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中的感伤主义色彩——读白先勇的作品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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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中的感伤主义色彩——读白先勇的作品有感(2008-01-02 09:55:02)转载标签： 文化
摘要：中西合璧、悲剧色彩和感伤主义是白先勇创作的特点，但感伤主义更具个人色彩，作家通过塑造不同人物的乡愁形象来表现。本文试着从作品中的不同阶层的人物的乡愁去进一步挖掘作家内心深处的感伤情怀与实质。

关键词：白先勇；感伤情怀；乡愁；



白先勇创作的三大特点：中西合璧、悲剧色彩和感伤主义。因此，白先勇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伤感主义色彩，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几乎流露出郁结在作者心中的无限的哀愁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构成白先勇作品的感伤主义色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就作品中所突现的“乡愁”——怀念祖国、故乡、亲人的无限哀愁。

是什么原因导致作家如此深有感触？他们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表现的呢？近代中国的历史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变化，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一部分的中国人由于对中国的情况不理解就离开大陆到了台湾，后来美国经济的强行侵入，使得台湾的经济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那一些人就对台湾产生了一种茫然的心态，他们不知何去何从？成了所谓的“无根的一代”，从内心深处产生了无限寂寞孤独的“乡愁”。他们身处异国，但经常怀念的却是自己童年时代的祖国、亲人、故土。所以在台湾的某些作家的作品中就形成了一种感伤的情绪，曲折地反映了爱国主义思想和深沉的民族感情。而白先勇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作品中的乡愁是通过各类人表现出来的，下面就他的作品来试将人物归类。

一类是台湾上层人物表现出来的“乡愁”。在《游园惊梦》中，钱夫人的“感伤”，她虽然到了台湾后但心中总是念念不忘大陆的东西，对南京的一切总是难以忘怀，口中总不离南京，常常用台湾的的东西与大陆的东西来对比。在穿衣服上，尽管衣料旧了看起来不够亮，但一想到是从南京带出来的就宁愿用它来裁衣也不愿意到鸿翔绸缎庄买份新的。因为“她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在与人谈到看戏上，她觉得台湾里演的戏不值得看，“好久没看了”、“住在南部，难得有好戏”。在喝酒时，她有这样的感慨，“可是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割喉。”“没想到真正从绍兴办来的那些陈年花雕也那么伤人。”在窦夫人问她有没有发觉台北变了些时，她就沉吟了半响，侧过头说：“变了很多”后又轻轻地加了一句“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许多新的高楼大厦。

”在《梁父吟》中，孟养临终时的遗言：“日后打回大陆，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柜移回家乡。”王钦之送给孟养的挽联就嵌了这么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原父老望旌旗。”朴公在评价孟养的孩子时说：“虽说身后哀荣，也不能太离格。我看孟养的那个男孩子，竟不大懂事。大概在外国住久了，我们中国人的人情礼俗他不甚了解。”……这群上层人物虽然过着一种新的生活，但植根于心中那顾乡愁并没有褪去，他们留恋昔日的生活，昔日的事物，有着传统的文化思想都希望能够“落叶归根”，重归故土的愿望。

另一类是中层人物表现出来的“乡愁”。这类人多是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在外国接受教育，过的是外国式的生活。这大概是白先勇把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期的生活经历与心中所想所感投射到这一类人的身上。所以在《芝加哥之死》中，描写了吴汉魂在美国芝大苦读了六年，连自己母亲去世也不能见到最后一面，对母亲的思念导致他发恶梦，而他曾经热恋的女友也嫁作他人了，他在芝加哥住了那么多年，本来一切已经适应的了，周围的环境也渐渐熟悉，但他只觉得“芝加哥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他立在梦露街与克拉克的十字路口，“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他失去了方向观念，他失去了定心力……跟不上它的节拍。”最后即使他考上了博士学位，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却投湖自尽了，因为母亲的声声呼唤，他觉得自己真的受不了要找一个地方落脚。但他又说“他不要回台北，台北没有高层楼的大厦，可是他更不要回到克拉克街高层公寓的地下室，他不能忍受那股潮湿的霉气……”追究他的死，其实是因为他感到他已经失去了一切，已经没有根。而美国的社会和西方文化他无法接受，他的名字“吴汉魏”就说明他完全是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极端的孤独与痛苦使他不顾那个颇为舒适的职位而选择了轻生。在《冬夜》中，余嵌磊教授和在美国的吴柱国，他们在短暂的见面时间里，他们对过去在大陆时代的学生生活的回忆，“比北平那些胡同还要乱多了”。吴柱国对台北卷子的评价，他里面穿着一件中国丝棉短袄。他喝龙井不喝红茶，他笑着摇头说：“我们中国人还是那么喜欢应酬。”他们谈论“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的艰苦战斗岁月，当几个中国教授和学生在《五四运动的重新评价》中谈到“五四”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吴柱国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会场，他认为自己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没有资格为“五四”讲话。他们还谈到在大陆、台湾、美国的同学的生活，工作情况，对他们的命运

的关心。余教授在谈到自己撞伤的腿中说：“我看我们中国人的毛病，也特别胡扯，有时候，洋法子未必凑效，还得弄帖土药秘方来治一治，像打金针，乱插一下，作兴还戳中了机关——”……可见他们对中国是多么的眷恋与热爱。还有《谪仙记》的李彤等。

最后一类是下层人物表现的“乡愁”。而这一类人作家写得更深刻，让读者为这些人感到更多的同情与可悲。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写的是男工王雄本是湖南的一个农民，在无意间给日本上抽壮丁给抽了出来，一混便是很多年了，总没能回过家，心中对那个家充满着思念。他会追问“我”关于大陆的情况，“表少爷，你在金门岛上看得到大陆吗？”、“他们是过来找亲人的。”“我们湖南乡下有赶尸的，人死在外头，要是家里有挂得紧的亲人，那些死人跑回去跑得才快呢？”有次王雄与“我”谈在金门时的情况，他说当时有不少的老士兵，而那些老士兵总令他联想那份怀乡的哀愁，“一定也跟古时候戍边的那些士卒的那样深，那样远。”后来王雄因为丽儿的疏远与喜妹的嘲弄，受到了打击，于是他投水自尽了，死时还想念着家人，眷念着养他的故乡。在《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原是广西桂林人，中学时代与一个美丽的姑娘相好，到台湾后念念不忘桂林老家的未婚妻，他省吃俭用想尽办法存钱为的是把未婚妻接到一起住最后却被骗走了钱财还被人打了一顿，两岸隔绝的不争现实粉碎了卢先生和大陆未婚妻团圆的幻想，于是，他变得消极颓废，不再忠于爱情，和一个放荡的台湾洗衣婆草草结婚，最终酿成悲剧。……无论是王雄在无以言说的思乡惫念与难熬的抑郁心境中，走向了荒凉的海滩，还是卢先生思念情人与梦想破碎后的悲哀，他们留给我们记忆的是腐尸的恶臭与乱舞的双手，留给我们的是无论他们怎样与现实生活挣扎，都走不出思乡的局限，除了死亡别无选择……



这些乡愁都反映了作家的感伤情绪，他笔下的人物的“乡愁”都是极端严重，这些人物表现为极端的苦闷、绝望、甚至于自杀，形成了小说的悲剧基调。白先勇的小说世界是一个痛苦的存在，背景的意义折射出了现实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不相通，人物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孤独感与寂寞感。因此白先勇的感伤情绪在很多时候都表现为一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对一切人，不管是上层人物还是下层人物都有着无限的关注。另外作家的伤感，不完全是对台湾上层社会没落的伤感，而是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中断的哀悼与惋惜。并且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反映了祖国和台湾的分离

，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和灾难。

台湾诗人余光中曾评价白先勇是“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他的作品最具历史感”。白先勇自己在《台北人》扉页上也写到：“纪念先父先母他们那个优患重重的年代”，并附上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云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在阅读白先勇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的小说是一幕沉重的生命剧沉沉地把自己的感情投入进去，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出作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他对人物命运的终极关怀，让每一个读它的人不得不沉思、领悟……



【参考文献】

[1]白先勇，《白先勇自选集》[M]，花城出版社，1996年6月.

[2]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四卷[M]，花城出版社，2004年4月.

[3]古继堂，《简明的台湾文学史》[M]，时事出版社，2006年6月.

[4]曹惠民，《台港澳文学教程》[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10月.

[5]陈丽娟，《永远的悲歌——论白先勇小说的感伤意识》[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11）.

[6]丛坤，《.论白先勇作品中的感伤美》[J]，温州大学学报，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