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艺批评述评

第23卷第3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5月Vol. 23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1“十七年”文艺批评述评齐玉朝徐丁林(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北唐山063000)摘要：“十七年”文艺批评进程曲折，面貌复杂。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整体环境较为宽松，文艺批评寻求着科学理性精神，但受“一体”文艺思想制约，批评开始向政治斗争异化。

50年代中后期，既有科学理性精神的高扬，又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横遭践踏，科学理性与政治异化双重变奏的态势更为明显。

60年代初至“文革”前夕，文艺批评在阶级斗争语境中力图自救，最终又别无选择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关键词：“十七年”文艺批评；科学理性；政治异化；批评品格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1）03-0037-05文艺批评是整个文艺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十七”年的文艺批评是整个文艺事业的组成部分，它同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文艺创作实践及文艺理论研究密切相联，对新中国“十七”年文艺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曾说过：“批评是科学。

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

”[1](P373)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也说：“批评──这意味着要在个别的现象里去探寻并显示该现象所据以出现的一般的精神法则，并且要确定个别现象和它的理想之间的生动的、有机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

”[2](P258)普希金和别林斯基在这里实际上界定了文艺批评的基本性质和职能，文艺批评要研究、分析作家、作品、文艺思潮及种种文艺现象，从中发现并总结出规律性，以超越具体文艺现象的理论形态，指导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等文艺实践活动。

文艺批评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文艺的科学理性活动，基本目标在于促进文艺的发展、繁荣，建设性应该成为文艺批评活动的显要特性，这也是衡量文学史上某一时段文艺批评是否正常、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尺。

从这一角度考察、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艺批评，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段的文艺批评进程呈现科学理性与非科学理性、建设性与破坏性相互对立又错综纠结的极为复杂的面貌。

梳理十七年的文艺批评，探讨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建设文艺批评的科学理性精神，发展正常、健康的文艺批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1949-1955：对科学理性的寻求与扭曲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文艺历史的开端，文艺批评继承五四以来新文艺批评特别是40年代解放区文艺批评的传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1949年到1955年，文艺批评的整体环境比较宽松，理论批评家们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新特点的批评对象，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力图以科学理性的精神发言。

他们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为批评方法，遵循文艺规律，努力探讨社会主义时代文艺的新特征和面临的新问题，试图做出理论的回答。

这一阶段文艺批评的成果首先表现为新作品评论。

当时，在毛泽东工农兵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文坛上出现了一批表现新题材、新人物的作品，如赵树理的《登记》、马烽的《结婚》、谷峪的《新事新办》等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鲁煤等人集体创作的话剧《红旗歌》、老舍的话剧《龙须沟》；赵树理的《三里湾》、杨朔的《三千里江山》、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长篇小说。

批评家们面对新的创作实践，迅速做出批评反映。

茅盾在《读〈新事新办〉等三篇小说》一文中，比较分析了三篇小说的主题表现、素材选择和细节描写，热情肯定了这些小说的成绩。

冯雪峰发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文章具体深入地分析了小说主题提炼、人物塑造等方面的成就，认为在当时出现的反映人民革命战争的文学作品中，“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

老舍的《龙须沟》创作并演出成功，在批评界引起了热烈关注，周扬给予了热情肯定，提出“要学习老舍──────────收稿日期：2000-01-18作者简介：齐玉朝（1955-），男，河北玉田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 37 -第23卷第3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

[3]此外，像陈涌的《文学创作的新收获──评〈三千里江山〉》、艾青的《公刘的诗》、丁玲的《读魏巍的朝鲜通讯》等批评文章，都是热情肯定新的创作，立论中肯并做出具体分析的文章。

这一阶段文艺批评的成果还体现为对当时亟待解决的有关创作问题的理论探讨，这些理论探讨更能表现出当时文艺批评的理性态度与理论品格。

1949年8-10月，《文汇报》、《文艺报》就文艺作品“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

论争的焦点在于小资产阶级人物可以不可以作为文艺作品的主角。

以冼群为代表的一方持肯定的观点，认为可以把小资产阶级人物当作主角来写，为谁服务的问题并不就是以谁为主角的问题，但对小资产阶级应批判地写。

[4][5]以陈白尘为代表的反对方认为，工农兵在社会上已经取得主人公地位，工农阶级是革命的主力，文艺作品应该以工农兵为主角。

[6][7]1949年10月，何其芳在《文艺报》第1卷第4期发表《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议》，强调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同时也认为“一切具体文艺作品都绝对只能以工农兵为主角，那也是一种不适当的应用”。

1952-1953年，《文艺报》等报刊就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开展了讨论，此次讨论，并没有形成实际意义上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但在涉及能不能在矛盾冲突中写英雄人物、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如何处理英雄与群众的关系等问题上，参与讨论者的观点还是有所不同的。

周扬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8]中，提出“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是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

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可以不可以写缺点，周扬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写没有缺点的英雄是反现实主义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神化”英雄，同时他也认为为突出英雄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是必要的；英雄不应有“虚伪、自私，甚至对革命事业发生动摇等”品质上的缺陷。

1953年最后一期《文艺报》上冯雪峰发表《英雄和群众及其他》一文，文中强调写英雄不能离开实际生活的矛盾斗争，不能离开普通群众，强调不能把英雄人物理想化。

这一阶段的文艺批评，总体来讲是健康、正常的，具有建设性。

对作品的评论，批评家们既重视社会政治功利价值，又重视文艺审美价值，力求从鲜活的创作实践中寻找适合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的文艺规律。

关于创作问题的理论探讨或争论，涉及到新时代文艺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及艺术表现等较深层的理论问题，尽管批评者观点不一，但多数都能以探寻理论为目标，心平气和，不随便以政治压人，表现了文艺批评应有的科学理性。

1949-1955年间的文艺批评是在文艺思想的“一体化”格局中进行的。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后，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形成了文艺思想的“一体化”格局。

由于当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片面化和教条式的理解，结果在文艺实践中“一体化”文艺思想逐渐演化为文艺无条件地为政治服务。

受这种被演化的“一体化”文艺思想制约，这一阶段文艺批评也发出了与科学理性不谐合以至扭曲甚至践踏科学理性的声音，集中表现为文艺批评被政治斗争异化，政治批判取代科学的文艺批评。

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这是文艺批评向政治斗争异化的开端。

对《武训传》在表现历史生活和历史人物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政治倾向，完全可以开展批评，但对一部文艺作品的批评，应当从文艺规律性出发进行学理批评。

可是对《武训传》的批判，完全采取了政治斗争的方式，批判的着眼点是政治，这显然有违文艺批评的本性。

1955年发生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文艺批评异化的典型个案。

且不说强加在胡风头上的“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冤案，仅就胡风的文艺思想来说，在探讨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文艺主体性、创作心理机制等许多重要理论问题上都有独到见解，因而成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派别[9]。

但是当把文艺问题纳入政治批判的框架之后，批评的科学理性精神便会让位于政治审判，复杂的学理问题便简单化为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文艺思想。

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开展文艺批评践踏了文艺批评的科学理性，以非政治运动方式开展的某些文艺批评同样也扭曲了文艺批评的本性。

1951年，《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开展了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

批评者脱离现实生活实际，也不顾作品的实际，从既定的政治概念出发，认为小说歪曲、丑化工农干部形象，甚至有的批评者评定作者的阶级“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阶级了”[10]。

二、1956-1960：科学理性与政治异化的双重变奏1956-1960年，文艺批评呈现极为复杂的情形，既有过张扬科学理性、表现探索精神的批评的活跃和繁荣，给文艺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经常出现政治斗争干扰并严重损害文艺批评的状况，使文艺批评充当了阻碍文艺事业发展的不光彩的角色。

这是文艺批评大起大落、产生强烈反差的几年，从这种强烈的反差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何为真正的文艺批评，何为异化的文艺批评。

- 38 -齐玉朝 徐丁林：“十七年”文艺批评述评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带来了文艺思想的解放，也为文艺批评带来了新的生机，理论批评一时空前活跃。

许多理论批评家和作家大胆探索，以追求科学真理的勇气，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及文艺管理方面种种教条主义表现提出了严厉批评。

何直（秦兆阳）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以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心，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理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进行切中时弊的批评。

文章强调了现实主义必须“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对从苏联引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即“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提出了质疑，“这无异是说，客观真实并不是绝对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作家脑子里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其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11]文章一发表，引起文艺界广泛关注，很多理论批评家都参与关于现实主义的探讨，如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12]、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3]，都强调了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批评了当时文艺思想上教条主义、庸俗机械论的倾向。

理论批评的活跃还表现批评界“人学意识”的觉醒。

巴人发表了《论人情》[14]、王淑明发表《论人情与人性》[15]、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16]，这些文章观点尽管不完全一致，但都体现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文关怀精神，目的在于促使文学在更全面、更深刻的层次上去表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