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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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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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以上，骤降至乾隆十几年的二百余名，再降至乾隆二十几年的一百余名，直至乾隆五十余年的一百名左右，持续降低进士人数，甚至出现了清代单科最低的进士人数 — — —!" 人。另外，乾隆帝大兴文字狱，把限制科举中额视作惩罚汉族进士的一种手段，所以，每当出现与考官、士人有关的文字狱时，他总是要以废除某省乡会试来要挟、恐吓，把提高乡、会试中额看作对士人的一种恩典。所以，终其一生，没有大幅度提高乡会试中额，进士人数也没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平均每科录取 "#$% & 人，不仅单科进士人数最低，而且每科的平均值也是清代开科以来最低的。乾隆帝专制的文化政策，将每科进士录取人数降到了最低，不仅大批的士人沉抑科场，而且与清代大国的实际也不相符。所以，嘉庆帝即位之初，由于嘉庆元年（ "#’& ）这一科，同时兼正科和恩科两种性质，就借登极之吉庆，较大幅度地提高了乡会试中额，由乾隆六十年（ "#’( ）的 """ 人骤增至 ")) 人。同时下令增加中额， “ 会试额数，俟礼部临期奏明人数，请旨酌量广额。乡试大省加三十名，次省加二十名，小省加十名，满洲、蒙古加六名，汉军加 ! 自下一科，即嘉庆四年（ "#’’ ）起施行。据计算，三名。 ” 这次乡试加额，总共约 *)$ 名左右，与此相关，进士中额也有明显增加，嘉庆四年取中进士 ++$ 名。此后，一直至道光朝中期，进士中额都以嘉庆元年的数额为基础，有所增加，与乾隆朝相比，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自道光中期之后，进士数额又有所回落。其原因，与时局有直接关系。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发展旺盛，清廷因战事吃紧，长江中下游省份的科举考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咸丰八年（ "!(! ）乡试年，有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江西、福建和江南七省停考，湖北推迟至九月举行，浙江推迟至十月举行。咸丰九年乡试，又停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湖南五省考试。咸丰十一年，停考的省份更多，达到十省，几乎长江以南的地（ "!&" ）区都涉及，计有云南、贵州、福建、江西、湖南、江南、，又停考六浙江、四川、河南和山东。同治元年（ "!&+ ）省，包括云南、贵州、江南、四川、浙江和陕西。这些省份，不仅占全国的大半，而且多是科举大省，连续停试，势必减少了进士人数，出现了连续的回落。太平天国之后，这些省份的乡试陆续补行，从同治四年（ "!&( ）开始，进士中额大幅攀升，直至光绪朝科举废除，基本每科进士都在三百名以上，形成了进士人数增长的第三个高峰期，也是最后一个增长期。这个时期，虽然国难当头，西方列强蚕食中国，朝野上下废除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朝廷也被迫采取一些措施改革科举制度，但是，广大士子对这种行将就寝的制度仍然热情不减，由此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在社会、士人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科举的观念，真可谓深入人心。综观清代进士人数的时间分布，具有以下特点： ", 清代进士人数分布呈不规则的 - 形。实际上由于雍正朝历时过于短暂，因此，又实际是两头高，中间低，即前期的顺治朝和末期的光绪朝高，康熙朝和乾隆朝低。这说明，科举被清廷当作控制汉族士人的工具，当朝廷需要得到汉族士人合作支持的时候，进士中额就高，当朝廷实行专制统治的时候，进士中额就低。 +, 清代进士人数整体数量较少。与第一个特点相联系，由于进士人数经常徘徊于低谷期，所以清代进士长期保持在较低的人数上，读书人不断增长的数量和进士很低

清代桂林进士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成因探析

清代桂林进士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成因探析刘方进（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清代既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集大成的时代，也是科举制度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时代。

“清代科举考试，多承明制，特详订条例，严防弊端，较明加慎。

”[1]序例相对完善的科举制度，不仅为统治者选取了大量优秀人才，也为清代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清史稿》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

其间条例之损益，风会之变迁，系乎人才之盛衰，朝政之得失。

”[2]3149可见科举取士对清政府至关重要。

考察清代某一地域进士群体的时空分布状况，对于研究这一地区科举制度、人才分布、文教艺术以及社会构建都有重要价值。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科举制度研究开始受到学界关注，至21世纪初，这一领域的研究论著迭出，已取得斐然的学术成就，同时，区域性科举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在广西地区，蒙荫昭、梁全进主编的《广西教育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唐佐明、唐凌主编《广西考试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二书充实了广西科举历史的研究，滕兰花《清代广西进士分布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黄明光《广西桂林科举考试的亮点》（《教育与考试》，2013年第4期）等文章，对清代广西全省和各地进士人数、籍贯分布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分析。

本文选择今桂林地区清代进士群体为研究对象，一方面由于桂林地区清代进士群体地域分布和整体概况的研究似乎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另一方面是因为桂林地区作为清代广西的文化核心区，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其进士人数和名次都令广西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地域分布上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本文以今桂林地区的清代文科常科进士群体为研究对象，先通过对清代桂林进士人数、名次和籍贯分布进行考证分析，再分析清代桂林进士时间、空间分布特征的成因。

从《明史·循吏列传》看明代循吏的几个特点

从《明史·循吏列传》看明代循吏的几个特点作者：吴潜波来源：《群文天地》2009年第02期“循吏”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循吏列传》，篇中有言：“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

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

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据司马迁之意，所谓循吏，简而言之，即为“奉职循理”，能够治理好国家和地方的官员。

《史记》里的《循吏列传》后来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等历代正史所承袭，成为史书中记述那些贤良官吏的固定体例。

《明史》卷二八一《循吏列传》，秉承了前代诸正史之传统，为那些“政绩可纪者”作传。

该传作为研究明代吏治的基本史料，价值较为重大，因而必须对传文内容本身有一具体研究，这既包括认识本传所载循吏与以往《循吏传》中良吏的相似性，更在于挖掘其特殊性。

下文将于此问题分别加以论述。

一、《明史·循吏列传》传主政绩概述《明史》卷二八一《循吏列传》，与历代诸史相似，记载了众多清官良吏。

需要指出的是，本传所载之循吏，多为地方守令，对于那些官位显赫、政绩卓著之“大循吏”未有著录，对此本传序言已有说明：“汉史丞相黄霸，唐史节度使韦丹，皆入《循吏传》中。

今自守令超擢至公卿有勋德者，事皆别见，故采其终于庶僚，政绩可纪者，作《循吏传》。

”①据笔者统计，《明史·循吏列传》正传共记30人，其中明前期25人，后期仅5人，而附传共记88人则全为嘉靖朝之前的贤良官吏。

笔者认为，这种数量上的差异一方面是基于当时的史实，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史著者警醒时人的主观目的。

而我们从所载循吏数量之多少，亦可大致看出明代前后期吏治之迥异。

《明史·循吏列传》说记之官员，绝大部分都是为所治之地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贤名远扬者。

其政绩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劝农桑，促进了治所经济的发展；其次，敦教化，发展了所治之地的文化事业；第三，恤百姓，包括执法公正，为民做主，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

29、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沈登苗中国文化研究

29、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沈登苗/中国文化研究/1999/59-66/北京/【正文】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一简单的回顾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人们对历史人才的地理分布进行研究时，就以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抽象的科举中式人数为取样对象。

前者如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注：《科学》第八卷第一期（1923年）。

），以《二十四史》列传人物的籍贯为主要对象。

后者如张耀翔的《中国人才产生地》（注：《晨报副刊》第1480—1481号（1926年）。

），以清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为研究核心。

此后数十年，除潘光旦、费孝通、何炳棣等的若干研究外，有分量的历史人才地理分布及变迁的文章不多见。

70年代末以来，历史人才地理分布的研究再掀高潮。

然这一时期的探讨仍以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抽象的进士人数为两大素材。

典型的如陈正祥的《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注：载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1983年，第1—16页。

）、吴培玉的《我国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与流向》（注：载《人才研究》，1988年第二期。

）都以唐代诗人、北宋宰相和唐前后期的进士、明代三鼎甲等的籍贯分布来考察人才聚集地及其走势，直到80年代末，相关的研究基本上未涉及人才和进士在地理分布上的具体比较。

1991年第一期《教育研究》发表了缪进鸿教授的著名论文《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对人才和进士的空间分布作了若干间接的比较，显露了进士与人才在地理分布中的一些内在联系，隐现了唐至清科举和人才中心城市形成和转移的轨迹，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

近几年，有关历史人才地理分布的佳作时有发表。

如陈国生的《〈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注：载陈国生：《〈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二期。

）、范金明的《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注：载《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

明清河北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的开题报告

明清河北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与意义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进士是封建社会居高不下的人才晋升渠道之一。

河北作为明清时期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进士。

因此，对明清河北进士的时空分布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到当时中原文化的繁荣程度，也有助于深入探讨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对于我们认识明清时期的进士阶层、了解河北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现状与问题目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对明清河北进士的时空分布进行全面梳理，大部分相关文献仅限于地方志、族谱、档案资料等，缺乏宏观的分析。

因此，该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明清河北进士的时空分布特点有哪些？河北进士的入仕路径和渠道是如何形成的？明清时期，河北地区的进士在仕途上的表现如何？三、研究内容与方法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1.进士人数的分布特点分析：统计河北进士的分布数量和分布趋势，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世族等因素对进士人数的影响，为进一步分析河北文化发展、政治经济变革等提供基础数据。

2.进士入仕渠道的探讨：具体分析明清时期各个进士科的年限和人数份额，以及进士中的状元、榜眼和探花等得分情况，探究进士入仕的途径和机会。

3.进士仕途表现的比较研究：筛选出在官场上具有一定影响的河北进士，就其所处官职、仕途经历、文治、武功贡献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河北地区进士在明清时期的整体素质水平与官场生涯表现。

本研究采用了文本分析、数据统计、历史比较等方法，运用文献、资料、图表、表格等多种方式进行分析，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明清河北进士的时空分布特点。

四、预期结果与成果通过对明清河北进士的时空分布特点和进士入仕渠道的分析，预期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结论：明清河北进士人数分布在国家和地域层面上的特点；各进士科的年限、人数份额和成功率等方面的对比研究结果；对具有代表性的河北进士个体官资贡献和生涯表现的具体阐述等。

以上研究成果有助于客观反映河北进士的整体素质水平和官场生涯表现，同时也能为研究明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制度提供依据。

明代潮州府进士的分布及仕进情况研究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4期SHANTOU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MONTHLY)Vol.35.No.42019明代潮州府进士的分布及仕进情况研究陈友乔I,林晓怡2,黄蓉2,李欢欢2,陈艳2,张晓慧2（1.惠州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广东惠州516007； 2.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广东惠州516007）摘要：明代潮州府进士155人，在广东省府际之间居第二。

明代潮州府进士在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

就时间分布而言，大体可分为起步期、缓慢发展期、鼎盛期、曲折发展期等四个阶段；就空间而言，可以分为三个梯队,梯次之间差异较大。

这种不平衡性，主要是国家文教政策、各地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所致。

明代潮州府进士有出色的表现，涌现出了一批全国性的重量级人物。

明代潮州府进士成绩表明，潮州不仅是岭南重要的科举中心、人才中心，而且是重要的文化中心。

明代潮州的科举成就，不仅确立了其岭南文化重镇的地位，而且为今天潮汕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明代；潮州府;进士群体;分布;仕进中图分类号：K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225（2019）04-0032-07岭南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板块，明清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广东已摆脱过去的落后状态，跻进全国先进地区行列，也迎来了文化发展的兴旺局面。

”川潮州是岭南文化板块的重要文化亚区①，有“海滨邹鲁”之称。

而考察一地人文，进士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就潮州而言，其人文发展轨迹大体与岭南是合辙的O 不可否认，宋代是潮州人文发展的一座高峰。

如有学者指出的，“宋代的潮州，经济繁荣，人文鼎盛,出版事业发达，公私藏书丰富。

”回明代潮州是潮州人文发展的鼎盛时期，“有明一代，潮州人才之盛,足以凌跨中州，为山川增色。

”问明代潮州进士不仅数量上远迈前代②，而且出现了翁万达、薛侃、林大钦等一批在军事、理学、科举等方面蜚声海内的帝国精英。

明代广东进士的数量及时空分布

第39卷第5期2019年10月惠州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IZHOU UNIVERSITYVol.39.No.5Oct .2019明代广东进士的数量及时空分布陈友乔（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广东惠州516007）摘要：明代广东进士871人，在全国排名靠后。

明代广东进士分布具有不均衡性。

就时间分布而言，主要分为起步高迈、缓慢发展、稳步增长、降中趋升等四个阶段。

就空间分布而言，具有梯次分明、府际之间不平衡、县际之间不平衡等特点。

沿波讨源，明代广东进士分布不均衡是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合力所致。

明代广东进士分布的不均衡状态是历史形成的，它对今天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发生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明代；广东进士；数量；分布；南北分卷中图分类号：K248；D691.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34（2019）05-0043-09DOI：10.16778/ki.1671-5934.2019.05.009进士成绩是一地人文的重要指标。

明代广东进士虽总量不多，在全国15个直省中倒数第四，仅超过云南、广西、贵州①，但明代科举成就不俗。

明代广东进士为云南、广西、贵州三省总数的1.59倍，与历史人文悠久的山西、陕西相差不大，约占陕西进士的86.4%，约占山西进士的77.5%［1］590。

就庶吉士而言，广东有61人，略低于陕西，但高于山西、云南、广西、贵州［2］124。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广东有状元3人，虽少于南直、浙江、江西、福建等科举大省，但与湖广、北直、山东比肩［3］570-595。

鉴于已有关于广东进士群体整体研究的成果不多，一些结论也有尚待商榷之处，文章拟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对广东进士的分布进行分析，以期宏观地把握明代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的阶段性、地域性特征。

一、明代广东进士数量明代广东辖广州府、肇庆府、韶州府、琼州府、南雄府、潮州府、惠州府、高州府、雷州府、连州府、罗定直隶州等11个府级行政单位，共84个州县。

明代西北科举与社会环境——以庆阳府进士与举人的时空分布、特点及成因为线索

一
地域的政治经济状况。因此，考察明代庆阳的进士数量及时空分布，究当地经济社会环境，以对研可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
表１明朝甘肃进士地域分布表
明代庆阳进士的数量及在甘肃的排名
明代的科举考试以进士科为唯一的常科，个整明代共举行过８９次会试，国所录取的进士总数，全各方统计不一。若以迄今公认研究明清进士题名数额较权威的工具书《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所记为准，知明代进士有２６可４８６人，均每科约录取平２０人。由于明代甘肃多数地区隶属于陕西布政８使，明朝甘肃进士总数的统计，方迄今也没有一对各个统一的数字＿。若以《肃新通志》载明代甘５Ｊ甘所
明代庆阳有４９位进土、４２０多位举人和１２０３多名贡生，同构成了当地科举士人形成的庞大的共知识群体与官宦阶层。他们在西北近边地域不仅有数量上的优势，有质量上的显赫。诚如时人所评更论：至于缨纬簪弁之士，彬彬焉。秀而文，其 “ 咸考科第之籍，岁得俊者，下数人，不与长安诸郡邑，能埒竞爽。由于他们当中出了像李梦阳这样的 “ 古 ” 复派 ” 学的领军人物（文明代前七子的领袖） “ ，以文赋鸣天下，时所宗 ” 又出了像米万钟这样有 “ 为 ¨；南董北米 ” 称的书法大家；殿试名次上有像景清之在这样的“ 由榜眼及第 ” 者，致使明代庆阳的科考地位，诚不在秦中诸郡后 ” 。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庆 “ 阳在陕西或西北的地位，提高了西北在中原与全也国的地位。关于明代西北科举群体的分布及特征问题，除张晓东在《明清时期甘肃进士的时空分布》一文略有涉及外，尚无专文系统论述，笔者就以庆阳为例，作探讨。试

明代山西进士的地域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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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
史海钩沉・!""!・#
（纳粮区。为了解决边镇军饷，明朝采取了屯粮、民运粮、开中制邹鲁，故士多文学。 ” 又如今山西南部地区的临汾市尧都区，金）换盐引等措施，从而吸引了大批商人到这一地区，同时也为本元时期称平阳，曾是雕版印刷盛地，所刻之书，精良多样，影响深地商人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场所。但因这一地区地处边境，商人远，在明代仍为人所崇尚。《应在这一地区主要是谋利，其赢利之后，将钱转用于这一地区文相比之下，今山西北部地区，在明代风气则大不一样，如 “俗尚武艺，《偏关穆志》 “土著从戎化教育的相对要少一些。州志》称：不事商贾。 ” 又称：文化教育的繁兴，要有一定的经济作为基础，并要有一个者十室五六。 ” 在这种风气下，今山西北部地区，居民之中读书相对安定的环境。就以上两方面而言，山西北部地区均逊于南求学的相对较少。部地区。考取进士的数额，是文化发展状况的一种反映，北部少再就山西中部的太原而言，历来为军事重镇，风气所致，人《旧五代史・张宪传》 “太原地雄边服，于南部是可以理解的。们不重视文化。中说：人山西中部地区从经济繁荣程度看，在明代介于南北之间，多尚武，耻于学业。 ” 但这种情况在明代已经有了转变，这主要《风俗》表现在明代撤销路的建置、《太原县志》而又以太原及其以南的晋中较为发达。卷! 山西组建行省上。这样，太原成为全 “土地最为沃衍，《太原县志》载太原情况说：则汾、晋二水之力也，又山中所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卷 $ 中讲到明初太原学风兴起 “潘原英， “太原水陆之时的情况说：山东历城人，洪武初令改筑城池，重葺庙出石炭足济数县，其他盐铁之利亦复不乏。” 又说：弦诵不辍。 ” 学，雅善课士，当兵戈凋残之际，兴贤育才纟也就是产虽无甚珍奇，而备物致用在三晋犹称沃壤焉。” 而且太原历来《嘉靖太原县志》说，到了明代，太原开重文之风，再加上其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殊是山西政治经济的中心，所载描述太原的诗句《太原县志》 “一城春色富河东，优势，于是在进士科考中占有着突出的地位。卷 ## 称：万古中州悉听从。地贵自然芝草出，天高 “ 载：明代太原科名甚盛，其文行兼优者正复不少也。 ” 在这种情长是瑞之封。堤边翠带千株树，江上青螺数十峰。海晏河清无个况下，太原地区在明代考取进士 "# 人。事，书楼朝夕几声钟。” 地灵物丰，环境相对安静，自然有利于文太原文风兴盛，对周围乃至全省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明代化的发展。是山西文化相对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太原风气转变的影响是太原由于是山西的中心城市，在交通上也非常发达。向西不容忽视的。南经汾、绛、蒲津关可达西安；向南经潞、泽，越太行山、天井关再次，学校、书院教育的繁荣程度不同是造成进士分布不可达洛阳；往东出井陉关，经保定，可通北京；往北可达忻州、朔均衡的直接原因。州、大同；从太原到晋中、吕梁更为便近。太原由于交通发达，成学校是养育储备人才以应科考的重要基地，是莘莘学子们为东西文化、南北文化传播的纽带，而不同学术文化之间的互踏入仕途的跳板，所以一地教育是否繁荣与该地人才的多少有相渗透又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太原在山西中部文化的发直接关系。明代教育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官学和书院两种，官学展上独领风骚，在明代仅太原一地即考取进士 "# 人。太原以南的晋中，明清时富商巨贾很多，但他们的商业活是由政府开办的，教材也由皇帝统一御定，科举考试的试题也动主要在清朝，明代发家的并不多，因此对明代文化的发展影以此为依据，所以官学越发达的地区，进士分布就越稠密。书院响并不大，对进士考取数额的影响也并不大。是以私人讲学为主的民间教育组织，是官学之外的教育补充机其次受文化传统影响而言，今山西南部地区在明代不仅经构，当官学恶化时，它就担当起了培养人才的重任。又由于当时济发达，而且历来文化发达，尤其运城地区更是我国古代文明一些名师巨儒，如吴与弼、王守仁等都在书院讲学，所以书院的的发源地，历史上文化的积淀悠久而源远，相传唐尧、虞舜、夏影响很大，当时有不少科举及第的优秀人才来自书院。据成化书院 $% 所，禹均建都于此。此后这一地区即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出过很多《山西通志》统计，明代山西境内有官办儒学 #(" 所，其分布情况大体是：运城地区有官学 #’ 所，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如书法家卫夫人，思想家王通，诗人王书院 #) 所；长治地（今山西闻书院 ’ 所；临汾地区官学 #% 所，书院 #( 所；太原绩、王勃，文学家柳宗元，史学家司马光等。尤其闻喜区官学 #$ 所，号称宰相世家，名及其以北的大同、朔州、忻州官学 !( 所，书院 " 所；其余地区有喜县）裴氏，在魏晋隋唐期间出过 $" 位宰相，闻海内外。运城地区好学之风至明不衰，又出过著名的理学大官学 )" 所，书院 #’ 所。从大范围来说，山西南部的教育机构有家薛王宣。在这种氛围之下，明代今运城市的盐湖区出进士 %& 中部有 *% 所，北部有 !" 所，这种分布状况与山西进士的 ’( 所，人，永济市出进士 %’ 人，领全省之先，也就不足为怪了。地理分布比例基本上一致，也是由南向北递减，这充分反映了晋南及晋东南地区是山西文化发达地区，晋北则相对落后。这人类的生存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的文化除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外，还受传统习俗和观念的影响。在历史上文化底蕴深种人才分布状况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我们要发展山西经济，就厚、出过一些文化名人的地区，人们往往对祖先有一种崇拜、效首先要发展山西教育，要发展山西教育就必须打破这种不均衡法甚至竞争的心理，这样，他们比其它地区的人们多一种无形的人才分布格局，还特别要注意加快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以精神力量的鼓舞，更易走上读书之路，从而形成相互竞争的学此带动整个山西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杜笃志序》（今山西永济市）习风气。中在讲到明代蒲州时说：参考文献： “地界秦豫，形势丽崎。中条鼎峙，黄河亘流。秀淑之气，扶舆磅《河东盐法志》《艺文》卷 ## 。 ! 礴。郁然三晋冠，故生其地者粹然淳古，人文辈出，忠孝相仍，有《条麓堂集》卷 )’ 。 " 虞氏之遗风在焉。 ”这描述的就是蒲州古代遗风对人才产生的《未檗斋文集》卷 ## 。 # “一巷三阁老，重要作用，至今在永济群众中还广泛流传着对门九尚书 ” 的歌谣。王振芳山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今山西南部的其它地区好学之风虽不及蒲州，但为人所称吴海丽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今山西晋城市） “勤于力田，道者也颇多，如泽州府，人多嗜文 + 责编高生记 , （今山西阳城县） “境临中州，学。 ” 又如阳城，故语言辨正，教崇

明代中后期科举制度与江南士人社会流动研究

明代中后期科举制度与江南士人社会流动研究作者：李瑞来源：《资治文摘》2016年第05期【摘要】科举制度源于隋唐，止于清末。

它促进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人员流动。

科举制度促进的社会流动不仅包括阶层间的垂直流动同时也包括代际间的水平流动。

本文主要以明代南京为中心的应天府地区为例考察明朝科举制度下的社会人口的垂直流动状况及这种流动对社会的影响，对代际间的水平流动不做分析。

【关键词】社会流动；垂直向上；垂直向下；影响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明代中后期科举制度与江南士人社会流动研究‖（项目编号：CX2016SP14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户籍管理的森严，社会的各阶层之间是相对封闭的。

科举制度的实施，打破了血缘世袭和高门贵族对政治的垄断，为下层民众进入仕途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

这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古代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即个人地位在社会阶层中的上升或者下降。

一、垂直向上的流动经过元末战争的洗礼，明太祖朱元璋为保证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建国初期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求取贤才，科举取士是实施最早、效果也最为显著的。

整个明代，先后开科89次，录取进士25232人，其出身来自农民、军人、商户及工匠的大有人在。

整个明朝，大量的平民百姓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阶层，平均比例大约在42%左右。

科举成为明代平民入仕的最主要的通道。

根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自1371年首次开科到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明清两代共举行殿试201科，加博学鸿词科，不算翻绎科、满洲进士科，一共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24866人，清代26815人。

江南一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比例的15.24%，其中明朝3864人，占全国15.54%，清朝4013人，占全国14.95%。

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大概就有一个来自江南。

根据何秉棣先生以硃试会卷为主要参考资料，对进士的出身状况进行统计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明代科举制度的相对开放，极大地促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宋元明清时期东南地区进士人才涌现的时空差异及其背景研究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4、揭示现象的空间分布差异虽然是地理学最富魅力的地方，但地理现象的背后解释才是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东南地区进士人才分布的时空差异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未知世界，吸引众多的学者前去解释、探讨。但由于各人的学力及资料占有的局限性，这样的解释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该地文化现象的认知需求。现在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结合近年来出现的CHGIS技术，充分挖掘庞大历史文献中的各类信息，通过拥有广阔视野、训练有素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科学研究，才能更深、更准确地去揭示其内部的逻辑、因果关系，而这样的工作也是现代学术界所急需的。
• ④历史文献方法：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的最重要源泉，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其中有关东南地区的文献尤其多。以往的研究，对文献的阅读往往浅尝辄止，没有专门对该问题进行长时间的文献收集、阅读、思考，往往是脑海中先有想法，然后再去寻求证据支持。真正的研究，应该是 “论从史出”，在收集、阅读文献过程中形成想法，进行抽象，其所得出来的结论将经得起反复的检验。为了在研究深度及广度上超过已有先行研究，本课题将尽可能阅读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首先追求在资料收集、理解上超越前人。 • ⑤实地调查法。进士人才涌现高度不均衡，除了时间及空间上的不均衡外，还存在着家族间的不均衡，本课题拟选择一些东南地区进士人才辈出的宗族，对其生产、生活的基地进行实地采访调查，使历史研究走近现场，让研究建立在科学、可靠的基础上，避免产生不出书斋的误解。本课题的研究重心地区是温州，因此将选择温州地区历史上人才辈出的宗族，对其进行实地的考察和采访。该调研计划在2013年、2014进行。在此基础上，本课题还将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福建、江西等某些进士人才涌现有过辉煌的家族采访上。
• 3、全国的角度有沈登苗《明清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就东南地区而论，较著者如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夏唯中、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郑建明《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明清时期重庆科举考试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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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成
闫志军：明清时期重庆科举考试述论
朝, 顺治朝, 光绪朝；河北省依次是顺治朝 , 雍正朝 , 康熙朝, 嘉庆朝, 同治朝, 光绪朝 , 道光朝, 咸丰朝 , 乾隆朝 .两地没有同步发展，进士人数的高峰与低谷时期都不相同，这主要是由清代科举政策的变化, 以及科举与时局的密切关系所导致的. 清初 , 统治者采用科举考试的手段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河北属畿辅重地，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必然大幅度增加河北科举的名额，以求尽快收服京师周边地区的人心 . 清顺治十二年（1655 年）规定，会试 " 每科临场，照各省应试举人名数多寡，随时分配中
[1 ]
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名副其实的 " 永制 " "科举永制" . 为科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这表明：在传统社会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体现公正性的科举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发展的空间也依然存
[2 ] 在. 但由于地域的不同，科举在各地的发展极不平
衡，明清时期重庆科举与其他地区相比，总体上有以下两方面特征 . 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明清时期重庆科举的发展状况仍比东部和江南文化发达地区落后，这与四川甚至整个西南地区的落后是分不开的.有学者统计[ 3 ] ，明清时期全国每县进士的平均水准明代是 18 人，清代是 16 人，依据这一标准，可以对全国各省区的情况作一比较，具体数据见下表 1 . 从表 1 可以看出，明代四川辖 131 县，只有 21 个县达到全国平均水准，占 16.0%，百分比排名第 12；清代四川辖 155 县，只有 11 个县达标，百分比则降到了 7.1%，位列倒数第二 . 在这一背景下，重庆作为当时四川一州府，即便有所发展，也是孤掌难鸣 . 据资料所载，明代重庆共有进士 354 人 [4 ] ，与进士人

中国古代状元进士主要地域分布

中国古代状元进士主要地域分布一、文科人才明清全国进士、状元的时空分布表★表1明代各省进士的地理分布名次省份进士1浙江36972江西31143江苏29774福建23745山东17636河南17297河北16218四川13699山西119410安徽116911湖北100912陕西87013广东85714湖南48115广西20716云南12217甘肃11918贵州3219辽东23★表2明代状元分布表（前五位）名次省份状元1浙江202江西183江苏174福建105安徽6★表3清代各省进士的地理分布名次省份进士1江苏29492浙江28083河北26744山东22705江西19196河南17217山西14208福建13719湖北124710安徽111911陕西104312广东101113四川75314湖南71415云南69416贵州60717广西56818甘肃28919辽东186★表4清代状元分布表（前五位）名次省份状元1江苏272浙江203安徽74山东55河北/福建3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明代进士、状元大多出生于南方，北方则全面落后。

进士中只有山东勉强挤进了前五名，状元中前五名的省则无一是北方的。

这固然与南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有关，但南北能相差这么多，与蒙元一百多年间对我国北方，尤其是华北平原经济、文化、人才的全面破坏是分不开的。

由于这一百多年的屠杀和破坏，北方元气大伤，有明一代恢复非常艰难！再看清代的进士、状元分布，虽然北方依然落后，但已经出现了强劲反弹。

尤其是河北、山东，无论是进士总数还是状元人数，竟双双进入前五名。

这与明清几百年来北方，尤其是华北平原相对安定，人民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元气逐渐恢复有关！总之，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人口中心在南移的同时，也在加速向东北部尤其是渤海地区转移。

随着清末民初，大量汉族人口对东北地区的迁移定居，这一趋势表现的更加明显！二、武科人才我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

明清时期甘肃进士的时空分布

ｌ人逐渐增至道光朝的４人，然后呈下降趋势，到光绪朝又猛增至ｌ３Ｏ２ｌ人。明清两代甘肃进七在时间上的共同分布特点是中期人数较多，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进士人数为１８，占整个明代甘肃进人数的５％。清代乾隆、０人９嘉庆、道光、成丰四朝进士人数为１７，占整个清代甘肃进士人数的４％。若加上光绪朝ｌ３，则占整个清代甘肃３人５ｌ人
进士人数超过３Ｏ人的朝代还有乾隆、嘉庆、道光三朝。２明代甘肃进士人数的分布基本上呈 “ ”字形。清代甘肃进：、几上人数的分布基本上呈 “ Ｎ”形。明代的分布实际上是中问高，两头低，成化朝、弘治朝、正德朝、嘉靖朝高，两端逐渐减少，万历朝、祟祯朝略有起伏。清代从顺治朝的
中图分类号：１０＜７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７６２— ０２（０６３— ０４５０２０）００３— ０３
明清时期，是继汉唐之后甘肃社会历史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由于边疆的开发，文化教育的发展，汉文化在各民族群
众中重新确立和传播，甘肃出现了文化复苏的局面。这一时期，甘肃涌现出大批人才。在古代，人才主要指科举士人，而
进士是人才的主要标志。进士人数的多少和时空分布不仅反映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而且也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一个地
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因此，考察进士的时空分布，对于研究社会发展状况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明清甘肃文进士为研究对象，从时问和空间两个方面探讨甘肃进士的分布状况、分布特点及其原因，以期望对现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

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t◎沈登苗提要：清代全国各地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基本一致。

较大层面的不一致，大多可用特殊性加以解释，即各地巍科人物的多寡和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及产生的时段有关。

研究的现状要求我们对进士地理分布的统计缩到最小时空单位，即以县为纬、以科年为经对全国进士做动态研究，如此方能反映进士在清代人文地理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有助于科举学的进展。

本文关于清代历科进士的省级分布、清代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的统计分析，为比较准确地进行县/科年为单位的动态研究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探讨清代全国进士的时空分布打下一定基础。

关键词：历科进士巍科人物清代省级分布作者沈登苗，浙江慈溪人，独立学者（邮政编码315300)。

一旧题重拾20世纪90年代后期，笔者在缪进鸿教授等的无私帮助下，撰写了《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以下简称《关系》）一文。

文章明确提出并*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毛晓阳教授、江庆柏教授、侯美珍教授的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86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翔实论证了明清全国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的观点，为研究明清全国的区域文化与人才分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并认为，我们在整体上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选拔人才的公正性、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对科举的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1]。

以此文为基础，笔者接着又写了科举与教育、人才方面的一系列论文[2]，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还把有关资料应用到其他研究中[3]。

撰写《关系》时，仅进士的统计表格就有数百页，根本不可能把有价值的资料都反映出来。

故在后续研究中，我在引用并标注出处时往往说明：含未发表的统计资料。

这些后续研究成果，均收人我的论文集《文化的薪火》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台湾成功大学的侯美珍教授来信热情鼓励，同时提出问题：关于进士人数的引用（指《关系》发表后的若干引用），他人不能复查，影响了可信度，别人更不能享用。

云南明清两代文进士的地区分布及原因

云南明清两代文进士的地区分布及原因云南明清两代文进士的地区分布及原因张佐中国封建王朝设科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始创于隋，形成于唐，延续到了清末。

云南由于太边远，且长期处于地方割据的状态，一直到元朝才推行开科取士的制度。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分为四级：院试，考取者称为生员，俗称秀才；乡试，考取者称为举人；会试，考取者称为贡士；殿试，考取者称为进士。

明清两代是云南文化、经济长足发展的两个朝代。

这两个朝代，云南的知识分子士绅阶层迅速崛起、壮大，对边远、封闭、落后的云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知识分子士绅阶层的崛起、壮大又与明初汉族大规模移民云南以及科举取士密切相关。

较保守地估计，明代大约有三百多万汉族移民云南，这些移民使云南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云南原先薄弱的汉文化逐渐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云南明代的科举考试，乡试始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癸酉科，这年到应天府（南京）参加乡试的云南人有李忠、杨嵩两人中举；会试始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甲戌科，这年参加会试的云南举子，有昆明人李忠中进士。

此后，云南的举人、进士群体便逐渐壮大，一些科甲鼎盛的州县还出现了科举世家和科举家族。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诏停科举，云南也和全国一样废除了科举考试。

云南科举取士的确立和发展，大大促进了云南儒学的提高。

文进士的地区分布明清两代，全国共举行进士考试二百零一科，云南仅有数次未参加考试。

明清两代的会试和殿试，全国共取文进士51624人，云南籍（包括在云南的外省籍人士的后代）举子共有962人（明代264人，清代698人）中文进士（元代的云南只有5个昆明人中文进士）。

笔者收集资料多年，经过较细致的整理、划分，大体上可以把这962个文进士的籍贯按云南如今的行政区划归属于下（具体人名略）：昆明市的盘龙、五华、西山、官渡四区，明清两代都属于昆明县。

昆明县明代有52人中进士，清代有166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218人中进士，居全省州县之首。

方案-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本文首先对王毓铨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认为朱保炯、谢沛霖把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明代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

明代没有纯粹的乡贯。

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是“双籍进士”。

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明代进士\xa0 户籍·籍别·乡贯\xa0 移民史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

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

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

王毓铨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

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

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

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

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

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

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贴”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