《楚辞》的代表性著作有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
这三本书是对《楚辞》进行研读的基本书目。
《楚辞》 “先路” “斋速”解诂
《楚辞》“先路” “斋速”解诂佚名【摘要】《离骚》中的“先路”并不是“圣王之道”或“前路”的意思,“先路”即先辂,是古代天子或诸侯使用的一种车子,这一点从文章学角度,即《离骚》中的车马并举也能说明.《九歌·大司命》中的“斋速”即齐肃,齐肃同义连文,不可分释,意思是恭敬庄重的样子.【期刊名称】《天中学刊》【年(卷),期】2019(034)003【总页数】4页(P73-76)【关键词】《离骚》;先路;斋速【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屈辞自问世以来，“祖式其模范”的拟骚风尚，蔚为大观。
至于历代为其作注者，更是不可计数，而以明清最盛。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未尽之意有待后人继续发明申说。
兹录二则，辨之如下，庶不违笔者补阙之初衷。
《离骚》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道”即导，导引之义。
“先路”，王逸《楚辞章句》注云：“路，道也。
言己如得任用，将驱先行，愿来随我，遂为君导入圣王之道也。
”[1]6将“先路”解释为圣王的道路或先王的道路。
五臣、朱熹与王注同。
王夫之《楚辞通释》注云：“先路，前路也。
言美人能以迟暮为忧而改度，如驾良马，骋康庄，则吾导之以长驱矣。
”[2]4将“先路”解释为前路，现代注家多从此说，如郭沫若、马茂元、王锡荣等。
郭沫若将此两句译作：“我驾着骏马正要打算去奔驰，你来吧，我要为你在前面引路。
”[3]王逸注为“先王之道路”，当是受紧承其后的“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等句的影响，因为这几句说的正是先王的道路。
将“先路”释为前路，则不免有顾名思义的意味。
其实，“先路”即先辂，是古代天子或诸侯使用的一种车子。
“道夫先路”即驾着先辂（向前驱驰）。
古今注家多沿着以上两条路子滋生误解，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详细讨论。
在认识“先辂”是一种怎样的车子之前，笔者依据屈辞的用语习惯，先来说明为什么“先路”不能解释为“圣王之道”。
朱熹思想的形成及对当代的价值研究
朱熹思想的形成及对当代的价值研究作者：周昊来源：《青年与社会》2015年第05期【摘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朱熹思想值得深入研究，其形成和演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何正确利用朱熹思想，发掘其精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是一个可以深入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朱熹思想；形成；当代价值朱熹是继孔孟之后，又一位儒学关键人物，在孔孟儒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把“仁”的思想传向世界，将儒学发展到最满意的地步。
他合理地解释了性善与性恶的争议，完善了人性论。
他的“以理为本”的本体论，是在“二程”理气关系学说的前提下，综合先秦各个学派的主要思想，使儒学的理论、系统和体系都更完善，这一理论，对中国哲学发展史，有着纪念性的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日益被关注的今天，对朱熹思想的认识和研究，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需要分析出朱熹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朱熹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朱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大致是从最开始的儒、道、佛三教合一说，到后来的阳儒阴佛、儒表佛里说，到以儒家为主、道佛二家为次说，再到以道家道教为主说，再到阳儒阴法说，到最后的以儒为主，其次为佛，又其次为道教，即以儒家为中心的三教合一说。
二、对朱熹思想的正确认识朱熹思想内容广泛，不应笼统地将其视为客观唯心主义，也不应片面地看待唯心主义。
朱熹思想中的“万物有对”、“动静无端”、“一分为二”和无限分化等观点，都是对辩证法规律的体现，虽不完善，但也有合理之处。
封建统治阶段的意识形态是多样化的，朱熹思想只是其中之一，因此，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过，并不影响其传承价值。
朱熹思想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中，除封建统治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
朱熹思想是对儒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自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其“仁”和“天理人欲”的观点，可以为劳动人民所用，他们可以用这种观念来揭发封建统治的罪恶行为。
朱熹思想具有其独立性，不应与当时的社会存在和生产发展水平相对而论。
朱熹对《楚辞集注》中神话传说理论的阐释
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朱熹对《楚辞集注》中神话传说理论的阐释高有鹏[摘要]《楚辞》堪称神话传说的王国，是历史的记忆表达，包含着现实的不可想象，也保存着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内容。
朱熹把其中的神话传说故事视作历史的真实，又做出辩证分析，表现出唯理论的阐释方式，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合理性回答。
[关键词]朱熹《楚辞》《楚辞集注》神话传说历史〔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0890 (2017) 03 -118 -08在中国文化遗产的世界中，《楚辞》与《诗 经》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其中保存了远古 时代的历史文化，尤其是那些绚丽多彩的神话传 说，映现出我国原始先民对天地自然和世俗社会 的认识与表达。
朱熹崇尚圣贤之道，把那些神话 传说故事视作历史的真实，同时，又注意到其中 的非现实性，进行合理的阐释、辨析。
其对于远 古文明的理解，体现出他独特的民间文学思想理 论，集中体现在其《楚辞集注》等著述中。
在中 国民间文学思想史上，其具有重要影响。
《楚辞集注》分列八卷，卷一：《离骚》，卷 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九 辩》，卷七：《招魂》、《大招》，卷八：《惜誓》、《吊屈原》、《服赋》、《哀时命》、《招隐士》。
®朱熹继承了传统文化对于《楚辞》的研究方 法，独立思索，努力探究其文化价值，表达了他 许多特立独行的见解。
诸如，《楚辞》的基本价 值何在？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认为，称:“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
原之为书，其辞旨虽 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 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
虽其不知学于 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
然使世之 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吟于下，而所 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问，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概 括起来讲即其可以“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所以 每有味於其言。
复兴与创新——试论清代经学对楚辞研究之影响
I文学复兴与创新试论清代经学对楚辞研究之影响毛庆摘要：本文主要以事实说明清代经学与楚辞研究之关系，指出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对楚辞 学的影响，各学派治学方法对楚辞研究的推动。
同时也指出，固然各派以其学术优长研究楚辞取 得很大成绩，然也因门户之见、营垒意识，使其研究领域的拓展、视野的开阔等受到束缚，令人 遗憾地出现某些偏颇或缺失。
关键词：清代；经学；楚辞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7 )01-0079-05经学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有较大影响；对我国 古代文论的形成和发展，更有极大影响，这已是文 学史界的共识，近些年这方面研究成果甚夥。
而经 学对我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有无影响？有何影响？学 界则似乎注意得不够，研究成果也很少。
本文即试 图通过对清代经学与楚辞研究关系的考察，初步探 讨一下这个问题。
清代是我国独有之学术——经学的大兴期，其 中“汉学”、“今文经学”更是获得了难得的复兴。
然而，不幸的是，“物极必反”，许多学者认为，清代也是经学的终结期®—颇有点回光返照的意 味。
另一方面，清代也是楚辞学的辉煌期，是由古 典楚辞学向现代楚辞学转型的重要时期，多角度、全方位的楚辞研究不是从现代而是从清代开始的 20年前，笔者开始探讨清代楚辞研究的特点时，就 感觉这回光返照的经学与转型期取得辉煌成就的楚 辞学，有着直接的甚至是密切的关系。
这仅从外部 现象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即以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楚辞学丛书《楚辞学文库》为例，其中第3卷《楚辞著作提要》，收录了清代44本楚辞学著作这44本楚辞 著作的作者，可考有经学专著的就有32位，人数 之多，所占比例之大，均非以前各朝所能及。
而剩 下的12位，有的也可能有经学著作，只是未能考 实而不能计人而已。
有经学专著的32位中，相当一部分为经学名家。
如毛奇龄、李光地、方苞、戴 震、王念孙、朱骏声、王阊运、俞樾、马其昶等。
王逸、朱熹对《楚辞》中神话传说阐释的对比
王逸、朱熹对《楚辞》中神话传说阐释的对比作者：赵文菲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12期摘要：《楚辞》的出现是中国诗歌继《诗经》之后的又一高峰，其中带有南方文学绚丽的色彩。
后世称“风”、“骚”并重，也就是说《诗经》的现实主义和《楚辞》的浪漫主义两个风格。
其中《楚辞》中运用大量的神话传说，把作者的浪漫色彩发挥得淋漓尽致。
神话传说一部分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也反映了上古先民对于自然、社会、哲学的思考。
本文选取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和宋朝王逸的《楚辞集注》进行对比，以帝王传说为例，能从中发现王逸、朱熹对远古文明的不同理解。
关键词：《楚辞》;《楚辞章句》;王逸《楚辞集注》;朱熹;神话传说;理学;现实主义《楚辞》的出现是中国诗歌继《诗经》之后的又一高峰，其中带有南方文学绚丽的色彩。
后世称“风”、“骚”并重，也就是说《诗经》的现实主义和《楚辞》的浪漫主义两个风格。
其中《楚辞》中运用大量的神话传说，把作者的浪漫色彩发挥得淋漓尽致。
神话传说一部分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也反映了上古先民对于自然、社会、哲学的思考。
绮丽的神话传说也给《楚辞》增添了不少楚地特色。
自汉朝王逸以来，后世有众多注本为《楚辞》作注。
研究这些文献能够了解注本作者处于当时朝代对《楚辞》的理解，不仅是为理解研究《楚辞》文本提供多种角度，更能够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对于神话传说的态度和社会发展。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研究《楚辞》的开山之作，是众多注本中最早完整成体系的文献。
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是历史发展中间阶段的又一著作。
黄灵庚先生说：“宋朱熹之《楚辞集注》与王逸之《楚辞章句》，并称为《楚辞》学史上两座‘里程碑’，影响所及，盖至今无足替代之。
”1选取这两个时代的文献代表，通过对比，能从中发现王逸、朱熹对远古文明的不同理解。
东汉的王逸距离《楚辞》成书的年代比较近，对比后世，作注更接近远古的神话传说。
朱熹除了继承传统《楚辞》的研究方法，其思想也自成体系，在《楚辞集注》的“序”中提到：“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
从何乔新《楚辞序》看明代前期楚辞研究的状况
步 的 加 强 。道 学 作 为 统 治 之 学 ，得 到 独
享 其 尊 的 殊 荣 。 在 此 期 间 ， 崇 尚 冲 融 、典
雅的台阁体开始盛 行 。台阁体 是政 治平 稳 、
生 活 安 定 的 产 物 。 正 如 明 英 宗 时 的 吏 部 尚
百 余 年 间 ，文 人 雅 士 对 屈 原 的 评 介 仍 不 出
中 图 分 类 号 ： １０ ． ２ ２ ７ ２ ３ 文 章 标 识 码 ：Ａ 文 章 编 号 ：１ ７ — ７ ０ （ ０ ０） １ ６１ ４６ ２ １ Ｏ一 ０ ４ — ０ ０１ ５
永 乐 年 至 成 化 年 间 ， 明 朝 皇 权 得 到 进
一
屈 原 及 《 辞 》 是 不 适 宜 过 多 提 及 的 ，更 楚 不 会 受 到 他 们 的 推 崇 。 台 阁 馆 臣 甚 少 言 及 屈 骚 ，明初 百 年 间 亦 少 有 人 言 及 。 明 初 这
失 平 和 、中 庸 之 君 子 风 度 ， 《 辞 》 又 驰 骋 楚
文 采 不 尚 务 实 ，故 而 ，在 他 们 的 心 目 中 ，
录 》 宋 元 史 臆 见 》 《 苑 群 玉 》 《 律 、《 、 文 、 唐
群 玉》 等。诗 文 皆 直 抒 胸 臆 ，情 辞 剀 切 ，
收 稿 日 期 ：２ １ — ０ — ２ ００ ６ １
２ ０年 第 ０１
１ 期 ０
字 里 行 间 渗 透 着 悲 壮 深 沉 的 精 忠 报 国 之
决心 。
旖 旎 兮 ，屏 山谷 以 自藏 。 芳 菲 菲 而袭 予
兮 ，羌居 蔽 而 闻 章 。 濯 湛 露 以 自洁兮 ，
泛 光 风 而远 扬 。 虽寂 寥乎 山 阿兮 ， 岂 以 无人 而 不芳 。感 予 心 而 长喟 兮 ，爰 移 植
朱熹《楚辞集注》训诂研究
朱熹《楚辞集注》训诂研究
朱熹是中国宋代著名的儒家学者和文化名人，他的《楚辞集注》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
《楚辞集注》是朱熹对《楚辞》的详尽阐释和注解，不仅对楚辞的艺术价值和历史背景有深入的探究，同时还涉及到了颜回、慎到等先贤的哲学思想，并且对楚辞中的各种文学手法、形式和用词进行了精准的训诂解释。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运用了他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精湛的文学才华，深入挖掘了楚辞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完善了楚辞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内涵，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虽然《楚辞集注》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它对于中国文学和哲学思想的研究仍然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现今，它已成为中国文学和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被广泛使用和引用。
对朱熹的了解和认识
对朱熹的了解和认识摘要：辩证看待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否定其部分思想的同时，对其在儒学发展史上做出的贡献予以肯定。
本文同时注重朱熹在文学上的造诣，对其文学作品以及书法写作进行分析时，抛开对其思想上的褒贬，展现一个更为真实具体的朱熹。
关键字：朱熹理学辩证文学作品书法正文：一、朱熹生平朱熹，南宋人，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
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
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进士，绍兴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二年到任。
任满后，请求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朱学派的创始人。
淳熙二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
淳熙五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知军。
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
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
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
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
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
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庆元二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
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
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
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
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著名诗句。
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以纪念朱熹。
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
《楚辞集注》直音研究
《楚辞集注》直音研究朱熹的《楚辞集注》是继王逸的《楚辞章句》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之后的又一部对《楚辞》的注解之书。
《楚辞集注》在汲取旧注成果的同时，克服了旧注中存在的汉儒说经习气，既对字句名物作简明扼要的诠释，也按朱熹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做了一些阐发。
本文旨就《楚辞集注》中的直音现象作了分类阐释，发现这些直音并非像传统所言只是单纯的注音方式，它们的特点、作用各异。
标签：朱熹楚辞集注直音《楚辞集注》，宋朱熹著，共八卷，是在汲取了王逸、洪兴祖旧注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做的注释，是研究这一时期语音变迁、考见经典古义、研究古代文字及词义转变的重要资料。
本文旨在研究它的注音方式，同时对当时的语音情况进行了分析概括。
《楚辞集注》的注音方式有反切和直音两种。
笔者在通读了《集注》的基础上，对它的直音现象作了穷尽式的统计，发现共存在“某音某”（去其重复）231处，以下将做分类阐释。
一、单纯注音这类直音的注释字和被释字在意义上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一种单纯的注音关系。
例如：《离骚经第一》：“遂赴汨罗之渊自沉而死，汨音觅”。
《广韵》：”觅，莫狄切，入锡明，锡部。
[1]汨，莫狄切，入锡明，锡部。
[2]”二者读音完全相同，但《说文解字·水部》：“汨，长沙汨罗渊，屈原所沉之水。
”[3]觅，《说文》未收，《玉篇·见部》云：“觅，索也。
”[4]《广韵·锡部》云：“觅，求也。
”[5]由此观之，音“觅”仅表读音并不具备表意功能。
当被释字为生僻字时，《集注》往往用一个简单常见的注释字为其注音，二者意义上是没有联系的，只是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楚辞天问第三》：“戴山抃”，音敖。
《楚辞九歌第二》：“乘白黿兮逐文鱼”，黿音元。
、黿二字均表“大龟”之义，字形复杂生僻，朱熹恐读者不知其音，故找两个浅显易懂的字来为它们注音。
二、限定多音字这类直音即被释字是一个多音字，注释字表示它在此处的读音，进而规定被释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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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楚辞研究的转型意义
作者：谢君《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6日13版）在楚辞学史上，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继承汉唐以来楚辞学的研究路径，注重对文字、音韵的诠释，而朱熹的《楚辞集注》则把重点放在义理的阐发上，开辟了一条研究的新路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楚辞集注》“大旨在以灵均寓放逐宗臣之感，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固不必于笺释音叶之间规规争其得失矣”，这个总结是准确的。
朱熹楚辞学是宋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在整个楚辞学史上起着转折与推动作用。
朱熹将楚辞学从传统的章句之学中解救出来，构建起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体例，形成了以明文章大义与作家性情为宗旨，以重义理阐发、注疏简洁，以及强烈的现实功用目的为特征的宋学研究模式，完成了楚辞学研究模式的转变。
事实上，朱熹的价值在于将楚辞学从传统的章句之学中彻底解救出来，为楚辞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赋予楚辞研究以新的活力。
朱熹的方法论价值同样是历久不衰的。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的阐释解决现实所面临的困境，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特色。
朱熹把通经致用的宗旨运用到楚辞研究中，在训诂考据的基础上注重对义理的阐发，打破了僵死的楚辞章句之学，为楚辞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空间，使楚辞研究的宋学模式最终成型和完备。
所以说，朱熹是宋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在批判以往楚辞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
朱熹认为，以往楚辞研究注解穿凿附会，不符文义而强为之说，不识文章大旨；注释重复繁琐，只见训诂字义而湮没了文章大义。
朱熹批判的就是汉学背景下的研究模式。
宋前的楚辞研究受汉代解经习气的影响，在注解时，为注释而注释，正文湮没在繁杂的注疏中，读者难晓文章本义；在意义的阐发上，又喜欢与六经比附，牵强附会，扞格难通。
针对这些不足，朱熹在自己的研究中注重对作品义理的揭示，以阐明“大义”为宗旨，注释简洁明了，训诂为义理服务，能宏观把握作家作品，无论是字词注解还是文义阐发都更为通透。
朱熹这种摆脱注疏、直寻文义、不以注害义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宋学研究法，扭转了自汉以来的楚辞研究模式，为楚辞研究解开了长期以来被章句之学束缚的手脚，为楚辞学的继续发展打开康庄大道，甚至可以说为之后的楚辞学奠定了基本的行进路线。
明代汪瑗、黄文焕，清代王夫之、林云铭、蒋骥、戴震等楚辞研究大家都受到朱熹楚辞学所构建的宋学研究模式的影响，不可能再回到纯粹的汉学研究模式。
这当然不只是楚辞学，整个学术风尚均是如此。
宋代是整个中国文化由古代向近世转变的转折期，楚辞学只是其中之一，而朱熹是完成楚辞学转折的关键性人物。
以往研究者在论述朱熹楚辞学的历史地位或贡献时常提及的一点是，朱熹突破了传统的经学视野，较早以所谓“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和研究楚辞，即认为朱熹研究楚辞时，有近代西方的“纯文学”立场和眼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朱熹只是在宋代疑经变古思潮的氛围中，
勇于突破传统的章句之学，善于深入而全部地体察文章本义，并有一套完整科学的读书方法与理学体系作支撑，所以能为楚辞研究构建起宋学研究模式。
朱熹楚辞学所奠定的宋学研究模式，除了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的新变外，在研究体例上也有新的开创。
朱熹在注解楚辞时，以章为单位，先解释字词，再通讲全章义理，避免了以半句为断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
这样便于串通义理，同时也消除了注解重复繁琐的毛病，使注释变得简洁明了。
此外，朱熹在《楚辞集注》之外又创《楚辞辩证》体例，使两者相辅相成，既保证了正文注解时的简洁和大义的明了，又能对重要名物以及论题作深入考辨，使研究既能充分揭示义理，又有扎实的考据支撑。
在《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之外，又作《楚辞后语》，对楚辞进行历史的观照。
三者三位一体，共同构成朱熹楚辞学的体例“大厦”，保障其研究目的的充分实现。
朱熹的这种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研究体例影响深远。
如汪瑗的《楚辞集解》设有《蒙引》二卷以辩证文义，有《考异》一卷，互校王逸、洪兴祖、朱子三本字句；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后附有《楚辞余论》纠驳旧注的谬误，考辨名物的异同，又有《楚辞说韵》研讨《楚辞》的声韵问题；戴震的《屈原赋注》后有《通释》二卷，上卷疏证山川地名，下卷疏证草木鸟兽虫鱼。
这均是受朱熹楚辞研究体例影响的结果。
朱熹之后的楚辞研究著作中很难再见正文以半句为断的解经模式体例。
朱熹对众多楚辞论题的创造性论述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极大开拓了楚辞研究的空间，推动了楚辞研究的深入发展，深远影响着后世楚辞研究的走向。
比如，关于“摄提”与屈原生辰的问题，朱熹认为，“摄提”为星名，而非岁名，“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只能说明屈原生于寅月寅日，未必是寅年。
此论打破了王逸以来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的主流观点的思维定式，为屈原的生辰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
而在《九歌》的主旨理解上，朱熹突破了自王逸以来的将《九歌》的比兴手法认作简单的比喻、机械地寻找其本体与喻体的做法，认识到了《九歌》的整体象征手法，将作品分作表里两层来解读，使其对《九歌》主旨的理解更为通透合理。
这是朱熹对《九歌》研究的具体推动之功。
在《九章》研究中，朱熹在《九章》的成集与创作时间的论述上，打破了传统的说法，提出了《九章》非一时之作、乃后人所辑的重要观点，并能从文本出发，解读各篇的内容，重新编次各篇顺序。
朱熹以《惜往日》《悲回风》为屈原临终之音的观点，打破了自东方朔、司马迁以来以《怀沙》为屈原绝笔的传统观点的局限，对屈原的绝命辞研究以及卒年研究都产生深远影响。
其后以《惜往日》或《悲回风》为屈原绝笔的观点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朱熹在《天问》研究、《招魂》研究以及其他楚辞作品研究中，也有不少重要的论述在楚辞学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
如以理学思想阐释《天问》，推动对《天问》的哲学研究；认为招魂不专招死人之魂的观点也为《招魂》《大招》等篇的研究
拓展了空间，对这些篇目的作者判断以及内容的解读起了推进作用。
清人林云铭在《楚辞灯》中就以朱熹的观点来作《招魂》为屈原自招的论据。
（作者系中华女子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