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入翻译策略探究
文学翻译并不单纯地只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还会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

传统的翻译研究只是停留在语言内部，忽视了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权力话语。

在后殖民语境下，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导致了强势文化（宗主国）与弱势文化（殖民地）之间的权利差异，翻译文本根本无法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转换。

因此21世纪的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从各个角度考虑翻译策论的选择与使用。

一、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主要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

后殖民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支是以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印度裔美国学者盖娅里特·斯皮瓦克和波斯裔美国学者霍米·巴巴为代表的“三剑客”。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一种应用形态与研究范式。

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反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延续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其独有的研究路径“权力关系的透视”介入到对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的研究。

他们围绕“权力关系”、“翻译的政治”和“归化与异化”等核心问题，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翻译与文化政治问题。

后殖民主义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认为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的工具。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专注于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的价值取向和翻译策略的使用情况，探讨译者因意识形态、权力等文本外部因素的制约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借助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和策略选择。

用它的相关理论对归化、异化、杂合化翻译策略进行分析。

后殖民主义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在翻译研究上实现各种理论方法共融、互补的有效整合，从
而推动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归化的翻译策略
归化的翻译策略的使用是殖民者利用自身的权力话语，实施文化侵吞，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

归化的翻译总是根据强势语言的规范和文化来进行自我调整，不仅帮助帝国国家主义散播话语权力，通过翻译文本巩固了他们的霸权，而且被殖民一方的读者无视本土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强化他们他者身份的认同。

这里以霍克斯译《红楼梦》的一段为例：
宝玉心中想着：“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叹道“若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奇，且更讨厌了。

”
“This is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 he thought, “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 Not merely unoriginal, but downright disgusting!”
成语是汉语的精髓，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

对成语的掌握程度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他的汉语水平。

作为一位汉学家，霍克斯不可能不知道东施效颦的典故及涵义，但是他仍将其译为“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原文中成语所特有的文化内涵被抹杀了，实现了文化的侵吞，翻译成为了描述不同语言和文化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一个场所。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军舰，造成在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

儒家，道教和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和中国文化有很深的影响。

而英国人信奉基督教，神是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的主要文化形象。

在红楼梦翻译实例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差异从以下例子中可以看出：
刘姥姥道：“阿弥陀佛！这全仗嫂子方便了！”
Yang’s version: “Buddha be praised! I’m most grateful for your help, sister.”
Hawkes version: “Bless you, my dear, for being such a help!”said Grannie Liu.
“阿弥陀佛”是一个典型的佛教词，是经常被中国人用来表达感谢和解脱的词语。

虽然它不可译的准确，但它一定与佛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中国的主要宗教。

显然，杨尝试引入佛教的读者而霍克斯避免两个宗教的差异与翻译成西方宗教的用语。

（二）异化策略的运用
理查德·亚克蒙指出，在强势文化的市场中，只有很少的文本是从弱势文化
中翻译过来的；而在弱势文化市场中，从强势文化市场中翻译过来的文本占所有翻译文本的绝大部分。

异化的翻译思想认为,翻译应该表现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并提供实现和研究差异的场所。

同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基于归化的翻译传播英美文化和英美意识形态，体现了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对话。

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的成分，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破坏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贾芸笑道：“巧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
Yang’s version: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Hawkes’ version: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米”和“粥”是两种中国常见的食品，其中“粥”是中国特色。

水稻是中国与西方共有的食物，但不像中国人那样用来做稀饭，西方人用燕麦作稀饭。

因此，英语单词“porridge”是不确切的对应的汉语“粥”。

在这个例子中，杨和霍克斯以不同的方式翻译中国食物。

在杨的版本，他把“米”这个词用“饭”代替“粥”，这部分保持了中国风味。

而霍克斯取代“米”和“粥”，用“面包”和“面粉”等对英国人熟悉的词汇。

采用这样的策略，能引起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极大兴趣也能使中国传统文化进入西方文化。

再例如中国地铁站、街道、饺子、粽子、功夫和太极等词语的翻译都极大的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极大地保留中国的特色。

（三）杂合策略的运用
在翻译界，归化和异化一直被认为是两种翻译策略。

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的研究视角来看，翻译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采用归化策略的译文基本上没有翻译的痕迹。

“译文读者在面对翻译过来的弱势文化的文本时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他们仿佛在译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使他们感到熟悉、亲切，阅读起来轻松、自如，无需做出过多的努力。

但与此同时，弱势文化所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也都被归化的手法抹去了。

”然而，异化的翻译策略则体现出两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向强势文化输入弱势文化的异质性，形成了对强势文化的挑战。

事实上，没有哪个译文是绝对的归化或者绝对的异化，所有的译文都是杂合的，是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相互交融的产物。

蔡平先生说，“事实上，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以杨译《红楼梦》为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
“Yang’s version: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Hawkes’ version: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宗教是在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

众所周知，佛教是中国的主要宗教。

中国人认为“天”是控制一切的最强大的力量。

天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最高的地位。

天与人的关系是非常敏感的。

在中国古代，皇帝宣布自己为“天堂”的儿子，他必须按照天意和回应人民的需要来稳定自己的统治。

天似乎是所有的法律规则的总称。

杨保留图像的“天”在源文本中的方式将中国独特的信念转化为一个等价的英语说通过改变“上帝”为“天”，告知中国的佛教信仰和目标读者。

传递信息的方式，包含地道英语的组合，和中国独特的文化导杂交致的翻译。

相反，霍克斯从第一世界国家的学者，不做任何改变，只需要相当于英国说，他认为西方读者相信基督教会更容易接受。

当然，它更加自然在英语世界所接受，但他把佛教信徒在基督教。

不可否认，无论译者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只要异域文本进入本土文化,其译文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程度的杂合。

归化和异化的差别只是杂合程度的不同而已。

无论这种杂合的程度有多低，都会将异族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引入目标文化,而无论杂合程度多高，也难以彻底摧毁目标文化的民族身份。

一种文化,如果不想与世隔绝，那就必须要进行文化交流。

既然要交流,就要坦然面对杂合。

不间断而有度的杂合可以提高文化机体的免疫力，降低排异性。

一种文化如果想要在日渐开放的形式下免于被殖民统治的厄运，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抵制文化侵略。

三、结尾
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使翻译的必要。

但是翻译不只是反映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个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它是文化交流活动。

通过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反映了他们的文化身份。

然而，在翻译实践中，归化和异化是不可分的绝对；这
两种策略都是混合。

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决定了翻译的必然性杂交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杂合的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很强的文化。

从红楼梦杨译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异质文化的可翻译文本中的兼容。

杂合可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的一个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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