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规范论：类型及其配置(王_轶__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__教授)

民法规范论：类型及其配置民商法前沿”系列讲座现场实录第320期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上传时间：2008-6-30内容提要:2008年5月29日，民商法前沿论坛讲座和法理论坛第50讲在明德法学楼708会议室举行。

民商法前沿论坛邀请到了我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轶老师作题为“民法规范论：类型及其配置”的报告。

同时本次论坛邀请到我院法学理论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史彤彪老师作报告的评议人。

王轶教授先简要地介绍了关注民法规范论的原因|和研究民法规范论的基本理论前提。

王教授认为对于我国《合同法》第132条本身的理解，学者们是有分歧的。

随后王老师把民法协调的两种利益关系分为民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民事主体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关系，他认为这是研究民法规范论的基本理论前提。

然后，王老师又对这两种利益关系进行了细分。

随后，王轶教授着重讲授了我国现行法中规范的类型与不同类型的结合关系。

王轶教授把法律规范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任意性法律规范。

他认为任意性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其中的意思表示要素。

而且王教授提出又可分为补充性任意性法律规范和解释性任意性法律规范。

第二，倡导性法律规范。

王教授认为倡导性法律规范主要是指提倡和诱导当事人采用某个法律规范，并用《合同法》第10条作为例子，为大家详细讲解了倡导性法律规范。

第三，授权第三人规范。

王教授认为授权第三人规范主要是指授予第三人决定其利益的效力的法律规范。

同时，王教授又提出了关于授权第三人规范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随后，王教授又简要的向大家介绍了非交易关系背景下|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交易关系背景下|民事主体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强行性规范和混合型规范•。

史彤彪教授在点评中就“民法规范论：类型及其配置”等相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史教授提出了部门法理学的概念，而且建议用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各个部门法。

同时，史教授还就民法与法理学的结合提出了一些建议。

两位教授语言幽默风趣，睿智深刻，视角新颖独到、资料翔实丰富、分析深入浅出，赢得了全场同学的一致好评。

最后两位教授还就同学们的提问，与大家做了进一步的交流。

（李天帅）主讲人：王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评议人：史彤彪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时间：2008 年5 月29 日（周四）晚上6：30－9：00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708 会议室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晚上是我们民商法前沿论坛与法理学论坛共同举办的一场讲座。

我看到在座的同学大多都是王轶老师的粉丝，而不是我们法理学专业的，今天王轶老师的演讲一定会给我们论坛带来跨学科、多元的交流。

王轶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也是我国民法学界的第三代领军人物，首先对王轶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掌声）同时，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负责人史彤彪教授，史老师是一位思想者，我想他的评议一定会深刻精到，我们期待王轶老师的精彩演讲和史老师的精彩点评。

下面，首先有请王轶老师开始精彩的演讲！（掌声）主讲人：谢谢大家，很高兴有这样机会与在座的老师、同学一起交流，刚才主持人的评价真的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

（笑声）同时，感谢史老师牺牲晚上的休息时间来做评议。

其实在这之前，吴春歧博士给我说了好几次，问我民商法前沿要不要做一场报告？我说：“最近一直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就算了吧！”后来正好我们法理论坛说能够不能够就有些问题与法理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交流，正好我这两年所做的研究课题主要涉及到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

所以，当时就非常想听一听法理的老师和同学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特别是一些批评性的建议。

今天晚上我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民法规范论：类型及其配置》，这实际上是我正在承担的一个人文社科基地研究项目的一个题目，其实以前我在与大家一起交流的过程中间，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2002 年的5 月份，当时我在民商法前沿介绍物权变动体系化思考与民法原理整个题目的时候，当时就曾经用一少部分内容谈过合同法上面的规范配置问题；然后在去年的 3 月份，介绍物权法中间的争议问题及其评析的时候，我也曾经结合物权法的第四编担保物权谈到了物权法上面的部分规范配置问题；后来在我们法学院的研究生会举行的法学和伦理学的讲座中间，我介绍物权法中间的价值判断也曾经部分的涉及到民法规范论的相关问题。

今天晚上对民法规范论、类型及其配置所进行的分析和说明，我想大致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进行，首先我用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自己从事民法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间会关注民法规范论的问题；然后，我再利用较短的时间来介绍，我在讨论民法规范论的时候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第三部分，我将结合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着重分析一下，在我们心目中间现行的民事法律上主要有哪些类型的法律规范，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它们之间的结合和转化关系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自己从事民法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间会关注民法规范论的问题。

我记得我最早对民法规范论的问题产生兴趣，还是在1998 年当时我自己有机会参与国家法官学院举办的一些法官培训这样的机会，在当时授课的过程中，有不少法院的法官，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目前在江苏高院担任专职审委会委员的谢国伟法官，他当时就给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在中国今天的审判实践中间，法官动辄就会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是绝对无效的合同行为。

他就问，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举措可以让法官在认定合同绝对无效上会相对比较慎重一些？他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谈了几个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间法官就是把我们现行民事法律上面所确认的一些法律规则当作了影响合同行为效力的法律规范来对待，从而认定合同绝对无效。

当时在他提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间，我就感觉到，可能对法律规范类型所做的分析对于解决审判实务中间这样的问题会有一些帮助，这是最早萌生对民法规范论这个问题的兴趣。

在1999 年的3 月1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正式审议通过之后，在学术界围绕着如何在解释论上妥当的确定合同法上相关法律规则它的含义的时候，当时围绕着一个问题出现了较大的争议，那就是如何理解《合同法》第132 条第1 款所确立的法律规则究竟对应的是何种类型的法律规范问题。

《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主要是确认在一个买卖合同中间，出卖的标的物应当是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是出卖人有权处分，在当时讨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过程中间，尤其是讨论到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效力的过程中间，就出现了比较大的意见分析。

我们的一位著名的前辈民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的杨振山老师，在他的著述中间认为，《合同法》第132 条第1 款使用了“应当”这个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该条所确立的法律规则对应的是应当是一个强制性规定。

如果是一个强制性规定的话，依照《合同法》第52条第5 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

所以，当时杨振山老师就主张，一个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应当是一个绝对无效的合同。

这种观点后来被杨振山老师的学生就是目前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田士永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物权行为理论研究》里面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得出的结论也是认为，这是一个强制性规定，一个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应当是一个无效的合同。

当时我自己也曾经写过讨论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文章，而且在我所做的博士论文中间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我对《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所进行的分析和讨论，得出了与杨振山老师和田士永博士不太一样的结论，我认为该条是一个倡导性规范，而不是一个强制性规定，并且由此得出了，在我们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法律背景之下，一个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在逻辑上有被认定成为是生效合同可能这样的一个结论，这就进一步引起了我对民法规范论这个问题的兴趣。

后来到北大法学院去做博士后研究，在2000 的时候，我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青年项目，当时申请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北大法学院的图书馆里面看期刊，当时有一个日本民事诉讼法的学者他在这篇文章中间表达一个观点，他说：“ 一个成熟的法学的学科应当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可以接受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这个观点对我的启发很大，随着2000 年申请这个课题的时候，我申请的题目是《规范分析与中国民法典的制订》，当时着重对合同法规范配置的分析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看能够不能够建构起来一个民法学与民法学以外的其他法学学科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的学术平台。

所以，正式对民法规范论的问题进行讨论应该是从2000 年申请这个课题的时候开始的。

在这个课题还没有完全结项的时候认识到，对民法规范论问题的讨论其实涉及到更多方面的知识和更多的研究方法。

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在安排申请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的时候，当时我就申报了《民法规范论类型及其配置》这样一个题目，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进一步的讨论下去。

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间，我注意到，国内的民法学界对于民法规范的问题的确是越来越重视，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好几篇的博士论文都是专门对民法规范进行研讨的博士论文，像清华大学崔建远教授指导的一篇博士论文，就是目前在郑州大学法学院任教的耿林博士，她他主要就是讨论强制性规范与合同效力。

另外今年王利明教授指导的一篇的博士论文，就是许中缘博士，其主要也是对民法中间的强行性规范进行分析和研讨。

而且这方面发表的专门性的文章也在逐年的增多，我注意到像南京大学的解亘博士，他在《中外法学》上面有一篇非常好的对日本有关强行性规范讨论进行介绍和分析的文章；西南政法大学的孙鹏博士，他也有一篇对民法上面的强行性规范进行讨论的文章；社科院法学所的谢鸿飞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上面也有一篇文章，主要也是对强行性规范进行分析和讨论。

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文章，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一一的介绍，这也就是说，民法规范论的问题是一个在民法学界日渐受到重视的问题。

而且我也注意到，在这些讨论民法规范问题的文章中间，都非常的注重对民法学以外的其他法学学科，尤其是法理学中间有关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所进行的吸收和借鉴，这是我与大家交流的第一部分内容。

我简要的介绍一下，我关注这个问题的过程，至于说背后的背景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间对这个问题表示过自己的看法，就是我在《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 年的第一期上面，有一个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在这篇文章中间我稍微详细的介绍了，包括为什么对民法规范论在内的民法的原理性问题，民法学者也要投入精力和兴趣去进行研究的原因，这个地方我就不再做进一步的说明了。