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复习)[1][1]

一、魏晋风度的性质：

魏晋风度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它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首先，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放达出格，有悖常理。

再次，清静无为，不务世事，洒脱倜傥，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再次，多独立特行，强烈的主体意识，又颇喜雅集，“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

最后，自我的发现与肯定，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

具体表现形式：饮酒、服药、两性解放、放情山水、喜欢清谈、文学生活、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

参考阅读：

服药

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

放情山水

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

喜欢清谈

魏晋人喜欢清谈，。《世说新语》记载着当时的名士清谈，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清谈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

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

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托。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王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的诗作，其中充斥着借赏会山水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与西晋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

期”的主调如出一辙。

二、对于魏晋文化的“自觉”方面的理解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人们谈到魏晋文化，常用的一个表示变化的动词是“自觉”。

以文学为例：

如：两汉以前，文学一直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劝善惩恶的道德教化工具，纯文学根本不受重视。而魏晋时期“文的自觉”具体表现：思想开放，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由此而带来的主体价值的确立，乃是魏晋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源。

从文学创作上看，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其作品有着强烈的抒情倾向。

建安文学自有一股慷慨悲凉之气，不过，他们写诗、写赋，甚至如书信、章表等诸应用文体，也带上了浓重的感情色彩。文学，不再服务于道德教化，而是纯系内心情感的抒发表达。

此外，建安文学还表现出华美之倾向，追求体现于作品的辞采、对偶与声律等方面。

正始时期，玄风大扇，受其熏染，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品常常表现老、庄之人生境界，呈现出哲理化倾向。

东晋偏安于江南，政局相对稳定，此地多名山胜水，客观上促进了士人们的山水审美，更加上玄佛合流，诸方面的合力，使士人的审美趣味趋于宁静与优雅，他们更多转向内心，追求着潇洒脱俗的风神。

魏晋时期，文学摆脱了道德教化的附庸，具有了非功利性、个体性的特征，成为士人表达内心情感、抒发胸中意气的重要介质，它更成为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衡量士人文化修养的尺度之一

（还可以从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来理解）

三、雅量——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在不同的时代对人物的品评用语会有所不同，有的用语代表了一个时代中人们最为崇尚的品格，尤其能够体现时代的文化特征。魏晋时期这样的用语就是“雅量”。

当然，在一般的意义上，心胸宽广在以前的时代中也被视为具有良好修养的表现。但魏晋时代所说的“雅量”不仅内涵要丰富得多，而且它在人们生活中所表示的价值也重要得多。它最简单的意义当然是心胸宽广、豁达大度，但很多情况下，“雅量’’是和士族的高贵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它追求生命内涵的广度和人格的稳定性，要求在任何情况下

也不为外力(无论成与败、荣与辱)所动摇；这说到底就是希望由自己塑造自己、自己决定自己。正是后一种意义上，可以说“雅量”是魏晋时代士人的理想人格。

一、雅量的核心内涵——人格的稳定性

嵇康临死弹琴展现了一个优美的姿态，它表达了对世间的邪恶与强暴的蔑视，和对人格完美的追求。人不能因为危险而变得丑陋，因为这将损坏他从来对自己的期待，并令施害者窃喜。这种为了维护人格尊严而特意显示的姿态，具有贵族阶级所崇尚的优雅从容。诚然，贵族文化有时带有做作和程式化的意味，但这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追求人生高贵和美丽的心情，当有强烈的情感在内时，即使只是追求一种姿态，也会让人感动。对嵇康之死，后人写下了许多悼念的文字，最美的是其旧友向秀的《思旧赋》：“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在说到反映“雅量”的具体事迹时，我们首先引嵇康之死的故事，并以夏侯玄之死相映照，原因就在这种故事最能显示其核心的内涵——人格的稳定性。人在世间漂泊，生命无根却有八面来风，只有坚守对自我的期许，才能证明生命确然是高贵的。而死亡的威胁最易使人慌乱失措，在死亡的阴影下，仍然能保持镇定从容，这就是最大的“雅量”。

二 、脱略荣辱，善于忍耐

“雅量”的又一种重要表现，是遭遇他人轻辱时淡然处之，不兴计较。这好像与前面强调的雅量表现着士族的高贵意识之说相矛盾，其实不然。轻辱常常来自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欲兴计较，便是自居于与之对等的一方，这就有自我贬损的危险；轻辱又常常起于琐碎的原因，欲兴计较，便是使自己陷于琐碎，这同样是自我贬损；轻辱也有可能缘于无意的误会，欲兴计较，便显出了自己的浮躁，这依然是自我贬损。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对轻辱的漠然就是最好的回应。心胸宽广、人格稳定之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定不赖于他人的看法，因而能够站在轻辱所不能触及的位置上，它当然是对自我的高贵意识的维护。

《老子》中说“宠辱皆惊”，“得之亦惊，失之亦惊”，是人生大害。既然雅量的根本在于超脱尘俗的胸怀和人格的稳定性，那么它就不仅表现为以淡然的态度对待轻辱，而且也表现为以淡然的态度对待尊荣(“宠”之古义为尊荣)和成功。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的表现。

谢安在《世说新语》中形象最为凸显，描写他的故事有一百多则，而从“雅量”来看，他更是典范式的人物。他经历过重大的危机，也获取了超凡的成功。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始终不会表现出忧虑、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