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儿的权利能力

胎儿的权利能力

大陆法系各国对未出生胎儿的法律地位问题，通说认为，立法上主要有三种体例：

1,总括的保护主义。视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和已出生婴儿一样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早在罗马法时期，保罗就指出："当涉及胎儿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应象活人一样被对待，尽管在他出生以前这对他毫无裨益。" 在罗马法中，胎儿或即将出生的婴儿被视为已出生儿，其意义是对于某些法律后果来说，还溯及出生前的一段时间，考虑尚未出生但已怀于母体中的人。罗马法认为，胎儿从现实角度上讲不是人，但由于它是一个潜在的人，人们为保存并维护自出生之时起即归其所有的那些权利，而且为对其有利，权利能力自受孕之时起而不是从出生之时起计算。罗马法甚至规定，为保存自受孕时起就归其所有的那些权利，在死因继承中，继承暂缓，同时选择一位胎儿保佐人，以维护即将出生的婴儿的利益。如果母亲在怀孕后但在分娩前丧失了自由和市民资格，子女在出生时仍是自由的并且是市民。即使是父母在子女出生前丧失了产生于元老职位的特权，但只要在妊娠时他仍保留着这种特权，它就仍完好地保留给子女。

在现代，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款规定：“出生前之胎儿，以存活出生为条件，有权利能力。”台湾民法第七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

依据台湾学者论述，所谓“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视为既已出生”，有主张“法定的解除条件说”的，认为系指胎儿于出生前，即取得权利能力，倘将来死产时，则溯及的丧失其权利能力；有主张“法定的停止条件说”的，认为胎儿于出生前，并未取得权利能力，至其完全出生（非死产）时，方溯及的取得权利能力。台湾通说采法定的解除条件说，认为这对于胎儿的保护较为周全。

2，个别的保护主义。只承认胎儿在继承、遗赠等方面具有与出生婴儿相同的民事权利能力，如法、德、日等国民法。法国民法第906条第1项规定：“为有受生前赠与能力，以于赠与时已受胎为已足。”第725条规定：“尚未受胎者，不得为继承人。”德国民法规定“胎儿在继承开始前，视为既已出生”（第1923条第2项和第2108、2109条）抚养义务人被杀时，其应受抚养之第三人，虽于其时尚为胎儿，对于加害人亦有赔偿请求权（第844条第2项后段）。日本民法分别就损害赔偿请求（第721条）、继承（第886条）、受遗赠能力，规定胎儿有权利能力。

3，绝对主义。不承认胎儿有权利能力，但考虑到胎儿出生后即为婴儿的利益，在某种情况下由法律另行规定，给予特殊保护。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及我国民法通则即属此类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

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梁慧星先生认为，上述的三种立法主义，就对胎儿利益的保护而言，总括的保护主义最有力，建议制定民法典时改采此项，以顺乎人情及民法进步之潮流，强化对胎儿的保护。

对于英美国家，英国于1976年通过了《生而残障民事责任法》，规定了胎儿的赔偿请求权。该法为目前世界各国唯一的单独对出生前侵害民事责任立法。美国起初不承认胎儿具有主体能力，直至1946年哥伦比亚特区于Bonbrest V Kotz一案，才肯定自然人就胎儿期间侵害得请求损害赔偿，其后各州均参照此案判决，从而肯定了胎儿的权利能力。

以下为我个人观点。本人认为，大陆法系立法体例实为两种，即“总括的保护主义”和“个别的保护主义”。其理由如下：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当中，特别是有法律以来，关于权利能力这个概念是最后形成的。实际上"权利能力"这个概念是萨维尼提出的，以前包括拿破仑法典也没有提出权利能力这个概念，更不用说在罗马法中提出了。权利能力这一概念提出以后，它是从人的最一般的抽象角度确定了人的地位、资格。这个概念本身并不仅仅指自然人，其提出也使得社会组织及一定的职位，甚至一定的财产获得了主体资格。这样一个抽象在历史上许多法律关系方面应当说起了奠基性的作用，使我们现在考虑民法制度的时候，就能够从根本上把这种关系加以理清。在此，我想强调一点，即先有权利的概念，后有权利能力的概念，在权利能力这个概念产生以后，我们在探讨一民事主体时才会先问一句，他是否有权利能力。我国继承法对胎儿应继份的规定，事实上赋予了胎儿一种权利，即已经承认了胎儿的权利能力。我国的应属个别的保护主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