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分析

对外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分析［摘要］美国对外政策中一直打着道义的旗号，这在威尔逊主义诞生之后似乎形成了一种传统。

事实上，美国一直是个注重现实主义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中更多是服务于本国利益。

无论是在立国之初还是在今天，维护美国的利益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准点。

冷战期间美国的所作所为，生动诠释了美国的利益外交，而两次海湾战争，更将美国的利益外交发挥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美国；对外政策；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一直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当中既有理想主义因素，更多的是现实利益的考量。

无论是立国之初还是在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今天。

美国的对外政策究竟是重理想还是更重现实，其实非常明了。

很多网络写手总是有选择性地大谈美国在某些时段里对中国如何如何友好，却闭口不谈美国近些年来对于中国的各种伤害和打压阻挠。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就把遏制和颠覆的重点对准中国。

这个点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作为一个诞生实用主义思潮的国度，在对外政策理想的追求过程当中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身居何处，手中有何物，所为有何结果，因而现实主义更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也能在经历过长期的国际政治斗争中持续总结经验与教训的政客以及官方智囊团的谋划与演绎当中变得更为完美，进而形成一套试图解释各种冲突的理论范式。

一、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一）现实主义原则发端于美国，成熟于美国，使用得最为娴熟的也还是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大都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政治。

在对外行为层面上，现实主义学者们都倾向于把国家看作马基雅维利式的功利国家，而非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国家。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摩根索、爱德华卡尔及尼布尔。

这三位代表人物当中，其中两位即摩根索和尼布尔均来自美国。

秉持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们通过对历史上无数交往例子分析总结后认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所给予的奉献是非常有限的。

国家其实也是一个群体。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自身的多重利益，所作所为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再正常不过。

当一个国家以国家的名义行为时，必须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

现实主义理论的要点大致能够概括如下：现代国家绝绝大多数都是理性、自利的行为体。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充满着竞争和冲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社会均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时还未有联合国这类组织），更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统治权威。

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为了确保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都不得不为权力而争斗。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政治中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是权力，这种权力具体体现为支配或者控制他国的力量；地区大国或者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强大影响的国家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的权力或力量必须持续地削弱对手的实力或阻止对手力量的增长〔1〕。

简单地说，就是打击或遏制对手。

看看美国今天在中国周边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觉得很熟悉？（二）现实主义理论更受青睐相关国际关系的理论有很多学派，但是真正得到更多注重和推崇的只有现实主义学派。

其他学派如结构主义学派虽然不完全否认国家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但是这类学派的学者却更多地注重国际条约、自由贸易、多边或者双边协定对于国家行为的制约和规范，难免有本末倒置之嫌。

类似于结构主义的制度主义学派不能说在解释国际政治问题方面一无是处，但是在重大的利益面前，在事关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这些理论都被证明无助于主权争端的真正解决。

虽然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很多学者一直强调要重视道德力量、国际体系、国际组织的作用，但是在真正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美国朝野尤其是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实用主义的做法。

即对美国有利就用，对美国无利时就把这些原则扔到一边。

多年来一直流行于美国思想界和外交决策层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能够视为实用主义和福利至上原则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具体使用。

（三）理想主义外交的目的也服务于美国现实利益相比于尼布尔等学者在国际利益争端上的直白和毫不掩饰，美国一些领导人演技更高一筹。

一战期间，美国学者型总统威尔逊提出了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十四点计划”和“美国外交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将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理论系统化。

这就是之后影响世界长远的“威尔逊主义”。

作为理想主义外交原则的倡导者，威尔逊一直试图向世界证明，其领导下的外交政策是以某种高尚的道义原则为基准的〔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观望已久的美国决定向德国宣战。

美国宣战的真实目的是瓜分战争果实，抢夺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积极扩大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取得与其他发达国家在世界各地同等实行自由贸易的权利。

虽然目的并不高尚，但是当时美国统治者却能把自己装扮成天使和道义的化身。

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是这样向国会陈述的：“我们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目的。

我们不想征服，也不想要领地……我们只不过是人类正义事业的斗士之一。

”〔3〕威尔逊的这番表态与德国在一战前夕要求与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平起平坐，不再满足蔚蓝色的天空，而是同样希望拥有日光下的地盘那种赤裸裸的权力宣言要温柔得多。

真相真的是威尔逊在国会所言的那样吗？英国学者克罗卡特可不这样认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表面现象往往具有欺骗性。

美国参战的条件是精心设计的……此举有利于发展美国未来在全世界的利益……即维护中立国自由贸易的权利。

”〔4〕也就是说，美国当时还没有称霸世界的充足实力，所以美国的主要利益在于通过向各国发展自由贸易来持续壮大自己的实力和国力。

自威尔逊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一直强调要用武力之外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

武力之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思路：其一是“新制度自由主义”；其二是积极推销美国式民主。

“新制度自由主义”强调通过所谓“软实力”使美国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之结果，美式民主坚持认为世界和平有赖于民主的传播。

无论其名称和形式如何，它们都是威尔逊主义的理论衍生物。

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谋求、保障和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地位〔5〕。

（四）道德主义学派所提倡的软实力需要硬实力作为支撑自由主义者推崇的以自由民主等美国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软实力”，不但是以现实主义者强调的经济与军事等硬实力为保障的，更是为强化其硬实力服务的。

“软实力”概念的创造者约瑟夫奈把“软实力”称作“权力的第二张面孔”，也就不足为奇。

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主要包括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其外交政策〔6〕。

事实上，美国所推崇的软实力，并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够拿来使用的，当一个国家硬实力无足轻重时，软实力根本无从谈起。

20世纪美国产生了以追求权力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和强调价值及国际规则的自由主义流派，虽然侧重点不一，但指向的都是维护美国的利益。

如果把它当作一枚硬币，则不过是美国现实利益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从美国历史来分析，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当美国光有经济实力而无军事实力时，美国更增强调道义的力量；而当美国拥有充足的军事力量时，道义力量仅仅一种手段，一旦道义手段真的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军事力量必定会替代它的位置。

二、现实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一）米尔斯海默等学者把现实主义理论进一步发扬光大与威尔逊等人不同，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既是对于之前现实主义理论学派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他对美国实力的自信。

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米尔斯海默比之前的美国其他学者更为直接，认为美国就应该直接遏制中国和打压中国。

正因为米尔斯海默主张与中国打交道时应该针锋相对，所以他对自己国家——美国经常拿道德标尺对别国事务指手画脚也就不以为然。

米尔斯海默指出，虽然美国习惯于把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并宣称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标所驱使，不过在实际行为中，美国一直按照现实主义原则来行事。

米尔斯海默作为一个耿直的学者，直接揭开了美国政客外交政策中虚伪的画皮。

两次海湾战争更是彻底砸碎了美国虚伪的道德主义面罩。

米尔斯海默等人对于美国政府在决定对他国是否采取有效的威胁行动时把与相关道德动机的彻底否定，在白宫及反对米尔斯海默观点的学者看来似乎显得有些过于偏执，因为米尔斯海默等人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理想主义目标纯粹当成权力角逐的幌子加以解释。

米氏的这种分析方法一方面把复杂的国际问题简单化，另一方面也有把国家利益绝对化的不足，甚至完全否认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当中所高举道德旗帜的正当性和感召力。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米尔斯海默等人对现实主义原则主导美国外交实践的基本判断，大体上还是成立的。

（二）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还体现为借力打力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指出，一个大国在面对另一个实力持续膨胀的国家时，第一反应不是寻求建立针对该国的均势同盟，而是倾向于采取推卸责任的政策。

即把遏制实力持续膨胀的国家的责任推卸给他国，让他国充当责任承担者，自己则坐山观虎斗，冷眼旁观。

之所以选择这种手段，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大国能够通过推卸责任的方法用最小的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安全，而且能够使自己置身事外，不必动摇国家发展的根本战略方针。

其次，因为责任承担者担负了遏制的主要任务，二者彼此对抗，必然导致双方实力的削弱和下降。

而推卸责任者则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再次，即使责任承担者无法单独遏制实力持续膨胀的国家，也能为推卸责任者赢得准备的时间。

这种做法在冷战期间具体表现为打代理人战争。

而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也充分调动了中国周边国家的力量，避免自己首先冲到对抗的第一线。

美国一直是玩弄这个战略的高手。

（三）美国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作派的另一表现在于“好汉不吃眼前亏”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不可能四处树敌，所以美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并不是逮谁咬谁。

对于一些力量较强的“邪恶”政权和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争端与冲突以及美国的盟国，美国既不以人权卫士自居，也不轻易在它们面前炫耀武力。

如面对朝鲜半岛的多次危机，美国就表现得十分克制；对于非洲索马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局动荡表现得十分冷漠；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基于石油利益而结成的盟友，即使这些盟友在政治改革上从未迈步，有些甚至仍在沿用古老的君主制，美国也能熟视无睹。

20世纪末当塞尔维亚政权虚弱时，美国才以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对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冲突实行干预，而对俄罗斯又是另外一种态度。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普京上台之后俄国政权在车臣犯下了类似的暴行，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表示过多的关切，更没有武力干涉。

美国对于索马里长期的冲突也能做到泰然处之，对于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推动民主更是毫无兴趣。

（四）美国的这种双面外交除了前述众多的学者及政客提供理论支撑外，还有美国历史文化传承的因子自从美国踏上国际政治舞台时，道德与实力一直并行不悖。

英国现实主义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美国对外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言行不一现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

换言之，美国人在外交事务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口是心非与英国传统一脉相承。

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我们知道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到达北美的就是英国人。

美洲虽然是西班牙最早发现的，但在北美大地深耕并实行有效管控的却是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