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教科书”：第一部中国近代教科书

中华读书报/2009年/5月/13日/第014版

文化周刊

“蒙学教科书”：第一部中国近代教科书

毕苑

今人看来，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这些由村老塾师讲授的知识，和新学堂里的史地理化教科书，该有多么大的差异。中国儿童的启蒙知识如何经历了这样一场转变？让我们把时间摇回19、20世纪之交。

作为晚清“新政”的一条重要措施，清政府下令各省于府、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州、县改设小学堂。其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新教育”新在何处？新在课程，新在课本。学期设置、科目分配、课时安排，有别于私塾教学；学堂课本更是气象一新。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产物，而是几十年间中国人学习他人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开始积累经验，编纂自己的教科书。

“蒙学教科书”诞生的时代土壤

在新学堂章程颁布前，民间已经有人编写不同于传统教本的教科用书。按照学界认同的说法：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成立，师范生陈懋治等编《蒙学课本》三编，是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它的第一编第一课：“燕雀鸡鹅之属曰禽，牛羊犬豕之属曰兽。禽善飞，兽善走，禽有二翼故善飞，兽有四足故善走”；第二编第一课为《四季及二分二至说》。每课皆有主题，不似传统教本知识混沌之貌。

还有一部较受学界推崇的教科用书，是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的几位创办者——俞复、丁宝书、吴稚晖和杜嗣程等，在教学过程中历经数年时间编就的《蒙学课本》。其内容共七编，“前三编谓系就眼前浅理引起儿童读书之兴趣，间及史地、物理各科之大端”，“第四编专重德育”，“第五编专重智育”，“第六编前半为修辞……后半为达理”，“第七编选史汉最有兴会之文，暨诸子之篇”。可以看出课本的知识整合与分类思路，虽然仍取材于“史汉诸子”等传统知识，但已显出内容上的分类意识。

知识分类和体例改良是新式教本与传统的最大不同，这已经成为晚清很多学者的共识。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就曾指出：“西人学堂悉有专书，岁为一编，月为一卷，日为一课，小学有小学之课，中学有中学之课，专门之学各有其专门之课”，他希望引进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翻译西方学堂用书。

事实上，在前述课本出版之前，已经出现分科分类的开蒙用书。如1889年江南制造局印行、谢家木所编《算学》三种，1893王亨统编纂的《地理问答》，后经江楚书局改订出版，同年周保璋著《童蒙记诵》，汇文书院李德安著《地势略解》等。这些书籍现已查阅不到，只《童蒙记诵》一书别处略有记载：“木刻本，内分天文、地理、人事、行政、六艺、文学、史事等二十余类。”

更多教本致力于体例改良。王亨统编写的《绘图蒙学捷径》，对于教学内容和难易进度作了详细计划，每一课的生字、笔画、句子长短都有安排。杜亚泉编写《文学初阶》打算以此作为蒙学教本，小学堂则继之以《文学进阶》。不过由于该书在内容和教学时限上都与随后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不符，最终未获应用。1902年南洋公学印行《中等格致课本》，将欧美相关著作改成教科书体例：“原书有篇章无课程，惟欲便初学之用，故强分之。每课之后附以习问，数课之后附以温习课，务使易明易记，无顾此失彼之弊。”还有谢洪赍编写的英语教本《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组织完善，设计合理，“书成未几，风行一时。”

这些都说明在学堂章程颁布之前，民间关于新式教科书的探索已经如火如荼。“蒙学教科书”就诞生在这温厚的土壤中。

编者均为一时之选

文明书局创办于1902年，它的创办与清政府《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前后相随，在新式教科书出版之风的鼓荡下，它发行多种教科书，皆冠以“蒙学”二字，此后这套书就被通称为“蒙学教科书”。据笔者统计，1903年后，文明书局陆续发行的“蒙学教科书”包括文法、经训修身、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心算、珠算、卫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和毛笔习画帖等23种。此前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具有如此敏锐的市场观念和良好的知识储备。

正是在现代教育分科设学的意义上，“蒙学教科书”堪称最早的“中国近代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也都是一时俊杰。

《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和《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的编纂者张相文，字蔚西，号沌谷居士。他曾在上海南洋公学、广州两广师范讲习所、江苏江北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他曾与张謇在上海组织教育总会，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被选为会长，还带领创办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期刊《地学杂志》。张相文堪称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学的奠基人。

心算、笔算、卫生、生理等4种教科书的编纂者丁福保，字仲祜，号畴隐居士。幼读史汉，入江阴南菁书院，从华蘅芳治算学，在无锡俟实学堂任算学教习，后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教习。他是文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开办丁氏医院和医学书局；曾赴南京应医科考试，得最优等开业证书，还考察日本医学，发起组织“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医学报。编著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等算学著作；于佛学亦颇有研究，编有《佛学丛书》和《佛学大辞典》。

编著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两种蒙学教科书的秦瑞玠，字晋华，曾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法政大学，历任河南知县、江苏咨议局议员、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厅监督推事、北京政府农商部参事，一度代理农商部次长，堪称晚清政法学界实践家。

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毛笔习画帖的丁宝书，丁福保之兄，字云轩，幼习经史，擅长书画。就学于江苏南菁书院时，常与吴稚晖谈论新学，并习英文、数学和理化等课程。创办东林、竞志等新式学堂，和吴稚晖等人创办无锡三等学堂。他还是文明书局特聘的美术编辑，并兼任书局附设小学的教员。

体操教科书的编者丁锦，字慕韩，号乾斋，光绪末年毕业于北洋将弁学堂，后任陆军贵胄学堂教员，云南军事参议兼步兵统带。民国后任陆军部教育科长，参加过讨逆军起义等等，一生军旅，军衔至陆军中将。

诸位编者中丁氏兄弟、秦瑞玠、丁锦、钱承驹、华循、俞亮等籍贯都是无锡。如果说江南是新教育的温床，那么无锡可谓近代教科书的摇篮。但遗憾的是，还有几位作者的详情犹如消失在历史迷雾中，查询不见。比如天文、地文、地质、格致4种教科书的编纂者钱承驹，编著动物、植物、矿物3种教科书的华循等人，他们搭建起的新知识，意义非凡，功劳甚大，有待日后钩索出他们的细致行迹。

“蒙学教科书”的作者旧学功底深厚，兼具传播新知识的眼光和勇气。他们编写的教科书，是时代浪潮撞击下的文化遗珠。

“蒙学教科书”的特点

考察“蒙学教科书”，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第一，在新学制呼之欲出的时候，“蒙学教科书”体现了教育制度化的趋势。这是它甫一出版即广受欢迎的原因。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须开设修身、字课、习字、读经、史学、舆地、算学、体操8门课程；初等和高等小学堂还要加上作文、读古文词、本国史、本国舆地、理科、图画等科目。而此前晚清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像文明书局那样，推出一套学科基本健全、能及时应用于新式学堂教授的教科书。唯有这套“蒙学教科书”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它能立刻产生较大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