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法治发展史

法制三十屏

总前言

中华法制文化源远流长。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出现了远古人类社会“法”的萌芽。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建立，中华法制史化开始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亘古往今，风云激荡，王朝更迭，屡废屡兴，历经数千年岁月洗礼，古代先驱圣贤们创立的法制思想和司法理念的精髓，亦然值得汲取和借鉴。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的法制文化，汲取外国法律文化的精髓，对于推进我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法制理念

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以人为本，明德慎刑；权利等差，义务本位；法尚公平，重刑轻民；恭行天理，执法厚情；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家族本位，伦理法治；以法治官，明职课责；纵向比较，因时定制；统一释法，律学独秀；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立法修律，判例为补；书法定罪，类推裁断；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二)中国法制思想的起源

一、法的起源

当原始阶段的风俗习惯靠国家强制力实施，而且体现的意志为国家意志时，这种风俗习惯即成为法

二、中国法起源的特点

1. 血缘关系的纽带随着国家的建立更加强韧

2. 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威随国家的建立得以加强

3. 刑起于兵：

（1）首先用来惩罚战俘；

（2）用于惩罚本部族内的士兵；

（3）军事长官兼理司法；

（4）战争本身就是惩罚。

4. 法出于礼：

（1）礼是一种仪式，礼起源于祭祀；

（2）礼是一种精神，在古代指宗法伦理；

（3）礼是一种规范，礼是维护社会政治秩序，

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差别性的规范。

三、中国法起源对后世的影响：

1. 由于血缘关系纽带的加强，使家法、族法在中国古代法体系中成为法定一个重要形式、渊源；

2. 亲亲、尊尊成为法的重要精神，在中国古代法制中，皇权至上成为重要特点之一；

3. 中华法系以刑法为主；

4. 礼法结合，即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

(三) 夏、商、西周的法律制度

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先民遵从的主要是习惯法。夏代的法律总称“禹刑”，商代的法律总称“汤刑”，西周的立法包括制“礼”和作“刑”两个方面，“九刑”是西周刑律的统称，其中最重要的是赎刑性质的《吕刑》。夏、商、西周时期立法的主要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法律是不公开、不成文的。

夏朝实行“天命、全罚”制度，商代有“神判”制度，西周强调贯彻“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以及“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后世的法

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皋陶造狱的文字记载

古籍文献有关皋陶造狱的记载有许多，《急就章》：皋陶造狱法律存；《广韵》：狱，皋陶所造；《唐律疏义》：皋陶造狱。中国古代监狱中都恭奉皋陶的画像。上图为山西洪洞县志关于皋陶造狱。

商代文字所见刑罚青

《左传》说“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晋书》记载：“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商代刑罚制度有进一步发展，《荀子·正名》称：“刑名从商。”可见商代刑名对后世影响之大。据文献记载，当时常用的刑名主要有墨、劓、剕（刖）、宫、大辟五种，并已得到殷墟甲骨文的印证。五行之外，还有许多酷刑，如孥戮、劓殄、炮烙、剖心、脯等。可见其刑罚有较大的随意性。

炮烙之法

南纣王荒淫无道，“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并作“炮烙之法”：用青铜制成空心铜柱，蹭燃烧木炭，将铜柱烧红，对敢于议论他是非之人，即绑在铜柱上活活烧死，或命之行走于铜柱之上，因烤烫而落于火炉烧死。纣王的凶残暴虐，加速了商朝的灭亡。

大孟鼎：明德慎罚

大孟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为周康王23年贵族盂铸的祭器，与之前成王时期铸的铜器班簋、师旅鼎，均记载了“明德慎罚”的法制思想。大盂鼎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记述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1700余名奴隶之事，其中

内容进一步强调“敏谏罚讼”主张。意思是决讼断狱要规定期限，不得滞留，以防滥狱、滞狱，为研究本周奴隶制度、法律制度的重要史料。该鼎传流至今历经数千年，过中曲折，令人慨叹。

吕候制刑——训匜

西周中期周穆王命司寇吕候制刑，他废止严酷的旧法，以“明德慎罚”为原则，“作修刑辟”。史传《吕刑》有“墨、劓、剕（刖）、宫、大辟”五刑，共三千条。原本今文《尚书》中现存《吕刑》一篇。其中记载着触犯刑法的人可以上交一定财物而免除一定的刑罚。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一件西周中晚期青铜器---训匜，在其上铭文157字，记述了周王重臣伯阳父依据当时的刑法处理了一件案子，因诬告上级训，一位任牧牛的小官被判处鞭打1000、黥面、免职，也可按照当朝法典交金（铜）300鑀鞭打500处理。训最后收到了金制作了这件青铜器。

法律事件：

武吉本是樵夫，姜子牙钓于磻溪，二人相遇认识了在胃水旁钓鱼的姜太公（子牙），见子牙用直钩钓鱼大笑，子牙看武吉气息断曰：“今日入城打死人”。武吉怒别，担柴入城，误触王相致死，文王画地为牢，武吉后被暂释，照顾老母至秋后正法，老母令其找姜子牙求救，太公收其为徒，授兵法，又令其挖坑施咒破解先天数。秋后不见武吉伏刑，文王演先天数，以为武吉已畏罪自杀，后文王碰见武吉，武吉引文王见姜太公，受封武德将军，师徒二人为文王效力。

（四）春秋、战国的法律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国通过破处西周在宗法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变革举措，使得以成文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体制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来。

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著“竹刑”、晋国“铸刑鼎”、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等，都是这个时期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中国古代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术流派——儒家和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这一时期内成熟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

管仲：以法治国

管夷吾，字仲，人称管仲。曾做过三次小官都被辞退。齐桓公执政后，拜管仲为相。管仲立号令，定刑罚，竭尽全力，帮助齐桓公治国安邦，使齐国由乱到治，民心整齐，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管仲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管仲死后，出现了一部名为“管子”的书，内容复杂，其中很多体现法家治国思想的内容，但并非管仲一人之言。

李悝：成文法典之鼻祖

李悝，魏国人，相传是儒门弟子子夏的弟子。《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它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宗旨，成为后世历代刑事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法经》共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分立篇目，初步创立了成文法典的篇章体例结构，对后世的法典编纂与立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