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顺应性理论在《围城》中的体现

浅析顺应性理论在《围城》中的体现
语码转换是指一种语言中夹杂别的语言形成混合语码。

《围城》中大部分主人公都有留洋的人生经历,所以文中出现了许多外语,其中出现最多的是英语,还有一些法语、德语等。

因为汉语是方块文字,而英语、法语、德语等是字母文字,所以语码转换在小说中特别醒目。

本文试图结合主人公不同的社会背景,运用顺应性理论探讨《围城》中语码混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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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围城》是一部剖析知识分子灵魂的短篇小说。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匠心独具,将一些英文、法文、拉丁文等外文夹进中文里。

这些外文,既有单个的词汇,也有完整的句子,或出现在对话中,或出现在叙述与描写中,既准确又流畅,鲜活独特。

这些外文语码和中文语码的混合使用对于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这部作品中,读者处处可见混合语码,时时可感觉到主人公的嬉笑怒骂。

这些夹着不同语码的言语,总似言尤未尽,情尤未抒,让人不禁想揣摩主人公的心理,从而使读者对下文更感兴趣。

二、语码和语码转换的定义
在语言学中比语体或方言更中性的术语就是“语码”。

“语码”强调特定群体中实用的语体或语言。

例如,生活在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可能有两种语码:英语和西班牙语。

人们上班时说一种语码(英语),在家时或和邻居说话时换另一种语码。

这样,人们就要选择语码,用不同的语码交流。

语码转换则是对谈话时不同语码选择的阐述。

具体指双语者在同一个会话语篇中交替使用两种语言或同一语言的两种方言的语用现象。

从语码转换环节看,有句际转换(in-tersentential switching)和句内转换(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之分。

句际转换发生在话轮交替之际,是双语者根据交际情景或话题的变化而有意采纳的语码转换形式,目的主要在于改变说话风格。

句内转换也叫语码混合(code-mixing),发生在同一话语之中,当说话人一时忘词,却记得另一种语码中的对应说法时,或者当某一文化现象或理念没有被主脉语言编码时,可能会借助这种语码转换形式,以弥补语汇知识的不足或者语言中的语汇空缺。

这种情况在双语或多种语群内非常普遍,通常是关系密切的一种标志,如在非正式场合下在朋友或同事之间。

混合语码涉及语言的不同层次,如语音、词法、句法结构或词项。

比如在《围城》中,赵辛楣谈及方鸿渐听孙小姐的话暂没有办婚事时,对方鸿渐说道“那么,你太weak”并且他自以为这个英文词嵌得非常妙,不愧外交词令,是个不错的语码混合。

三、语码转换的语用顺应理论
语用学的顺应性理论是Verschueren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酝酿,于1999年出版的《语用学的理解》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语用学研究模式。

这是个兼具包容性
和解释力的理论,所以它可以用来进行语码转换的研究。

Verschueren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进行语言选择,是因为自然语言具有三个特征: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这三个特征是人类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

它们使人类能动态地使用语言。

顺应性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它指的是人类用商讨的方法选择语言,从而使交际取得成功。

一般来说,语码转换者主要是通过顺应语言现实(Linguistic reality),社会规约(Social Conventions)和心理动机(Mental Motivation)而达到某种交际目的的。

(一)语言现实的顺应
对语言现实的顺应主要考虑用一种语言表达思想或概念时,是否有另一种语言可作为语码转换的相应形式。

如果某个思想或概念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而不存在于另外一种语言当中,那么当这两种语言互相接触时就会出现语码转换或语言借用的现象,因为其中的一种语言弥补了另外一种语言在这个方面的空缺。

比如方鸿渐追想他的国文先生都叫不响,不比菩蒂、陈散原这些名字,像一支上等哈梵那(Havana)雪茄烟,可以挂在嘴边卖弄。

哈梵那(Havana)牌子的雪茄烟仅是外国才有的,因而用哈梵那(Havana)是一种语言空缺的填补。

这种现象是语码转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就要动态地顺应这样的语言事实,从而有效地进行语码转换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

例如,柔嘉不耐烦,道:“没有结!要穿,你自己去买。

我没见过像你这样nasty的人!我忙了六天,就不许我半天快乐,回来谁看你的脸。

”在此句中,表达式“这样nasty的人”是一个名词性短语,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形容词“nasty”是一个表态度的描述性词语,用来修饰中心词“人”。

在评价系统中,“nasty”属于判断性修饰语,表达了柔嘉对丈夫的评价及态度。

当时情况是柔嘉很生气,但一时又抹不开文人的面子,没有用难听的字眼骂方鸿渐,而用了比较隐晦的英语词“nasty”来责怪他。

另外,柔嘉和鸿渐之间的夫妻关系使得他们的语言具有非正式性,他们又都懂英语,就第二个因素而言,选择英语语码的余地就更大了,而且意识程度也较第一个因素下的语码转换的意识程度要高。

孙柔嘉在文中转用英语,可能觉得英语表达能更精确地体现自己虽生方鸿渐的气,但仍然很爱他,不会狠心地责怪他的事实。

(二)社会规约的顺应
对社会规约的顺应主要是指对社会文化,如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等的顺应。

语言使用者是生活在具体社会中的人,他们的行为(包括语言),会受到社会规约的约束和制约。

比如在典型的双语社会中可能有一种语言是高变体High Variety,而另一种语言是低变体Low Variety。

比如在教育宗教等场合下,高变体就是应该选择的语言,而在私下交谈等场合就要使用低变体的语言。

这样,语言使用者就动态地顺应或遵守了社会规约,或者出于交际的需要违背了社会规约。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可能就会使听话者为难、尴尬、甚至生气。

例如:今天是作文的日子,孙小姐叫他们造句,他们全说没带纸,只肯口头练习。

她叫一个学生用三个人称各做一句,那学生一口气背书似的说:“I am your husband. You are My wife. He is also your husband. We are your many husbands.”全课堂笑得
前仰后翻,孙小姐愤然出课堂。

在此例中,课堂语言比较严肃,但却被学生讽刺的语码推翻了,整个课堂失去了严肃性,而孙小姐由于学生突然转换语码丢失了颜面,所以极其生气。

(三)心理动机的顺应
对心理动机的顺应是语码转换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方面包括的内容很广。

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的心理动机会在许多情况下影响交际者的语言行为。

例如:
(1)张先生呵呵大笑,一面吩咐进来的女佣说:“快去跟太太小姐说,客人来了,请她们出来。

Make it snappy!”
(2)鸿渐拿了几件,看都是“成化”“宣德”“康熙”,也不识真假,只好说:“这东西很值钱罢?” “Sure!值不少钱呢,Plenty of dough。

并且这东西不比书画。

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waste paper。

瓷器假的,至少可以盛菜盛饭。

我有时请外国friends吃饭,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他们都觉得古香古色,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

”
在张买办看来,讲几句英语似乎高人一等,英语就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

例(1)中即使明知女佣不懂英语,张买办在命令时也要加上一句英文。

例(2)中在没有必要的地方用一两个英语单词以此来炫耀自己的支配性地位。

这样作者就将张买办卖弄花招与崇洋媚外的心理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语码转化的语用功能在《围城》中主要体现在顺应理论上。

语码转换可以用来弥补或填充语言空白,这主要体现在说话者由于不安、疲惫及注意力分散而想不起或缺少适当的表达方式,转而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

会话中,语码转换可以使个体成为特殊群体中的一员,这种转换也常用来把不会说或听不懂二语的人排除在外;最后,语码转换也可达到许多其他交际目的,如同单语者在说话中可用各种各样熟悉的手段表达其态度、情感一样,双语者同样可以用语码转换达到其目的。

《围城》中的主人公们多用英语语码混合于汉语中,以此表现他们与众不同的社会地位,而在他们群体之间的语码转换则是显示他们关系亲疏程度,表现他们心理状态等隐性真相的重要手段。

简言之,《围城》中的语码转换让读者感受到更丰富、更充实的内涵,是其成名的主要原因,是言语主体为满足表达需要对语码选择的结果,是出于一定的语用目的,以便达到更准确、更方便地传递信息、强调观点、向对方靠拢以及表明说话人的社会地位等目的而运用的一种交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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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红梅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4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