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0年代戏剧散文

他的散文饱含着对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刻 认识。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积累了独特的人 生经验。他的作品大多是对人生澄澈的观照， 无论记事、说理、抒情，都显示出对人生的 独特领悟。
其《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验石》《我们现 代人》号称“人生三书”，在读者中有广泛影 响。
王鼎钧
张晓风（1941─，江苏铜山人）60年代中期以 散文成名，相继出版了《愁乡石》《步下红毯 之后》《你还没有爱过》《再生缘》《我在》 《从你美丽的流域》《玉想》等10余部散文集。
史》
沈义贞：《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
50年代初，周作人曾在上海《亦报》等小报发表不 少随笔，周瘦鹃也写了很多花木小品。
这些文章疏离于当时的文坛主流，不用大红大绿眩 目，却凭幽兰暗香的韵致入心，以看似无心插柳的 闲情逸致，一定程度上接续了写真心、抒性灵的中 国现代散文精神，是为“随笔与小品的余绪”。
朱琳饰演蔡文姬的剧照
1949年以后，老舍以剧作家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他 的剧作很多，大多是“配合政策”“赶任务”写出来 的。
《茶馆》是其中独树一帜的一部，它以杰出精湛的艺 术创造成为中国当代话剧的经典。
一个小茶馆，映出三个旧时代的剪影（清末1898年初秋； 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是 为表达“埋葬三个旧时代”的政治主题。
《布谷鸟又叫了》具有清新自 然的喜剧风格。童亚男是一个 富有青春活力、热爱生活、独 立自主、满怀理想的农村新女 性，她像布谷鸟一样的自由欢 唱、不甘屈服，体现着新的思 想观念，焕发出自己青春的生 命力。青春生命气息的成功表 现，赋予了剧作艺术的魅力。
《同甘共苦》
50－70年代，话剧历史剧主要有田汉的《关汉 卿》（1958年）和《文成公主》（1960年）、 郭沫若的《蔡文姬》（1959年）和《武则天》 （1960年）、曹禺的《胆剑篇》（1961年）等。
琦君的散文最能激起人共鸣的当推忆旧怀人之 作。她倾注满腔热情去写故乡风情，创作了许 多怀念父母亲人和师友的篇章，描绘出一幅幅 色彩斑斓的江南水乡山水图和风俗画。
王鼎钧（1927─ ，山东临沂人）出版了20 余种散文著作，主要有《碎琉璃》《情人眼》 《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左心房漩 涡》等。
C 独特的悲喜融合的情感色调。
◦ 《茶馆》“笑中有正”，“悲”中也常常含“笑”。
四、 “社会主义教育剧”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号召， 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 场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国内展开。出现了 一批与社教运动相配合的戏剧，戏剧史上称为 “社会主义教育剧”或“反修防修剧”。
周瘦鹃在他的紫兰小筑
周瘦鹃在紫兰小筑
1968年8月，周瘦鹃自 沉于紫兰小筑的这口井中。
琦君（1918─，浙江永嘉人，原名潘希真）， 1949年赴台，1953年出版第一本小说散文合集 《琴心》，主要散文集有《烟愁》《琦君小品》 《红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 《细雨灯花落》《灯景旧情怀》等。
（老舍：《答复〈茶馆〉的几个问题》）
《茶馆》第一幕曾被曹禺誉为“古今中外剧 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王利发委曲求全，骨子里却是不服输的；他最后的 上吊也表现出气节。
秦仲义傲然耿直，他有维新救国的梦。 常四爷有点顽固，却又刚强、倔强，“我是旗人，
旗人也是中国人哪！”他的话铿锵有力。 要面子的松二爷也有着自己卑微的坚守。
姚一苇（1922—1997，江西南昌人）曾 任职于台湾银行，后在大学主讲戏剧理 论，是一位学者型剧作家。
他创作的剧目《来自凤凰镇的人》《碾 玉观音》《红鼻子》《重新开始》，可 以毫不逊色地进入中国当代优秀戏剧之 列。
《红鼻子》中神赐的出走和对失落的自 我的寻找，以及最后的祭献，将姚一苇 戏剧深层结构中的人的困境与对人的压 抑和异化相对峙的另一条线索明朗化。
“地球是颗红玛瑙，我爱怎雕就怎雕。” 刘白羽：《红玛瑙》
“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 蜜。” 杨朔：《荔枝蜜》
声音
“秦牧的散文仅仅是文化贫困状态下的产物，它们 之所以在当时受到那么大的欢迎，并非是因其文 本所蕴涵的美学力量，而是这些作品中所容纳的 大量知识或哲理满足了建国初期文化素质普遍较 低的读者迫切希望掌握知识的社会心理罢了。”
戏中戏的手法，为此剧结构上的鲜明特色。剧 中穿插了《窦娥冤》的创作、排演，戏里戏外 相映照，强化了剧作的思想表达与艺术性。
《蔡文姬》郭沫若编剧、焦菊隐导演，体现剧诗与 话剧民族化的美学追求的成功作品。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对《蔡文姬》的二度创作，赋予 剧本所包含的巨大的情感冲突和深邃情感空间，以 舞台艺术的鲜明形式。
悲喜剧形态。
A 悲剧情感的节奏。
◦ 三幕戏是人来事往中情感节奏不断下沉，整体上构成 “改良、改良，越改越凉”直到“冰凉”的发展线索， 最后又通过三位老人的自我祭奠形成一个无奈而微渺 的反弹。
B 悲剧情感的层次。
◦ 《茶馆》以“埋葬”的方式写“挽歌”，也以“埋葬” 来求取“新生”。微渺的趋上的情感和沉重的下落的 情感不断交织，后者把前者一点一点、一滴一滴地拉 下去，直至湮灭。
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写作的“燕山夜话” 专栏，以及他联合吴晗、廖沫沙共同以“吴南 星”为笔名写作的“三家村札记”专栏，还有 唐弢以“晦庵”为笔名写作的书话，都是当时 较有影响的知识性散文。
诗化”构成了60年代初散文的总体特征。除有 “三大家”之称的杨朔、刘白羽、秦牧外，吴 伯箫、曹靖华、菡子、袁鹰、碧野、何为、陈 残云、郭风、柯蓝、峻青等也都致力于散文诗 化意境的营造，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所谓“酿 造诗意的散文作家群”。
秦牧（1919—1992，广东澄海人）是“知识性”散 文的代表。思想性与知识性相交融，思想统领知识， 知识验证思想，是秦牧散文的自觉追求。
刘白羽（1916—1982，北京人）的散文充满战斗豪 情，追求诗意与政论的融合，是一种“诗化的政 论”。
杨朔（1913—1968，山东蓬莱县人 ）是“诗化”抒 情散文的代表。 三个显著特点：内容上与主流意识不偏不离 的政治抒情；形式上的“物（景）—人（事）—理” 结构或曰“入境—通幽—显志”布局；思维上的 “（遇到）动情（事）—反复思索—形成意境” 的 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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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60年代，戏剧被纳入政治体制化的组织 生产，处在日益严格的规范化过程中。
“第四种剧本” 在 1956－1957的短暂时段里， 与其他诸多文艺样式的“异动”相一致，戏剧 界也涌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干预生活的潮流。
主要有杨履方的四幕剧《布谷鸟又叫了》、岳 野的五幕剧《同甘共苦》、海默的四幕剧《洞 箫横吹》，还有赵寻的《还乡记》、鲁彦周的 《归来》、王少燕的《葡萄烂了》等。
历史剧集中出现于1960年前后，与50年代中后 期文学界“干预生活”的现实精神的受挫，是 具有深层联系的。
《关汉卿》 (1958年)，田汉戏剧创作的最高 成就，当代戏剧的经典之作。
《关汉卿》，北京人艺演出
田汉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采用“六经注我” 的办法，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关汉卿形象：主 要不作为风流才子、杂剧班头，而是一位刚正 不阿、为民请命、具有浩然正气的艺术家。
旗人出身的老舍对自己 的民族文化有着既批判又眷 恋的复杂情感。作为文人的 老舍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渗 透了的无奈中的自尊。
大戏落幕前，三 个老人又聚到裕 泰茶馆，把捡来 的纸钱撒向天空 以示自我祭奠。 这是荒诞的滑稽， 又是悲凉的困惑， 是无奈的调侃， 更是绝望的挣扎。
《茶馆》第三幕剧 照：三个老人自我 祭奠。
马森（1932—，山东齐河 人）长期任教于欧美各国 与中国台湾，在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荒 谬剧的多种影响下进行戏 剧创作。
《花与剑》是马森中富哲 理意味的剧作，花象征着 爱，剑象征着恨。父亲一 手拿花，一手执剑，象征 爱与恨和生命同在，同为 一体的两面。
2011年爱剧团演出的话剧《花与剑》
她的作品具有和谐美，作品中少见尖锐的矛盾 冲突，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关怀和热爱。
张晓风从中国文学传统中吸收了丰富的养料， 又努力借鉴西方文艺技巧。她的散文结构缜密， 技巧圆熟，想象丰富，语言精美，意境隽永， 情愫浓重。
这些作品风格清新，书写人情人性，张扬人道 主义精神，大胆突破禁区、干预生活，曾经引 起很大关注。它们突破了“工人剧本”“农民 剧本”“部队剧本”充斥剧坛的状况，因此曾 被称为“第四种剧本”。
《同甘共苦》和《洞箫横吹》 都以农业合作化为背景，前者 通过一位农民出身的领导干部 的婚姻家庭生活的聚散离合， 探索伦理道德与情感问题，后 者大胆批判官僚主义、揭露社 会阴暗。
3.“话剧民族化”的典范
《茶馆》是“话剧民族化”的典范。它的典范 性首先体现在活的“老北京”，浓浓的“北京 味儿”，地道的中国人，深沉的历史感。
它突破了西方话剧的一贯写法，也没有走上戏 曲化的传统道路，而是创造出一种独具“中国 风”与现代性的话剧形式。
其中有四个特点：
第一，“人多事繁”、散点透视的戏剧结构。 第二，“非冲突化”的戏剧思维。 第三，“开口就响”的戏剧语言。 第四，也是最核心的，饱含着悲悯和忧患之情的
（图 《霓虹灯下的哨 兵》，南京军区文工团 演出 ）
从生活小物件的譬喻再到个人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庭生活的比附， 《霓虹灯下的哨兵》完成了一场既直接又曲折 的“反修放修教育”。
这一教育过程的展开，是通过对一双花袜子的 物质要求的否定，进而全面否定物质意义上的 上海，以取得对上海的精神的胜利。
剧中预设了两个敌对的因素：物质与精神。前 者等同于城市、上海、资产阶级、香风毒雾、 “糖衣炮弹”，后者则等同于革命传统、革命 意志、革命作风。
宏大主题借以“侧面透露”的正面载体是茶馆“小社会” 中的“小人物”的生活，这一手法与当时流行的正面突 出、直截了当、高亢昂扬的颂歌显出了很大的距离。
侧面透露的独特方式，为老舍驰骋自己的艺术个性与优 势创造了广阔空间。
“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描写他们的 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 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 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 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
代表性话剧作品是《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 蒙等）和《千万不要忘记》（丛深） 。
《霓虹灯下的哨兵》表现的是与 “不拿枪的敌人”的斗争。这部 戏在当年影响很大，曾有“全国 一片‘虹’”之说。
戏剧精心塑造了一个进上海后经 不住“香风”熏染的排长陈喜的 形象：他来到上海后，被“糖衣 炮弹”击中，扔掉布袜子，改穿 花袜子 ，还嫌弃起自己的乡下老 婆。
秦牧（1919—1992，原名林 觉夫，广东澄海人）是本时 期“知识性”散文的代表。
其写作特点是“用一根思想 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
思想性与知识性相交融，思 想统领知识，知识验证思想， 是秦牧散文的自觉追求。
他较有影响的作品有《社稷 坛抒情》《潮汐和船》等。
秦牧
“用一根思想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 秦牧：《散文创作谈》
一、从“主情”到“主事”：建国初期散文新 变
二、散文的三度活跃 第一，批评时弊的杂文一度活跃起来。 第二，干预生活、揭露社会问题的特写、
报告文学创作引人注目。 第三，抒情性散文的兴起。
60年代散文在情致、格调上相对走向了舒缓与 平淡。当饱涨的激情一定程度得到缓和，“干 预”的冲动和尝试也被遏制之后，散文家们开 始比较普遍地注重文体形式的经营，形成了 “诗化”与“知识性”两种散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