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批评范式

山东大学（威海）期末论文论文题目：文学翻译批评范式论学院：翻译学院专业：英语语言文学姓名：朱琳学号：201314350文学翻译批评范式论摘要文学翻译是一种对原文的动态的阐释，它不是简单的语言层面上的转换，也不是单纯的个人审美行为，而是在特定民族文化时空中的文化创造行为。

既然文学翻译具有主观创造性，因而文学翻译标准只能是多元化的，文学翻译批评只能是对这一多元化局面的客观的、动态的呈现。

本文从文学翻译批评的性质入手，总结了国内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发展状况，并在对话理论的基础上指出阐释的合理性才是文学翻译批评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文学翻译批评性质发展状况阐释AbstractLiterature translation is some sort of dyna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and it is a kind of creative cultural activity under the very circumstances of natural culture, rather than the simple transition on the linguistic level or the pure individual aesthetic performing. The standard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s diverse for its creativity; it is an objective and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this diversifi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n nature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criticism as the starting point, goes to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domesti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criticism. On the basis of dialogue on equal footing, an account is presented to show that only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Key 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nature; development course; interpretation引言大凡一件事有人开始做，就有人开始评。

有了文学翻译就必然有文学翻译批评。

汉末开始佛经翻译，便有三国时的支谦提出翻译要“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东晋人道安提出“五失本而三不易”等翻译主张。

在近代西学翻译活动中，围绕严复的翻译而出现的评论就更多了。

文学翻译的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翻译批评的推动。

文学翻译批评是当今翻译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不仅是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直接指导着文学翻译的具体时间，“肩负着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许均，2001)。

如今的文学翻译批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摆脱了凭主观印象“感悟式”批评模式，跳出了对原文与疑问专挑错误的狭隘批评的窠臼，但一直以来，“文学翻译批评一方面仍将自己局限于文本之中，旨在对译者的技能和素质提出要求”（刘云虹，2002）。

诚然，译者对两种语言的把握及对自身的审美能力是翻译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文学翻译不仅是一种静态的结果，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包含了原作、原作者、译作、译者以及读者在内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系统。

由此看来，文学作品要在历史长河中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必须从翻译开始，只有翻译才能赋予文学作品以“后期的生命”。

而翻译批评作为翻译研究与实践的主要衡量维度，是连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中介活动，单一的从文本到文本的批评是远远不够的，多元化的思考是其发展的必然方向。

本文着力分析了文学翻译批评范式的发展情况，并提出了文学翻译批评的一条有效途径—阐释的有效合理性。

1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性质伴随着翻译活动的开展，必然出现对翻译作品、翻译现象和翻译实践的阐释与评价，产生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批评。

国内的翻译批评大多局限于对译作的评价，摆脱不了挑错式的语言批评。

其实语言层面的批评只不过是最低层次的一种狭义的批评，翻译批评的内涵远远超越了语言批评。

加拿大的批评家弗莱说：“我所说的批评，是指涉及文学的全部研究和鉴赏活动”（弗莱，2006）。

莱斯说：“翻译批评是建设性的，我们的首要原则就是要把单纯根据语言错误判断翻译的做法排除在外”（Reiss, 2004）。

由此可见，批评的概念远不限于语言层面的错误分析，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

对于“什么是翻译批评”问题，国内学者多认为翻译批评就是对译作的评价。

这种界定未免过于笼统简单，没有体现出翻译批评质的规定性特征。

莱斯等人对翻译文本类型的区分和纽马克的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划分让我们意识到，文学翻译批评与非文学翻译批评在性质、方法、标准、效果评价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区别。

《文学批评论稿》中作者把文学翻译批评的性质界定为“一门实证性的执行审美认知活动”。

这种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浓缩了文学翻译批评的实践性本质、实证基础、知性认识、审美研究等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

首先，翻译批评需要实证基础，这里的“实证”源于孔德，应该理解为“empirical research”,体现了翻译批评“经验事实”的一面，这一点与霍姆斯（Holmes）的“翻译研究是一门经验主义学科”的观点大体相同。

此外，从“批评”概念的词源上我们知道，“批评”具有“鉴定”，“校订”、“考证”等一一。

因此，翻译批评的实证基础也包括批评家需要做“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的工作，以便为翻译批评提供可靠的基础。

其实，“知性”概念来源于康德的哲学，它处于感性与理性之间，这里是指建立在人的感性基础上的一种具有实践指向的认知活动，具有顿悟的性质。

再次，文学翻译批评是审美鉴赏与研究相结合的高级活动。

别林斯基指出，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

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做历史的批评了（李国华，2004）。

别林斯基的观点对那种消解文学性，解构经典性，泛华意识形态批评的偏颇批评倾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至于翻译批评的实践性品质，那是不言而喻的。

2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发展2.1传统规约性研究国内的文学翻译批评几十年来主要针对文本的研究，从一开始严复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作为归纳式的经验总结，到后来对奈达的动态对等、等效翻译作演绎式的科学推究，都是在寻找“规约性”的翻译方法和批评标准。

从鲁迅的“保持原作风姿”到傅雷的“神似说”再到钱钟书的“化境说”，翻译总被看作是一项需忠实表达再现作者愿意，传达原作思想内容、意境、风格和神韵等的文字转换活动。

由此传统翻译批评遵循“忠实性原则”的理念可以归结到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主题哲学和科学主义关照下的作者中心论和原作中心论。

作者和原作是高高在上的被崇拜的对象，译者和译文读者是被动的接受者，语言成为一种准确反映外部客观世界的镜像工具，翻译只是语言间的转换。

这种规约性翻译理论和批评把翻译看作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用一些超越时间的语言规则来考察译本。

这种传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在原文与疑问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有所建树，但对于原文与疑问系统以外的广阔领域很少涉猎，往往停留在科学与艺术、可译与不可译、直译与意译之间形成的僵硬的二元对立局面，直到20世纪20年代，翻译批评的对象仍然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的标准为主，长于“模糊、抽象的定型概括”而“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辜正坤，2001）。

因而传统文学翻译批评悟性多于理性，经验论多于科学论，定性多于定量，从而整体上使译论、译评流于空泛。

2.2现代描写性研究描写翻译理论抛开了规约性的理论和要旨，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翻译，重点是翻译语境化，关注取材因素和译文文本功用而不是具体的翻译技巧。

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及功能的时候，描写翻译理论把翻译放在时代环境中研究，即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试图探讨翻译的起因以及翻译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承认翻译的“不完整性”，认为译者不可能完全传达原文的内涵信息，而且认为任何翻译都经过了译者不同程度的摆布，因此同一个原文在不同的译者手里，会在不同的时代出现许多不同的译文。

描写性研究基于建构主义学说，“解构”并不是完全推翻传统的规约性的翻译标准，而是对传统的理论中不完善的地方提出批评，塔的是指是存异，而不是求同。

解构主义提出原作者的“死亡”、译者的“诞生”说，进而反驳传统的归约性翻译研究和批评，突显译者的存在及其作用和价值，使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批评中渐受重视。

2.3.阐释性的多元视角从翻译理论的发展中，每一种翻译批评标准都是依据某一种翻译理论提出来的，这种批评标准体现了该理论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例如，传统语文式的翻译研究因重视个人悟性与语言天赋，强调对原作的“忠实”，在语言的形式与内容发生矛盾时，则要求传达原作的神韵，钟神似不重形似。

在解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之后，这种空灵的主观理想式的翻译标准被规范式的标准所取代，代表性的批评标准就是翻译“等值论”。

等值论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两种语言的转换规律的研究上，并认为不同的语言有着同等的表达力，所以“等值性”就成了批评标准。

社会符号学关注社会与文化现象，它认为符号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社会现象凝聚着文化差异，但又很快随着解构主义译学范式的兴起而解体(吕俊,2007)。

解构主义译学范式以当代阐释学为理论武器，以拆解结构、瓦解中心、否定一切规则为特点；他们认为一切意义都是对话中生成的，因对话者的前理解视域各有不同，所以是与融合所生成的意义就是不同的，而且都具有合法性。

翻译批评还引入了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接受美学原理，以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理论为基础，以人的接受时间为依据，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把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放在文学研究的首要地位来考察，充分承认读者对作品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创造性作用，认为文学作品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时间才有意义。

接受美学的创立导致了文学和翻译研究的中心从以文本为中心转移到以读者及译者为中心，从而使翻译文学研究的趋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对文学翻译批评方法的变革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刘宓庆指出，由于语言、意义、审美观、读者接受是发展变化着的。

使得翻译标准具有相对性，又由于翻译标准中的语言文化的民族特性和翻译主张的个人见解，使得翻译批评多维化、多重化（刘宓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