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类型学

考古类型学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理论的基木内容之一。主要用来研究遗迹和遗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从而结合地层学判断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精神活动等。大量用于研究陶器、瓷器等使用周期短、变化较明显的器物。考古类型学是对收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研究和方法论。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又称标型学或者器物形态学。通过对考古遗存形态的排比来探求其变化规律，逻辑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凡事具有一定的形态并且延续了一定时间的考古遗存，都可以进行类型学研究。

类型学局限性

第一，只能确定出现早晚的逻辑序列，不能判定每式具体存在的年代。器物新旧形态，总是存在着一定并存时间，甚至有的旧形态比新形态存在的时间还长。发掘所得的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是代表了遗物被埋藏的时间先后，因此，也会出现新旧形态共存现象，甚至出现前后颠倒的现象，要判定具体存在年代，应采用多方法、多视角、多参照系的综合研究。

第二，只能确定相对早晚，不能确定每式之间的时间间隔长短。

第三，只能对一部分遗迹、遗物或遗存群进行排序，特异形态、突变器物形态都不能用类型学方法研究。

第四，类型学分析属于不完全归纳法，排出的序列和总结出的规律都有一定的假定成份，随着新资料的积累，需要作补充或修改；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完全不反映实际情况，需要在资料增加后重新排队。

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把“类型学研究”与“分类研究”、“器物形态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类型学研究只是分类研究中的一种，而分类研究又是形态研究中的一种。

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的一般步骤

物品的形态变化，虽然有一定的顺序，但当刚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个顺序是以错乱的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怎样才能从这种形态中找出头绪、整理出顺序呢?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按下列几个步骤来进行工作。

1．确定物品的共存关系

通过严格的田野发掘而得到准确的层位关系，是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因为：第一，知道了一群或若干群物品的共存关系；第二，知道了某群物品和另外一些成群物品在层位关系上的差别。

这两种情况，特别是第一种情况，是进行类型学工作的基础。在田野考古学发生以前得到的古器物，失掉了共存关系，一般讲，只能依靠器物上的铭文来确定其年代；顶多是当某种器物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对它的形态变化过程多少可以进行一点研究，但因缺乏相互检验、相互启发的机会，得到的认识一定是相当片面的。

对孤立的物品还是对成群物品进行形态学的比较研究，情况会有质的不同。各种物品如果只是单个见到，要判断形态的早晚差别，因无法在若干物品的共存关系中得到互证，总是难以肯定下来。如果得到的是若干群、若干组的物品，看到A种形态的物品总是和B 种形态的物品共存，而C种总是和D种共存，就知A与B同时，C与D同时。如果出A、B种物品的地层压在出C、D种物品的地层的下面，就知道A、B早于C，D。有了这种材料，自然易于认识到各种物品的形态变化关系。共存物品的群体越大，各种物品的共存关系越清楚，判断各种物品形态发展顺序的准确性就越高。

但必须注意到，确定各种物品的共存关系，不应该只根据偶然见到的孤例。当年蒙德留斯曾讲，各种物品的共存关系重复出现30次以上，这种共存关系才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蒙氏规定的30次，当然是为了强调重复出现的重要性而说了一个保险数字。据我国已有的经验，一般并不需要这么多，从积累了上千个单位的经过整理的考古学遗存的资料

来看，真正共存和偶然出在一起的比例，大致不会超过10：1。所以如果没有见到相反的例子，重复出现四五次以上，其共存关系的确定性已经是相当大的了。

所以要强调这种重复出现的次数，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有的东西会异常地使用多年；有的时候晚期遗存中，又会故意放入偶然得到的早期物品。例如陕西华县有的西汉晚期墓中就在死者头旁随葬了仰韶石斧，湖南衡阳的东汉墓中曾出商周之际的铜爵等器，朝鲜平壤附近属东汉时期的王光墓又出西汉晚期四川制造的漆器，洛阳的一座西晋墓中还出了一套战国的陶鼎、盖豆、壶。像这些仰韶石斧、战国陶明器，显然是筑墓时偶然挖到早期物品而临时决定放入的；商周之际的铜器大概是故意随葬墓主收藏的古董；西汉漆器则应是墓主家庭使用多年的旧物。因为这些原因而造成的晚期单位出早期物品的现象，显然不会是极难遇到的；至于在有多层堆积的遗址中，因晚期单位形成时经常要扰动早期堆积，从而出现早期东西的情况，就更为多见。遇到这种现象，只要考虑到最后确定共存关系还必须注意重复出现次数这个条件，冒失的判断就不容易发生。

确定共存物品后，还必须注意到，发掘时得到的共存关系，特别是在遗址中得到的，并不能准确说明各种物品产生时间的共同性，而只是说明了抛弃时间的大致共同性。区别不区别制造时间和使用时间、抛弃时间的差别，在通常的研究中，好像关系不大，但对了解某些珍贵或耐用物品同大量普通的、易损物品之间生产时间上的真正共同性，就有相当意义。今天，对某些文化的器物形态研究已到相当细致的程度，这就愈是要求把这种差别搞清楚。

对确定各种物品使用时间(尤其是制作时间)的共同性来说，不同性质的共存单位所表现的这种共同性，其程度是有差别的。一般讲：

突然废弃的作坊的堆积，包括制作场地和附近堆积废品的窖穴和地层，这种共同性最强；

一个墓葬中的成组随葬品，这种共同性也很强；

一座突然废弃(如烧毁、倒塌)的房子内留存的成批器物共同性也同上一种差不多；

一个灰坑(窖穴)废弃后堆积进去的东西，彼此相距的时间，大多数不会太远，共同性也比较强；

一个地层内的共存物品，其共同性就可能有较大距离。这不是指晚期地层中混杂早期遗物而言(灰坑中也有这种情况，不过比例要小得多)，而是因为一个地层形成的时间，往往会比较长；有些地层的形成时间，甚至会很长很长。

所以，对各种发掘品进行的类型学分析，在成批墓葬的材料中，比较容易看出其演化顺序，期别也可以划得较细；其次是灰坑，再次是地层。突然废弃的作坊堆积，由于废品的时代比较集中，必须对多个地点进行发掘，才能比较其制品的变化情况。突然废弃的小房子，包含物的时代，一般是比较单纯的，同建筑物形成时间的距离也是比较接近的。大建筑物的情况，就会很不一样。巨大的宫殿或贵族用房，使用的时间通常会比较长，达到百年以上的，并不罕见。这样，建筑物使用时间抛弃在附近的物品，如果有一些凹沟、窑穴，会形成很多层次；如扶风召陈3号房址东边的大灰沟。遗弃在建筑物内或旁边的当时地面上的东西，同建筑物的形成时间，可能会有很大距离；比如岐山凤雏的甲组基址，木柱的14C 测定年代可达周初，而建筑物烧毁时遗留在地面上的陶器，有的迟到西周中期或晚期。正是因为不同的遗存有上述差别，在整理遗址出土物时，如果是寻找其变化过程，一般是先挑选灰坑及小房子的出土物作为重要的共存物品组合，进行比较。这样就比较容易看出若干物品的变化顺序。

2．归纳共存器物的组别

一个发掘地点，如果经过多年工作，得到的有一定共存器物的单位，数量往往很大。要把每一个单位逐个同其他单位比较，工作量会大得难以承担。这就应当先归纳各单位的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