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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老子为政思想的比较

刘启涵

(06 自动化系)

摘要:儒道两家思想,作为贯穿中华文化的两条主脉,衍生出了灿灿数千年的华夏封建政治文明。而其思想源泉孔子、老子二人,他们的为政思想,更是溶入了封建政治理论的内核之中,影响后世。本文将从他们的思想集大成之作《论语》和《老子》出发,分析两者为政思想的异同,并尝试探讨其现世意义。

关键字:孔子老子仁政无为而治

1孔子的为政思想

孔子,后世尊之圣人,其论已垂千载,“遮蔽了整个民族漫长的历史,一个民族都一直顺着他的倒影前行两干多年。”1其“仁政”之政治思想,更是渗入中华文化的骨子里,成为东方政治哲学里不可撼动的基石之一。为政思想之精粹,即使在千年之隔的如今,也依旧有极大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1.1孔子为政思想的内容

孔子的为政思想内容是多方面的。不止有治国基本方针,也有推行教化的手段,更有对施政者的严格要求与施政方式的规劝,世人熟知的“仁政”仅是对它核心的提炼。下面简单从三个角度对其思想作简要归纳。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就是恢复周朝的制度,他认为只要周礼恢复,国家的政治面貌便会大为改观,“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讲信修睦”(《礼记》)的理想社会变有机会实现。以周礼为准,孔子提出了严格等级制度、以德以礼以乐治国、选贤与能、推广教化等等措施,等级严明以绝谋逆,任贤去佞以正风气,德治感化、振兴礼乐、教而广之以育其民。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等级观念的重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是国家能稳定发展的基础,因为在孔子看来,只有这样做,才会杜绝谋权弑君的现象,从而保证国家政策的稳定实施。

光有好的治国理念显然是不足的,还要有好的理念践行者,因此,孔子对于为政者也是有相当高要求的。首先是有社会责任感,“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太平盛世需要人站出来时必须要敢于担当。其次要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则行”(《论语·子路》),只有自己给百姓带头,才能使人信服地跟随。最后,还要德才兼备,以和为贵等等,可以说,作为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孔子对他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孔子眼里,执政者对待百姓群众是一定要温和而不严苛(尤其相对于法家),严于律己是自我的要求,宽以待人更是工作时的态度。此外,在自身忘我工作时,执政者也要发现人才而不要压抑人才。

1.2评价与启示

众所周知,孔子的学说是积极用世的学说,其主动改变的能动性在其为政思想的三个方1鲍鹏山《孔子——黑暗王国里的残烛》

面,治国论,干部论,方法论中也显而易见。其中,德治的理念、以身作则的官员作风也与如今我们所推崇的为政观点不谋而合,体现出孔子政治学说经久不衰的历史进步性。但是,受封建社会大背景的影响,森严的等级观念和统治者-被统治者的二向思维模式局限了这一思想的适用性,因此,如今的我们需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孔子的为政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老子的为政思想

很难想象,在中华文明的孩提时期,有那么一位洞若观火的睿智老人,注视着朝代更迭下的混乱,了然一切后骑牛西去,踪迹杳然,空留五千余字道德真经,让后人揣摩千年难得其真意。他是老子,坚持无为而治的道家之祖。

2.1老子为政思想的内容

作为道家思想的精髓,老子的《道德经》里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从“道法自然”的核心准则,到“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到“虚静无执”的超然心境,在这里,“无为”,是最高标准的“为”。

所谓君道无为是指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自身要保持一种“虚静无执、贵身重生、少私寡欲”的精神状态,并以此实现君民关系和谐,社会长治久安。虚静无执,指人要清除杂念,摒除成见,保守空明,回归本真,统治者不能好大喜功,也不能急功近利,要时刻保持情绪的淡然,不以躁动知天下方不乱天下。贵身重生,在老子的思想中,人的生命是宝贵而不可替代的,名利权色的诱惑远远不及生命的可贵,从爱惜自己的生命出发,老子提出,“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道德经·十三章》),即执政者以己度人,将“贵身”的思想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大爱”,就会珍惜善待子民的生命,不因身外之物(名利权色)而伤害百姓。少私寡欲,是实现前两者的必然要求,“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十章》)从自然的“无欲无求”出发,暗合“大道无为”的思想,老子认为人必须顺应自然,效法天地之无私,“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德经·第七章》),少私寡欲,反而能保全自身,长久生存,同时,减少私心也能实现统治的长久,“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道德经·第七章》)

老子为政思想中治国方法的核心便是“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从百姓的权益出发,自觉地服务和奉献于民众,具体落实可分为以下三点:其一,减轻赋税,“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道德经·七十五章》)在老子看来,若是统治者对百姓宽厚仁爱,不用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就不会导致民众饥寒交迫。其二,简化政令,行不言之教,“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六十章》)老子以烹鱼比治国,告诫为政者要遵从社会自然秩序,不朝令夕改,胡乱折腾,做“太上,下知有之”(《道德经·十七章》)的统治者,清静无为。其三,维护和平,与民休息,老子所处的时代战乱横生,因而他也深知战争的惨烈与残酷,“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三十章》)因此,他提出治国“不以兵强天下”(《道德经·三十章》),而要让民众发展生产,繁衍生息。

2.2评价与启示

作为从老子“道法自然”的核心法则延伸出的廉政思想,它在理论意义上是对政治理论体系的一次巨大开拓,但是,由于时代背景所限,它并没有真正地投入过实践之中,反而更多地作为一种文化象征,而“道法自然”的思想,也并没有在封建社会中真正占据主流,而是为古代的文人墨客所青睐,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创作的一大支柱思想。但是,从如今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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