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中的人物观

叙事学中的人物观

汉语1205班黄诗迪

学号：1150112511 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是情节发展的动因。但在不同作品中，两者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性格与情节的主次地位问题是叙事理论史上的一个争议点。围绕着叙事作品中人物自身的二重性特点（行动元与角色）主要形成两种人物观。

一是“功能性”的人物观，“功能性”的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活动的“行动者”。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有的西方批评家将“功能性”的人物观发展线索勾勒为：亚里士多德——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述学（参见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收入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本文沿着这条线索对“功能性”的人物观进行探讨。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着表现性格。因此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在一切事物中，目的是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将人物视为行动者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人物生活在精密的有目的性的小说世界里，并由这一世界来定义。（参见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悲剧是当时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而古希腊戏剧偏重寓言性，导致人物性格较为规范，具有鲜明的道德概念，主要用于推动情节发展。并且对悲剧效果的追求也使对一些悬念、反转等情节组成部分有着极高重视，因此，亚里士多德断言“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能不失为悲剧。”

俄国形式主义则注重作品内部的建筑技巧和规律，认为所谓作品再现生活的“逼真”是一个幻觉。人物“只不过是叙事结构的一个副产品，是一个建筑性质而不是心理性质的实质”（Erlich,RussianFormalism:History-Doctrine,p.241.）受维斯洛夫斯基影响的形式主义批评家认为作品有个中心主题由一系列小主题构成，从每个叙述的句子中抽取出来的意思是最小的主题单位，这些“最小主题”或“叙述因子”为叙事作品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批评家们注重这些叙述因子的艺术性安排，将作品看作独立于现实的艺术建构物，在这种理论下，人物则成了用于联合或区分叙述因子的手法，被视为了情节的产物。

在结构主义叙述学的分析模式中，人物是一种建构性质而非心理性质的存在。结构主义叙述学的开创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普洛普智从作品中按照人物行动或行为功能抽象出典型模式进行分类，大致有七种：主人公、假主人公、坏人、施予者、帮助者、被寻求者、派遣者。格雷马斯在以语义学为基础的前期下，将这七种模式改为三组对立的“行动者”：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帮助者与反对者。两者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将人物归为功能性质的符号，也就是在前文提过的“行动元”，意思就是说作品中一些人物尽管性格、外貌、处境完全不同但承担着相同作用就被归为同一类型的行动元。例如在《西游记》中虽然各路妖怪形形色色，但都可归为一种行动元，即取经阻碍者。

二是“心理性”的人物观，“心理性”人物观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这种人物可被称为为具

有鲜明性格特征和形象的“角色”。传统叙事理论对人物作为角色特征的研究十分重视。贺拉斯在《诗艺》中强调要按照人物的年龄、身份等特点写出合情合理的人物。到了近代，黑格尔则明确提出性格是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突出了表现人物形象特征的重要性。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更强调塑造人物形象是，要在鲜明生动的个性中包含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解释出社会生活中某种本质和规律，因而可产生特殊的认识与审美价值。（参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8年版第240页）。

“功能性”人物观和“心理性”人物观在对人物性质看法上各不相同，前者适用于以事件为中心的小说，而后者则更适用于注重人物塑造的小说。当然，往往在同一个作品中，人物的特点“行动元”与“角色”往往会合二为一，即人物在对情节推动及自身独特形象塑造上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像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这样的作品，也许堪称将人物与情节有机结合的典范，将两种人物观的互补作用充分发挥。总的来说，“功能性”的人物观偏误在于它认为人物在情节中的功能是人物的全部意义，而“心理性”的人物观忽视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以及人物与其他叙事层面的关系。我们在分析叙事学中的人物时要注重人物身上的二重特性，综合两种人物观创作或分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