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类型学

考古类型学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理论的基木内容之一。

主要用来研究遗迹和遗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从而结合地层学判断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精神活动等。

大量用于研究陶器、瓷器等使用周期短、变化较明显的器物。

考古类型学是对收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研究和方法论。

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又称标型学或者器物形态学。

通过对考古遗存形态的排比来探求其变化规律，逻辑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凡事具有一定的形态并且延续了一定时间的考古遗存，都可以进行类型学研究。

类型学局限性第一，只能确定出现早晚的逻辑序列，不能判定每式具体存在的年代。

器物新旧形态，总是存在着一定并存时间，甚至有的旧形态比新形态存在的时间还长。

发掘所得的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是代表了遗物被埋藏的时间先后，因此，也会出现新旧形态共存现象，甚至出现前后颠倒的现象，要判定具体存在年代，应采用多方法、多视角、多参照系的综合研究。

第二，只能确定相对早晚，不能确定每式之间的时间间隔长短。

第三，只能对一部分遗迹、遗物或遗存群进行排序，特异形态、突变器物形态都不能用类型学方法研究。

第四，类型学分析属于不完全归纳法，排出的序列和总结出的规律都有一定的假定成份，随着新资料的积累，需要作补充或修改；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完全不反映实际情况，需要在资料增加后重新排队。

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把“类型学研究”与“分类研究”、“器物形态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

类型学研究只是分类研究中的一种，而分类研究又是形态研究中的一种。

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的一般步骤物品的形态变化，虽然有一定的顺序，但当刚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个顺序是以错乱的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怎样才能从这种形态中找出头绪、整理出顺序呢?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按下列几个步骤来进行工作。

1．确定物品的共存关系通过严格的田野发掘而得到准确的层位关系，是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

因为：第一，知道了一群或若干群物品的共存关系；第二，知道了某群物品和另外一些成群物品在层位关系上的差别。

这两种情况，特别是第一种情况，是进行类型学工作的基础。

在田野考古学发生以前得到的古器物，失掉了共存关系，一般讲，只能依靠器物上的铭文来确定其年代；顶多是当某种器物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对它的形态变化过程多少可以进行一点研究，但因缺乏相互检验、相互启发的机会，得到的认识一定是相当片面的。

对孤立的物品还是对成群物品进行形态学的比较研究，情况会有质的不同。

各种物品如果只是单个见到，要判断形态的早晚差别，因无法在若干物品的共存关系中得到互证，总是难以肯定下来。

如果得到的是若干群、若干组的物品，看到A种形态的物品总是和B 种形态的物品共存，而C种总是和D种共存，就知A与B同时，C与D同时。

如果出A、B种物品的地层压在出C、D种物品的地层的下面，就知道A、B早于C，D。

有了这种材料，自然易于认识到各种物品的形态变化关系。

共存物品的群体越大，各种物品的共存关系越清楚，判断各种物品形态发展顺序的准确性就越高。

但必须注意到，确定各种物品的共存关系，不应该只根据偶然见到的孤例。

当年蒙德留斯曾讲，各种物品的共存关系重复出现30次以上，这种共存关系才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蒙氏规定的30次，当然是为了强调重复出现的重要性而说了一个保险数字。

据我国已有的经验，一般并不需要这么多，从积累了上千个单位的经过整理的考古学遗存的资料来看，真正共存和偶然出在一起的比例，大致不会超过10：1。

所以如果没有见到相反的例子，重复出现四五次以上，其共存关系的确定性已经是相当大的了。

所以要强调这种重复出现的次数，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有的东西会异常地使用多年；有的时候晚期遗存中，又会故意放入偶然得到的早期物品。

例如陕西华县有的西汉晚期墓中就在死者头旁随葬了仰韶石斧，湖南衡阳的东汉墓中曾出商周之际的铜爵等器，朝鲜平壤附近属东汉时期的王光墓又出西汉晚期四川制造的漆器，洛阳的一座西晋墓中还出了一套战国的陶鼎、盖豆、壶。

像这些仰韶石斧、战国陶明器，显然是筑墓时偶然挖到早期物品而临时决定放入的；商周之际的铜器大概是故意随葬墓主收藏的古董；西汉漆器则应是墓主家庭使用多年的旧物。

因为这些原因而造成的晚期单位出早期物品的现象，显然不会是极难遇到的；至于在有多层堆积的遗址中，因晚期单位形成时经常要扰动早期堆积，从而出现早期东西的情况，就更为多见。

遇到这种现象，只要考虑到最后确定共存关系还必须注意重复出现次数这个条件，冒失的判断就不容易发生。

确定共存物品后，还必须注意到，发掘时得到的共存关系，特别是在遗址中得到的，并不能准确说明各种物品产生时间的共同性，而只是说明了抛弃时间的大致共同性。

区别不区别制造时间和使用时间、抛弃时间的差别，在通常的研究中，好像关系不大，但对了解某些珍贵或耐用物品同大量普通的、易损物品之间生产时间上的真正共同性，就有相当意义。

今天，对某些文化的器物形态研究已到相当细致的程度，这就愈是要求把这种差别搞清楚。

对确定各种物品使用时间(尤其是制作时间)的共同性来说，不同性质的共存单位所表现的这种共同性，其程度是有差别的。

一般讲：突然废弃的作坊的堆积，包括制作场地和附近堆积废品的窖穴和地层，这种共同性最强；一个墓葬中的成组随葬品，这种共同性也很强；一座突然废弃(如烧毁、倒塌)的房子内留存的成批器物共同性也同上一种差不多；一个灰坑(窖穴)废弃后堆积进去的东西，彼此相距的时间，大多数不会太远，共同性也比较强；一个地层内的共存物品，其共同性就可能有较大距离。

这不是指晚期地层中混杂早期遗物而言(灰坑中也有这种情况，不过比例要小得多)，而是因为一个地层形成的时间，往往会比较长；有些地层的形成时间，甚至会很长很长。

所以，对各种发掘品进行的类型学分析，在成批墓葬的材料中，比较容易看出其演化顺序，期别也可以划得较细；其次是灰坑，再次是地层。

突然废弃的作坊堆积，由于废品的时代比较集中，必须对多个地点进行发掘，才能比较其制品的变化情况。

突然废弃的小房子，包含物的时代，一般是比较单纯的，同建筑物形成时间的距离也是比较接近的。

大建筑物的情况，就会很不一样。

巨大的宫殿或贵族用房，使用的时间通常会比较长，达到百年以上的，并不罕见。

这样，建筑物使用时间抛弃在附近的物品，如果有一些凹沟、窑穴，会形成很多层次；如扶风召陈3号房址东边的大灰沟。

遗弃在建筑物内或旁边的当时地面上的东西，同建筑物的形成时间，可能会有很大距离；比如岐山凤雏的甲组基址，木柱的14C 测定年代可达周初，而建筑物烧毁时遗留在地面上的陶器，有的迟到西周中期或晚期。

正是因为不同的遗存有上述差别，在整理遗址出土物时，如果是寻找其变化过程，一般是先挑选灰坑及小房子的出土物作为重要的共存物品组合，进行比较。

这样就比较容易看出若干物品的变化顺序。

2．归纳共存器物的组别一个发掘地点，如果经过多年工作，得到的有一定共存器物的单位，数量往往很大。

要把每一个单位逐个同其他单位比较，工作量会大得难以承担。

这就应当先归纳各单位的组别。

每个单位的具体内涵，自然各有差别，但总是可以归纳成若干组别。

这种归纳，首先要考虑器别上的共同性，其次要考虑各器别形态上的共同性。

也就是先根据器别组合上的共同性，把全部单位分为若干大组；每个大组之内，再根据同类物品形态上的共同性，分为若干小组。

有了这个归纳，就可以把原来是数量很大的单位数，合并成小得多的组别数。

在这种排比早晚顺序的工作中，比较的数量越小，当然头绪就容易清楚，工作比较容易着手和比较容易得到结果。

3．按层次关系初分各组别的早晚出土物形态演化的顺序，由于存在着制作时间和埋入时间的距离，也由于新、旧形态可能存在的交错现象，同其层位关系，可能发生出入；但从总体情况来说，物品的演化顺序同其层位关系，基本是会一致的。

因此，先从已归纳出的各组别所属层位关系出发，观察各种遗物形态变化的趋向，就很容易得到启示，能较快找到比较许多物品形态差别的关节点。

当然，在比较形态差别的整个排队过程中，最初的考虑后来总是会发生一些反复和调整的，但先做这一步工作，可以避免开始时不知从何下手的处境，加快进程。

4．确定器别和选择典型器物每个有出土物的单位，基本上都包括了一批器别；如果统观全部单位，包含的器别当然更多。

由于寻找器物形态变化过程的工作，只能是在同一种器别内进行，正确区分器别，就是研究器物形态变化规律的首要基础。

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在于把用途完全一样的东西，定为同一器名；用途不一样的，则分为不同的器名。

但器物本身是不会说话的，怎样才能确定用途相同与否呢?正如前面所述，用途是决定物品形态的诸因素之一，用途相同的，会有基本一致的形态特点，所以确定器别的工作，主要还是形态的归类。

但有时同一器别内也会出现某些较大差别，如商、周的鼎就有三足与四足之别。

孤立地从器形的分类角度说，三足或四足是很大的不同。

可是就鼎这种器物的最本质的用途而言，它是供炊煮牲肉用的，又经常被抬着行走，形态上必须有大口、腹较深、带足、双耳这几个特点。

三足鼎和四足鼎正都具备这几个基本点，自然可以划归为同一器别的两个类型。

这就是说，同一器别形态似是有一个幅度的，幅度的大小，是以提供相同用途为界限的。

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困难，有两点是很突出的，一是有许多器形，不能准确判明其用途，二是有许多器形，不知叫什么名称才准确。

要彻底解决这个困难，几乎要依靠无限的工作。

今天，对于第一点，只能从其质地、纹饰、出土时与其他物品的共存环境来作尽可能准确的推测或判断。

如果有铭文直接说明其用途，这个困难当然就可迎刃而解；但石器时代的东西是不会有这个条件的。

对于第二点，原则是应按照当时的名称来叫它，但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各种器名今天不可能知道(当然不包括现存的一些落后部落)，只能从今天的概念出发，给不同用途、不同形态的器物，起一个名称。

现在，大家也就是这样来处理的。

但应注意到，在不同历史时期，许多基本功能非常类似的器物，由于具体使用目的上的一定变化，即使属同一文化系列，器名亦会发生很大变化。

例如商、周的许多礼器，基本功能还是炊煮或盛置鱼牲、黍稷和水酒等物，具有这种功能的器皿，早已有之，但这时是在特定的礼仪场合上使用的，新出现了一套专门器名。

在此以前和以后，类似形态、类似功能的器皿，不会叫这些名称。

为了使器名和器物的特定用途能尽可能地相符合，像这种历史上有明确专门用途的器名，不宜随便使用。

可是现在却往往把某些新石器时代的器皿，只因某些形态特点同某些商、周礼器的形态特点有接近处，就使用了某些礼器之名。

这恐怕是不妥当的。

如仅从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范围来理解各种器名和含义，只要不和今天的概念出入太大，叫它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但把许多考古学文化的器物放在一起，不同性质的东西叫同样的名称，就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