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民族国家

西欧现代民族国家是在“欧洲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略为仔细地看一下现代西欧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出它们完全是在某种经济上的“欧洲化”的过程中进行的。从16世纪以来的几百年间，这一过程可分成若干阶段，每个阶段都可看到这个过程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展。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王权的强大有密切关系。通过英法百年战争和英国红白玫瑰战争，就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封建割据势力削弱，王权加强，形成以国王为首的统一的政治力量。战争激发了各阶层的民族意识，出现了以忠于国王为特征的爱国主义。在中世纪西欧各国主要是以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为主的。这种庄园经济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反而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形势。但到中世纪后期，庄园经济基本解体，区域性城市及至全国性城市逐步形成，贸易和商业得以发展。最后形成统一的经济中心，这样统一的经济中心成为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条件。而在庄园经济解体，商业城市兴起的过程中，人口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们来看一看中世纪晚期西欧人口的变化状况。

十四世纪后半期人口开始重新增长时，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基本瓦解。封建社会瓦解之后，专制国家形成，最后形成西欧民族国家。当然封建庄园经济的瓦解不仅仅是因为人口的变化，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影响。西欧的贸易和商业早在十一、十二世纪就有所发展了，比如，北意大利，中德意志和弗兰德的市镇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了。在12和13世纪，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城市大量的手工业品进入庄园，领主由于自身消费的特点，不满足于以往庄园手工业者生产的低劣的手工业品，迫切需要大量的货币购买城市输入的精美手工业品，这就出现不断发生庄园自营地缩减、劳役地租改为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等现象。14世纪初起，西欧经济变化剧烈，出现所谓的封建主义的危机，庄园主纷纷放弃自营地，改为出租经营，货币地租流行，农奴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人身自由，劳役制庄园趋于瓦解。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城市商品兴起，封建庄园经济衰退的时期。之后经历黑死病和百年战争等的破坏，城市商品经济虽受打击，但最终恢复并繁荣发展，而封建庄园经济则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另外，在城市及商品经济的兴起过程中，以王权为中心的政府和城市是相互依赖、相互利用的关系。为了要生存下去，国家必须得到远远多于它从传统封建收入来源所能得到的财政岁入，这样国家首脑为了得到税收就得鼓励、增加和扩大贸易。而商人和城市居民则需要的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庄园制的瓦解对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西欧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农场的兴起、地租形态的更替、市场体系的孕育、农奴的解放等。为西欧率先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只有建立

在人民权利得到保障人民需要有新的力量把他们凝聚在一起。而这个力量就是基于个人权益的民族认同感。设想，对内而言，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足够高，人民生活在这个国家之中有幸福感，对外而言，这个国家足够强大，给民众提供充分的为本民族自豪的理由。身处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还会没有民族认同感。我认为，要解决台湾问题，就是要让台湾人有这样一种民族认同感。

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是一个过渡阶段，从传统的以军事、政治手段为主的整合转到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整合。16世纪时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或“欧洲化”达到了相当广泛的规模。这种“经济一体化”还因为这时期的政治斗争而加剧发展。比如，查理五世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及在西欧内部与法国的战争，迫使他寅吃卯粮，不断向欧洲的大银行家借钱，同时把美洲的金银或未来的税收作抵押。16世纪到18世纪末的商业战争与商业霸权的嬗替，是欧洲经济一体化或欧洲化的一个重要阶段。19世纪，西欧各国先后展开工业化并在不久后开始向国外输出资本，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展也渐渐进入巅峰状态。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欧洲化极大地促进欧洲民族国家发展的表现。进入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化”过程又有了新的内容：资本输出成为“欧洲化”的重要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其实主要就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输出：一是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输出，再者是向北美的输出。至于向第三世界的输出，实际上非常有限。下面的表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某种意义上欧洲人在这几百年间都是在“大动荡、大分化”中度过的，所以他们也留下了关于那一时代的感叹。16世纪时英国一位叫托马斯•迪格斯的数学家这样说道：“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谈论持久的和平……那仅仅是人们的期望。在这个严酷的时代里，战争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除非同宇宙一道毁灭，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消除。”也有一些人是从正面来看这种动荡和变化的，他们高度评价自己的时代，认为那是史无前例的、最伟大的时代。 现代西欧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就是在某种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适应性变化。没有这种一体化或“欧洲化”，就不会有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所以，当我们看现代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时，不能忽视它们赖以形成的经济一体化的背景，这对我们理解当代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借鉴作用。在“欧洲化”的不同阶段，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主权的具体内容是有变化的。

16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主权的演变主要受两种力量的推动或制约：一种是对外扩张的需要及与此相关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另一种是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西欧一些国家出于扩张

的需要，曾先后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建立拥有国家权力的殖民公司。西欧国家的扩张，始终面临着与他们的主权理论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它们害怕把征服的原则应用于欧洲；另一方面，他们在世界上又必须使用这条原则。在现实发展中，确实有一些人或国家不断地想把这种原则应用于欧洲，但在处理非西方国家的问题时，它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对待国际惯例或条约，特别是对那些自己未曾参与制订的国际惯例和条约，一般都是根据国家的基本利益或长远利益来处理的。

欧洲人习惯上采用的这些手段，今天仍然依稀可见。近年来美国不断抛开联合国自行其是，是前者的反映。今天，或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现象可能还会不断出现；也就是说，“强权政治”仍将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只不过它不会再像19世纪西方列强全面建立殖民帝国时那样赤裸裸而已。由此又可得出另一条结论：只要强权政治存在，就需要主权国家的斗争，主权国家必须继续存在。我们只要看看这一点就够了：美国是一个最现代的国家，但美国也可以说是最重视保护国家利益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