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这部经典社会学著作所着手要探索的问题是“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本书以十四章的篇幅，用较为分散的形式分析了作为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的诸多特征。

阅读与思考《乡土中国》中的诸多概念与理论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能够对中国的乡土社会有初步了解的同时，为我们分析这一处在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传统社会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所要面对的诸多困境时提供重要的启示。

本书包含有两个立脚点或说论述切口——对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书中所提及的“农村社会工作者”）的批判；以西方社会为参照对象，将中国的乡土社会与之进行多方对比。

前者这一论述切口的选择体现出费孝通作为学者在面对如何应对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时所持的立场，后者体现出费孝通在比照现代西方学界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象、问题的看法时，突出分析与把握中国的传统社会的独特现象与独特问题，重在为读者揭示“与社会制度变革相匹配的社会道德”——抓住中国的传统的乡土社会赖以成立与稳固的各个层面的基础因素，也即把握住中国的乡土社会的历史与本质，就是阅读本书的核心目的。但因为水平限制，我仅选取比较浅显的切口来切入阅读。

《乡土中国》中提炼有许多用以刻画乡土中国的概念。诸如“礼俗社会”，“差序格局”，“无讼”，“小家族”等等。在此我选取我最感兴趣的论及社会权力的两个重要概念——教化权力与长老统治进行简单分析。

在《无为政治》中，费孝通分析了两类“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横暴权力可以联系马克思的阶级与国家的理论来理解，这种权力是冲突过程的持续、冲突的新的阶段，是一种临时的平衡，一种压迫性质的手段；当阶级对立不存在时，这种权力也会随之消失。同意权力则立足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与发展，人与人之间会存有权利与义务的“干涉”，而维护人们彼此之间稳定的关系要赖于人们共同授予的权力的管辖，“这种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当然，两种权力并非泾渭分明地割裂，而是在人类社会中混杂相处。

但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情况就很有些不同：“横暴权力有着这个经济的基础，于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把乡土社会中人民切身的公事让给了同意

权力去活动了。可是同意权力却有着一套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意权力必须伴随着分工体系的发展，而分工在自足性极强的小农社会中并不发达——总之，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都不能完全用以形容乡土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存在于这一社会中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也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也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是说爸爸式的，英文里是Paternalism。”

何以中国底层乡土社会中会形成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呢？追溯教化性权力的根基，则在文化。

首先就是文化本身独具的特点：文化性的事物的表征是不带强制性而为社会所普遍接受。文化具有强大的浸润性，其作用的发挥是潜移默化的。虽然对于社会的新生成员来说，文化是不依他选择的，是在他之先就源远流长的，因此可说文化对他而言是具有强制性的，但却算不上具有横暴性质，而是确切来说变成了一种教化过程。——因此这里我认为，如果说一个社会的权力在很强的意义上建构在文化上、其作用的发挥也格外强调文化的作用的话，大概就要被称为教化权力了。

此外，除去所有文化都具有潜移默化性这个共性来说，作为根基的这种文化还必须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文化极其稳定的社会中，“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而乡土社会就是靠近这个标准的一种社会，社会中将发生的都已发生过，总有一种传统的方法可以拿来参照。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凡年长于我者都可以成为我的导师，因为一切人遇到的问题都已有人经历过，这样一来，每一个年长者便都被自然地赋予了强制年幼人的教化权力——因此长幼原则备受重视，而长幼原则的重要表现了教化权力的重要。相应的，由教化权力引生出的便是异于民主与专制的、独具特点的“长老统治”。

中国传统的文化本身，尤其是主流且作用最大的儒家文化中有许多反映这种统治模式的观点，社会生活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什么样的道德和价值受到推崇——这一社会出于自我维护而需要推崇这些价值。

费孝通写道：“为政不在多言”、“无为而治”都是描写政治活动的单纯。……人们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儒家很有意思想形成一个建筑在教化权力上的王者；他们从没有热心于横暴权力所维持的秩序。

我们说儒家学说对传统中国社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而其自身也本来就是这种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的产物——稳固的、自足性极强的、具有循环性封闭性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乡土社会的稳定，在此之上建立的文化也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一切问题都可去查文化的“生活谱”；如前所述，长幼之别因此催生了教化权力，孝与悌的道德因此都具有重要价值；相应的，长老统治成为可能。

实际上，我认为儒家学说虽然是强调维护等级秩序、主要面向统治层并致力于培养经世致用的统治人才的学说，它的根基仍是植于乡土社会中自然而成的长老统治中的。

统治层也即管理层。探求有效的组织管理的方法就需要对人的需要加以引导与改造。这一观点受到的是马斯洛的启示，马斯洛心理学的“需要层次论”提出了人对发展的需要，并视这种发展为人类积极进取的动力。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原则可说是对此也有所体现，前面说到稳定的文化使得教化权力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使得一种独特的长老统治成为可能——这里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因素对社会中的人的需要产生了影响：“人可以从文化传统中直接进入更高级的需要”。

这种更高级的需要是社会中的人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但在中国传统社会，这种需要实际上是局限在一个阶层中的，也就是儒家所要致力培养的士大夫管理阶层。我们说管理学的人性假设中有一种就是“道德人”假设，“这一人性假设……认为处于高等级的人可以通过道德感召、使命教育、理想引导等方法，使其具备高尚的理想情操，克服物质诱惑，成为管理系统中的稳定力量……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的基本规定即建立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士大夫阶层的志向取向大抵确实如此，如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复使民风淳”，等等，都志在使底层民众接受教化。而士大夫这种以教化民众为己任，从而匡正天下的志向所立足的价值取向，实则正是从乡土社会本身的统治模式和推崇的价值升华而来，并被塑造的更加成熟完备，且反过来施加影响于乡土社会本身。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