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结构主义地理学

第四章结构主义地理学

本世纪中叶，人文地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封闭自守的学科，而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人文地理学本身却呈爆炸式的发展。其起点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既有观点和方法的挑战，50—60年代的实证主义和空间分析受到各种非议，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方法逐渐融入人文地理学，也给人文地理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约翰斯顿在其《哲学与人文地理学》（《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一书中，将80年代的西方人文地理学派从哲学角度归结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及其结构主义三大思想流派（R.J. Johnston,1986）。结构主义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一、结构主义地理学的发展过程

哲学上的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是一个哲学运动，是由一种结构主义方法论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思潮。它最初是以一个反人文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在人文地理学中，结构主义学派的形成较数学、逻辑学、心理学和语言学为晚(顾朝林,1995)。概述起来，结构主义地理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以下两个阶段。

（一）第一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与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一样，结构主义思想和方法论是通过其它社会科学引入到地理学中的。事实上，结构主义早在70年代之前就已经对人文地理学产生影响了，其代表人物是两位无政府主义者皮特·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埃利兹·雷克白（Elisee Reclus）（R.J. Johnston,1986）。

在70年代，随着计量地理学的衰落，地理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受到广泛的批判，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经济等状况都使人文地理学进入连续不断的多元化发展时期。在这种历史机遇中，结构主义地理学逐渐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单纯的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是非常有限。格里高力（D. Gregory）对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ss）的著作作了概要的介绍，并将之与人文地理学联系了起来，但却未继续深入下去（D. Gregory，1978）。而更出乎意料的是，社会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对文化地理学也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

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皮亚杰（J. Piaget），他注重作为结构转换（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过程的知识获取的研究。他的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中关于儿童如何学习空间几何的研究对人文地理学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发现：在人们的心理发展过程的每一阶段都与前一阶段在量上存在差异，并且在每一阶段都是新要素与已有要素合而为一，所有的要素再统一和协调起来，与“格式”（schemata）相匹配（而不是随意信息），这就是所谓的结构自律性（self—regulatory）特征。从皮亚杰的实验获得的启示是：在儿童对空间构思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四个主要阶段，但该实验并未延伸到传统地理学的研究领域（J. Piaget，1971）。高尔德（P.R. Gould）提出“虽然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直接对儿童学习空间、周围环境和几何学与拓扑学概念的方式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但他并未论及儿童所拥有的基本地理映象（Geographical images）

及他们学习这些映象的方式”。高尔德主要研究了“优先表面”（Preference surface），即对某些场所（place）的反应态度。但有另一些学者更多注重的是对地理知识（Geographical knowledge）的获取（P.R. Gould，1973）。格里高力指出：在这些研究中，包括了许多有关皮亚杰结构主义认知地图方面概念，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很少注意到结构主义的观点，仅仅集中于人们所知道的东西及其他们获得的途径，并且在这些研究中间，具有很强烈的实证主义色彩（D. Gregory，1978）。

在这一时期，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影响最大的要算结构马克思主义，它形成了人文地理学中的激进主义地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哈维（D. Harvey）（D. Harvey，1973，1982）、邦奇（W. Bunge）和卡斯特尔（M. Castell）等（R. J. Johnston,1986；M. Castell，1977，1983）。他们认为，人文地理学应首先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抨击，并于1969年在克拉克大学创刊《对立面（Antipode）》，集中发表他们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维于1971年开始撰文介绍该学派的基本观点，并在其后出版的《社会公平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书中作了系统的阐述（D. Harvey，1973）。哈维指出：形成社会问题的原因非常深刻，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出改革方案。该类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认为：人文地理学不能归纳出空间行为的普遍规律，而是要寻求确定人类行为过程的经济过程，并在特定的情形下去证明它。不能象实证主义地理学那样认为某种原因一定能够会产生某种效果，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为经济活动使人类的活动有一定的方式。至于人们选取哪一种方式则不可能从理论中直接得到，而只能在实例研究中去理解（D. Harvey，1973； R.J. Johnston,1986）。

在结构主义地理学发展的的第一阶段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哲学中的结构主义思潮对人文地理学的直接影响很大，如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学派，以及路易·阿尔图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结构主义各种思潮和体系与人文地理学的融合阶段，但每个思潮和体系所产生的影响又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至80年代中期，因为结构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和不足，结构主义地理学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甚至进入发展的低谷时期。

（二）第二发展阶段

90年代以来，进入了结构主义地理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结构主义地理学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不过一反常态，与第一阶段的结构主义学派有着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学不再直接接受来自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而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在人文地理学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有国际影响的地理学家的研究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 1998）。

这一时期，这些学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广泛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来分析问题，虽然他们同时又有可能属于不同的学派，如女权主义地理学派，后殖民主义地理学派等，但他们并不相互封闭，而是在不断的进行交流与对话。女权主义经常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社会建设中的性别的作用的重要性，用于解释人的作用及广泛的因果关系，也用于解释人们的社会和空间经历。女权主义地理学通过性别结构比例的变化来分析城市中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地域结构的变化，这在西方人文地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顾朝林,1995)。同时，结构马克思主义、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等对地理学的影响并未消失殆尽，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另外，社会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也开始对文化地理学产生影响（于洪兵，1995）。不过这一时期的结构主义地理学，不象第一阶段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那样，不再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